铜钱铸造原料进口与清代的长崎贸易

历史上在东亚海域往来的商船往往携带了很多与贸易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存的历史资料中与海上贸易相关的较少。由于17-19世纪有许多中国商船去日本贸易，尤其遭遇海难，偏离指定航线和进港地点的商船必须受到“锁国”体制的严格管控，这使得日本方面生成并保留了很多与海船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资料，其中包含一部分珍贵的商船、商人和水手图像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的商船从日本运回中国的货物中，按市场价值来衡量的话，50%以上与铜有关，这种用其他商品交换铜的贸易在清朝的长崎贸易中也被称为铜贸易。

本文讨论内容的出发点是考虑东亚地区的早期全球化问题，主要涉及明清时期中国和日本在贸易上的互补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在贸易中有很多优势，江南具有传统技术条件下强大的生产力，能提供包括高质量的丝绸、瓷器等各种产品。而16世纪以来的中日之间连接，从中国的视线上看，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倭寇”问题，发生在16世纪前期到隆庆年间的数十年，嘉靖年间尤甚；另一个则是清代的“铜采买”问题。从日本方面考虑，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日本在中日贸易中的优势较少，甚至没有优势。日方贸易的目标主要是获取江南的药材、丝棉制品、瓷器等。“战国时代”结束后，日本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幕藩国家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的中上层产生了巨量的各类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海外商品；同时期，幕府推动了与铜有关的矿山开发，作为矿山开发结果的金银铜的大量流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个方面是重新认识16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化过程中意义的重要切入点。

银钱并存二元货币体制在中国长期存续，但明清时期的银、清朝铜钱的原材料却主要依赖国际市场。事实上，中国长期从日本进口铜，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长崎贸易就中国方面而言，是以铜为中心的贸易。而且中日之间的铜贸易结构呈现畸形状态，日本的铜出口长期亏损，一直需要幕府补贴。

本报告主要使用了日本学者整理的江户时代的资料，其中有一部分资料具有连续性，有一部分则零零散散，一些数据在统计方法和统计类型的设定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还有荷兰方面的一些资料。荷兰海牙国家公文馆收藏了大量荷兰与日本关系的各种文书，其中有很多统计数据和中国有直接关系。荷兰商馆长期贿赂翻译，让他们把中国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翻译成荷兰文，几乎每艘中国船的资料都会提供给荷兰商馆。这部分资料如今主要保存在海牙公文馆里，具有连续性，但具体内容不是很详细。

日本金属矿产的开发生产不仅是铜矿的问题，还有金银矿山开发问题。从江户时代（1603-1868年）日本中央政权由现在的静冈转移到东京，开始构筑以江户为中心的政权系统后，特别是1610年以来加大铜矿的开发力度，为此还引进了欧洲的采矿炼矿技术。日本的铜矿集中在今天的秋田、枥木、爱媛，包括西海岸的一些地方，大规模开发铜矿的结果是在大阪出现了铜的流通中心和粗铜的提炼中心——铜座。由于各个地方的矿石、矿山和矿主的状况不同，提炼铜的成分不一样，运到铜座进行提炼的黄铜或红铜的纯度也有所不同。对中国出口的铜主要是纯度比较高的红铜，每一箱大约100斤。铜座的出现比银座更晚一点，银座在17世纪初期的江户就已经建立，是银的加工与流通中心。

1610年后的矿山开发与丰臣秀吉发起的“检地”运动有关，即统计调查全国土地包括矿山资源的情况，并在调查基础上进行开发。矿山开发和管理方面，比较重要的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规模不大的矿区由当地大名经营，幕府从中抽成。下面要介绍的有两大矿山，一是1610年发现的足尾矿山，对日本的铜出口非常重要；二是1690年发现的别子矿山，该矿山最初由住友开发，明治维新后引入了西方技术机器系统来扩大生产，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形成巨大的财阀和重工业系统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日本地图上可以大体看出这些主要的矿山的位置分布。上面一带是秋田矿区，有很多的小矿山；中间红圈的地方就是足尾矿山，在现在的日光附近；别子矿山在下面的四国岛。小叶田淳统计过16-17世纪世界金银产量，日本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国，1561-1580年间世界上的银年产量大概有300吨，金产量7到8吨。

到1668年，日本全国有23个主要铜矿区，此时粗铜出产量逐渐增加。到了17世纪80年代，日本铜矿已增加到50处，其中某年度粗铜年产量达到900万斤，即这一年粗铜生产大概到了5400吨的状态（日本1斤为600克）。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足尾矿1610-1759年间共生产了12万吨以上铜，平均年产量812吨；别子矿在177年间生产铜总数超过10万吨，年均产量558吨。这两个矿的生产峰值在1702-1714年间，年均总产量可达2831吨。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是日本全国铜总产量的峰值时期，此时最高产量大概超过1000万斤，即6000吨左右。由于锁国政策，日本采矿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且照明、通风、渗水、塌方、运输等问题导致矿山开发难度越来越高，日本铜总产量在18世纪后就开始下降。从数据上看，1716-1754年日本铜总产量在2240吨/年，之后近100年平均1820吨/年，幕府末期的1840-1867年则更少。

即便如此，在当时全世界的铜生产格局中，日本铜产量和出口量仍然是最高的。以下数据是日本某智库“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研究整理的结果。智利的铜产量到18世纪中期后才开始高增长；英国在1755-1800年期间年均产量3481吨，但在1754年以前，由于大型矿山机器系统还没有开发出来，其产量很有限。

日本铜持续增产的动力何在？为什么在人口数量不太多的情况下，超过50万人参与了铜开发、流通、精炼的全过程？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形成统一政权，特别是与幕府中央的财政需求高度相关。日本铜具有国内外两类需求。国内需求方面，日本上流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对铜器这一类生活用具有较大的需求。国外需求方面，幕府在形成统一政权后，于17世纪前期完成了锁国体制，对外保留了几个贸易窗口，其中最大的窗口就是长崎。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铜是日本换取所需商品的重要物资，包括战国末期和幕府初期从西方购买武器的重要资源。

早期，日本铜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到东南亚、印度和西亚（今伊朗、波斯湾一带国家）等地，也会直接出口到荷兰，并以此进入欧洲市场。日本铜的大量出口影响到当时的国际价格。但日本锁国之后的铜出口针对中国和荷兰，1715年（日本的正德5年，康熙54年）日本实施了新的贸易政策《正德新例》，其中涉及到铜出口管制的问题。下图是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幕府末期日本铜对荷兰和中国的出口的状态，上面粗线条是对中国的出口，下面细线条是针对荷兰的出口（今井典子《日本近世的铜与大阪铜商》）。

“正德新例”本质上就是对日本的金银铜出口设置限额，标准是对荷兰设置每年150万斤铜的出口上限，对中国是300万斤铜，但是逐年递减。当时，金银铜贸易具有非常强的国际购买力，但日本社会存在金银铜流出对日本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思想。根据新井白石给幕府中央上书中的统计数据，1648-1708年日本对中国和荷兰的出口中，银流出3700万两；1648年以前的50年，日本对外贸易的银输出总量达到1亿1226万两。矢野仁一利用欧洲文献和日本文献进行了考证，推测日本输出银流入中国的总量，1648-1708年间约有2700万两，而在1601-1647年间则超过1600万两。新井还指出，1648-1708年60年间日本的金流出超过239万两，是日本100年间金总产量的25%，而1601-1708年100余年间日本的金流出了619万两，这些金主要流到了欧洲。金是日本连接荷兰（欧洲）的财富象征，很长时间内日本与欧洲可以用金来兑换商品，而银出口荷兰被禁止。新井白石还指出，1658-1708年日本的铜流出11亿斤。源于金银铜过量流出的新井危机感的限制措施后来贯彻在“正德新例”中。

“正德新例”实施后铜出口为固定价，即幕府卖铜给中国和荷兰时为固定价格，荷兰商人的价格大概是中国商人的一半。幕府收购粗铜的成本价格通常约为15两银/100斤，不包括精炼与流通的成本。而1721年前后，日本对中国的铜出口价是10.15两银，对荷兰的价格是6.175两，日本铜出口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卖的越多，幕府的财政亏空积累越多。18世纪每出口100斤铜日本要亏3.5两白银，19世纪亏损则接近6两。这种畸形的出口状态是为了保持贸易平衡，因为幕府要进口更多的商品，如果按照成本加利润设定铜价格，其他国家可能就不与日本贸易往来了。

中国史学者佐伯富对长崎铜贸易的价格问题是从中国角度考虑的。中国官方公定收购铜价在《清朝文献通考》中为100斤铜14.5两银，这是康熙中期的定价。加上其他成本，官府收购100斤铜的总成本为15两左右，而商人长崎购铜的价格是11.42两。佐伯富论文里没有说11.42两这个价格的来源，考虑到上文中日本对中国的铜出口价格为10.15两，我推算该数据还包括其他一些费用。

基于上面的算法，中国商人做铜生意的差价为每100斤铜3两银或更多一点。根据第一档案馆中乾隆和嘉庆时期的铜商采购资料，中国官方向商人收购铜的价格可能还更高。比如闽浙总督报告：现在外面采购（铜）的市场价是19.5两，官方收价按照旧例仍是17.5两。这意味着铜生意的利润很高。

接下来需要解释一下长崎系统。一般国际经济史学研究中国贸易时会讨论广州十三行的贸易系统，而我认为长崎系统的特征更明显。长崎系统是专口贸易，限定或指定贸易对象为中国和荷兰，禁止普通日本人与外国人直接接触，不允许日本商人、商船出境贸易。在这个过程中，要限制外国商船，包括货物入境数量，实际上是通过限制入境货物金额实现的，而控制金额的许可证是信牌和配铜证文。中国船到日本每年货物总量不能超过银90万两，最初不能超过银60万两，而荷兰是中国的一半。“正徳新例”实行后，原来相对自由的贸易转变为管制贸易，中国去日本的商船数量呈现下降趋势。长崎系统中中国商人和商船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中国的商船并不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直线往来，而是在东亚到东南亚的大范围内开展贸易。如图所示，中国商船的出发地是江南一带，主要是宁波和平湖，后来发展到上海和其他一些小的港口。这些船的活动范围很广，很多商船从东南沿海出发往南走，经过澳门到达广南（今越南中部），还有部分继续往南到达咬留吧（今雅加达）。这些商船在东南亚采购各类商品，其中很重要的物资是糖，还有一些药材。这些货运船是大船，有40米长、10米宽、10米深左右，一艘船能装载大概400-500吨的货物去长崎。

第二，中国商人往来贸易时需要携带很多证件。首先是地方州县的许可证，附有海防军队检查的“联单”，是粘在印照上的检查报告，有检阅印鉴；其次为海关执照，海关要给商人和商船分别发放执照；还有布政使发的证件，类似我们现在的护照。此外是日方签发的信牌，没有信牌是无法进入日本的。这里有发给中国商人的信牌原件，涉及到金额的明确限定。中国商船入境时还需要携带配铜证文，是说明带多少铜离开日本的签证，但商船的实际运输量不一定与配铜证文的规定一致，因为中国官方报告里部分船的铜运载数据和证文里完全不一样。

第三，商船的目的地是长崎港，左图正中间（有荷兰国旗的）是荷兰商馆，这是一个人工岛，荷兰商人必须住在这里。在左上角的海里还有一个人工岛，这是中国商船的仓库。再往西就是中国人的居住地区唐馆。

接下来将讨论中国通过贸易获得铜的数量关系。左边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刘序枫教授的研究成果，显示铜进口数量与政府铜需求之间的关系。右边是佐伯富整理的雍正时期的数据，表明当时北京两个局每年铸造铜币的铜需求量大概在443万斤，而且长期是这个数字。

下图是根据日本史学者的数据整理制作的中国进口日本铜曲线。康熙3-36年间，最高峰时将近800万斤一年；到了乾隆年间，特别是正德新例实施后，铜进口整体下降到300万斤以下；19世纪以后更少，大概在100万斤以下。这和滇铜的开发利用也有直接的关系。

日本幕府记载的唐船货物登记不是连续性的，只有十年左右，但每艘船船长的名字，船员多少，带着什么货物都有详细记载。下图的资料为《南京船归帆荷物买渡账》，是南京船从日本回程时的登记，资料显示南京船船长叫沈秋堂，返程时间7月10日，船上所装货物中很明确有金银铜，第二列是铜32670斤，第三列是古地铜（旧铜）1587斤。这里涉及了银的另外一个计量单位“贯”，1贯可以理解为1000钱，重量是3.75公斤，江户时代为3.736公斤，大概等于银100两。

第一，日本铜的开发与持续扩大生产是对外出口的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日本铜产量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所以需要寻找更多的矿区。从德川时代起，由于统一政权的形成，日本形成了和平内控的环境，使各地矿山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其后日本还引进了先进的矿山开发技术，包括引进当时世界上具有美洲矿山开发经验的西班牙工程师，为矿山生产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目前学术界对日本的金银铜矿开发生产的价值和意义缺乏充分认识。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中，矿产开发、生产和提炼是当时技术含量很高、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领域，是后来重工业发展的基础积累。对中国而言，当时引以为豪的商品是江南的丝织品、棉纺织品、瓷器、书籍、药材，但这些是轻工业制造品，而日本提供的铜制品是重工业制造品。日本矿山开发与近代以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工业企业和重工业体系具有直接联系，比如古河集团、住友集团、三菱集团，其影响远远大于江南的轻工业生产，在引入新技术后很快就成为日本对外扩展的重要支撑。

第三，对清朝的金属货币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研究。每个国家的货币体系里都会出现小额硬币，它作为一种辅助性货币是有意义的，但为什么中国长期大量使用金属货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金属货币银、铜钱的原材料依存于外国，成本很高，其作为货币的效果就有限。

第四，清朝在长崎贸易过程中的本质需求或实际目的仍需要思考。中国持续稳定地用很多东西换取日本的铜用于铸造铜钱，前文也提到皇帝和地方行政系统反复讨论谁有日本采购铜的资质与可信度。当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可以改革货币的形态，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什么样货币的风险和过去应该是相同的，这里就不赘述。

铜对清朝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制造技术的提升与社会进步基本没有什么贡献，相反日本的矿山开发与明治维新后的大工业—制造业体系是连在一起的。日本的铜出口换取了急需的药材与相关技术，保证了行政系统的稳定性；中国的出口支撑和维持了江南的生产与初级制造业规模。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没有在生产和贸易中发生技术突破，买来的铜材料也没有用于更好的、更高技术的生产制造方面，反而用于铜钱铸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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