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洞庭湖地区史前文化·聚落·社会——第二期“湖南考古青年学术沙龙”纪要

本次学术沙龙主题为环洞庭湖地区史前文化·聚落·社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良智、李意愿、贾明羽、赵亚锋作主题发言，分别介绍了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时空框架与谱系、以及三个重要的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接着与会人员围绕本次沙龙的主题，结合四位汇报人的观点和材料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沙龙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何赞主持。

图一 会议现场

王良智以洞庭湖平原为切入点，介绍了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研究。汇报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介绍研究背景，这里的长江中游地区不包括南阳盆地，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71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近年来大批发掘报告的出版，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本地区时空框架和谱系提供了资料基础。以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为理论指导，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年代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构建时空框架，考察文化演进过程。

图二 洞庭湖平原分区及主要遗址分布

然后将长江中游划分为七个区域。以洞庭湖平原为例，又可分为三个小区。通过对典型遗址的分段研究和对比，建立各小区的编年表；横向对比各小区情况，从而建立洞庭湖平原的编年序列；同理再横向比较长江中游的七个区域，便确立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遗存的年代序列。

接着从文化特征与分期、分布范围与地方类型、绝对年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四个角度，依次介绍了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堆子岭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的情况。

图三 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结构

最后通过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构建了一个呈现镶嵌分布结构的时空框架。进而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五个具有纵向传承关系的文化谱系，它们的演进模式有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之分。再通过考古学文化横向交往关系研究，划分为三大文化区，分别是以洞庭湖平原西北部为中心的西部文化区、以汉东地区为中心的北部文化区和位于长江中游边缘的东南文化区，可能与记载中三苗的起源有关。综合考察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演进过程，归纳为“同源分流、多元一体、融入华夏”。

李意愿结合李家岗遗址考古新发现，对彭头山文化反映的早期稻作农业社会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思考。

图四 李家岗遗址村落景观

一是村落景观与聚落结构。目前考古发现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址18处，长江中游乃至华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定居人群出现在澧阳平原，李家岗遗址反映了澧阳平原地区早期定居农业社会阶段聚落的典型景观样态。李家岗所在岗地高出周围稻田约1米，岗地的西、南、东三面断续存有宽窄不一的池塘，大致能构成围绕岗地外围的一条水道。类似的村落景观在八十垱遗址表现得更为鲜明。李家岗遗址的聚落形态存在大致分区。台地中间为居址区，房址结构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室内多发现有火塘，多座房址有2-3个居住面，房址结构经历了从半地穴式向地面式的转变。除了简单的窝棚，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由门道和两个隔间组成的地面式房址，可能是核心家庭居住空间。台地西南部可能为墓葬区，墓葬多为圆形或不规则形，部分陶片分布密集，由于未保存人骨，葬式等细节较难辨认。未发现陶窑，但台地北部的陶片密集区可能与制陶有关，其周围发现的房址地势较低，不利于居住，可能是工棚；石器工具的生产应在居址内进行。

二是稻作农业与生业经济。长江中游地区经历了从原始栽培稻到驯化稻的独立驯化过程，李家岗遗址台地北部初步揭露了一片由灰沟、土埂和田块组成的古稻田，通过对采集植硅体样本的检测，基本可以支持这一认识。壕沟南侧剖面也发现了三期水稻田和田埂。此外遗址中出土的扁圆形和长条形砺石，经实验可作为稻谷脱粒的工具，燧石器工具其中一部分可作为收割工具。要了解水稻在彭头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还有待残留物分析提供更多细节证据。

图五 李家岗遗址2024年发掘现场

三是社会形态与原始信仰。距今一万到八千年前，澧阳平原已经形成了较连续稳定的定居农业聚落景观，对水资源的利用（壕沟、围垣），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稻田）是先民开启生产性经济时代的适应策略。这些集体性事务的管理显示出聚落内部公共资源调配和秩序的有效运转。遗址的规模、居址结构来看，应主要是血亲家族群体（扩大家庭）的社会形态。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比较难准确推断，首先要解决共时性的基础工作，其次人群遗传结构信息难以获取。陶器底部呈圈状排列的戳印纹，形似日晕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彭头山文化先民对太阳的原始信仰，而太阳与稻作农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明羽汇报了鸡叫城遗址的主要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图六 鸡叫城遗址地形图

鸡叫城遗址地处澧阳平原中部的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该遗址于1978年被发现，至今先后经历了7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遗址的年代、文化面貌、主要功能分区、聚落演进等问题已基本明晰。鸡叫城遗址本体坐落在一处高出周围1—4米的岗地上。城墙平面呈圆角方形，城内（包括城墙）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外有护城河及两道环壕，二重环壕外坡以内64万平方米，三重环壕以内100万平方米。彭头山文化时期，鸡叫城遗址区已出现定居点，但聚落规模较小。大溪文化早期，发现有少量人类活动痕迹。油子岭文化晚期，岗地之上发展出环壕聚落，早期环壕面积约4万平方米，环壕内形成多处建筑区。屈家岭文化早期，环壕淤塞，沿岗地边缘开挖壕沟、修建城墙，形成城壕聚落。城内人类活动以西南部最为活跃，形成高等级建筑区，同时城外也出现了几处小型聚落。石家河文化时期对城墙进行了修整，并开挖了二、三重环壕。城内建筑区人类活动显著提升，并形成了以城址为中心，外围附属多个普通聚落的大型聚落群。

图七 鸡叫城遗址2023年发掘现场

鸡叫城遗址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发展与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物证。城内巨量谷糠堆积及城外水稻田遗迹的发现，反映了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体系；复杂的大型房屋建筑及城墙、环壕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反映了高水平、专业化、组织化的手工业的发展；墓葬、建筑、城址及周围附属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异，反映了社会分化程度；连续不间断的文化堆积反映了长程且相对稳定的发展特点。

赵亚锋对孙家岗遗址的汇报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遗址概况。孙家岗遗址位于洞庭湖区澧阳平原西部，地处武陵山余脉伸向平原的一处椭圆形岗地上。1991年曾发掘33座土坑墓，出土一批玉器和陶器。2015年对遗址进行了系统钻探。2016年进行勘探性发掘，确定遗址文化堆积主体的时代。2017－2019年连续对墓地进行发掘。2020－2023年连续对环壕范围内的居址生活区进行发掘。

图八 孙家岗遗址系统钻探成果

二是系统钻探成果。根据系统钻探结果，整个遗址由居址区和墓地两部分组成，居址区位于岗地西北大部，外围有环壕相绕，其南部存在一条西北-东南向的大型灰沟遗迹，居址区南缘和东缘则发现有5处由纯净黄土构成的人工堆积。墓地位于岗地东南部约1/4区域，地表相对居址区要低0.5－1米，可分为南北两片。

三是墓地发掘。从2016年至2019年连续对墓地进行发掘，加上1991年所发掘墓葬，前后共揭示出新石器时代墓葬343座，除1座瓮棺墓外，其它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土坑墓中流行一种被称为“垫器葬”的独特下葬方式。

整个墓地可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其中北区的土坑墓又可分为东西两个墓群，唯一一座瓮棺墓位于两个墓群中间。南区墓葬可分为南、北两个墓群，其间有一条东向的沟状遗迹相间隔。

图九 F13平面结构

四是居址区的探索。2020－2023年对居址区的发掘，有两项主要收获。首先是在居址区北部揭示出从石家河文化至肖家屋脊文化多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并可体现出发掘区局部房屋布局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有过一次大的改变。其次是揭示出2座基槽加柱列式建筑(F13与F47)分别位于居址区南部和北部，建筑规整，且颇具规模。两座建筑皆为带廊道的四连间建筑，在层位、建筑方向与内部结构等方面高度类同，推测可能代表着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晚期公共建筑的一种范式。结合墓地分南北两个墓区的空间布局情况，推测孙家岗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聚落存在两个社群(胞族？)，分居遗址南北。

图十  现场进行热烈讨论

汇报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就各遗址新发现遗存的功能性质、洞庭湖平原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互动、如何理解物质遗存与古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孙家岗遗址发掘的F13和F47为公共活动空间，可能用作仓储，反映出对周边生活资源的控制，由此联想到鸡叫城遗址发现的谷糠堆积，说明可能存在集中进行粮食加工的行为，也代表了城内居民对周边资源的控制。孙家岗遗址的墓葬等级与其大小规格无关，体现墓葬等级的差异在于随葬品，一般随葬玉器的墓葬随葬陶器数量也会更多。另外玉器的二次加工现象、碎玉茬口的磨损现象，说明玉器是在入葬前就已破损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而非下葬时刻意打碎，反映了玉器的财富属性。李家岗遗址发现的陶片密集区分布于台地边缘，其性质有三种可能：制陶区、祭祀遗存或是垃圾处理区，还需进一步的检测研究。郭伟民指出，田野考古离不开科技手段，一定要将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方法与传统考古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社会。洞庭湖平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例如堆子岭文化和之后的岱子坪一期文化就吸收了来自江西的文化因素，赣江流域是面向东部海洋的文化系统。肖家屋脊文化中广肩罐的因素来源于北方的造律台文化，高成林认为王油坊类型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而非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虽不似山东龙山文化的精致，但不代表使用人群处于弱势，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与古代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专题学术沙龙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还将围绕简牍、陶瓷等主题开展类似活动，促进青年考古人成长，提升湖南考古发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