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高庙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4年9月28日第二届高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举行，研讨环节分为专家主旨演讲、专家研讨发言两个部分，共有21位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按发言顺序）整理如下：

（一）专家主旨演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做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图像反映的精神信仰管窥》的发言，他指出在中国史前时代，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陶器组合以及图像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上山文化桥头遗址的太阳纹图像、跨湖桥文化的太阳纹彩陶片、河姆渡文化的双鸟载日象牙器以及凌家滩遗址出土太阳鸟等，反映了在史前时代人们对太阳的持久观测和信仰以及太阳与鸟之间紧密的关系。在辽河地区，内蒙古赵宝沟文化出土彩陶尊表面的各种神兽，可能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前身，反映了在距今6500年前伴随农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自然界进行解释，从而诞生出原始宗教信仰。在黄河中游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流行鱼纹的时代，仰韶早期的彩陶可以看到鱼纹在不断地变化并逐渐几何化，然后稍晚出现了花和鸟的图案，其后逐渐地简化成圆和三角。在半坡晚期彩陶向周围地区进行了强烈的辐射，并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做了《见日之光，高庙白陶的信仰世界》的发言，他认为白陶是三次史前造神的第一次浪潮，接下来的二次三次是彩陶和玉器。通过高庙的纹饰可以讨论高庙白陶的信仰世界。讲座涉及的主要是洪江高庙和桂阳千家坪遗址发现的材料，它们揭示出高庙文化丰富的精神世界。高庙文化白陶艺术的主要意象，是太阳崇拜。日乌（阳鸟）、獠牙神面和太阳图形是三个主要艺术要素。獠牙神面作为太阳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高庙人的独特创意。

在高庙人心中，方与圆都可以象征太阳，都可以作为太阳符号。高庙文化白陶上出现的太阳图形，更多的是以一种十字架构为基调，构图有诸多变化。不论四角形还是八角星形，都牵连着十字形符号。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神面有正面构图，也有侧面构图。獠牙神面常常出现在鸟翅位置，有时又见于鸟体中心位置。这种图像跟我们传统的凤鸟有明显的差距，它是一个强有力可以带动太阳行走的阳鸟，即日中的太阳神鸟。也有的神面是獠牙神面，直接长出一双翅膀来，这个神面可以自己飞翔。另在陶器图案中经常可见与凤鸟和神面在一起的T字形符号，可以将其视为简化的太阳符号。高庙文化无器不獠牙，无器不神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河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做了《有关高庙文化两个问题的思考》的发言，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高庙文化的缘起。以高庙遗址为代表的这批远古遗存，年代如此之早，显得非常突兀，由于本区域内没有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要解决高庙文化的起源问题，需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梳理。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岭南和部分华南区域的旧石器时代传统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在这一区域内我们没有发现农业的产生。与之相反在东部地区有农业起源的完整证据，而高庙遗址所在的怀化地区恰好是处于这两大板块之间的。高庙文化从外迁徙而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个旁证就是高庙文化虽然年代很早，但它和澧阳平原的皂市下层文化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

第二个问题是单纯的狩猎采集或渔猎采集的经济，能否支撑高庙遗址这种拥有发达意识形态的社会。高庙文化的图像体系是非常图案化、程式化的，不是一个具象的描写，更像是一种符号。这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是一种集体概念，一个社会的意识。高庙文化的符号非常的集中，是以鸟、獠牙兽面为代表，彼此之间又有非常固定的搭配方式，这就反映了高庙先民的社会意识里有一套非常成体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人类的思想意识方面已经不是一个原初的形态了。新石器时代其他地区的图像发展过程，比如仰韶文化早期到中期、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都具有写实到抽象的一个过程。但我们在高庙文化中没有发现这一过程。高庙遗址的核心区域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的堆积形态与采集渔猎为主的聚落形态很吻合且看不到社会分化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单纯的狩猎采集或渔猎采集经济，能否支撑高庙遗址这种拥有发达意识形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贺刚做了《高庙文化先民的伟大贡献》的发言，他例举出高庙先民在思想精神领域和物质范畴做出的极大贡献。提出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的前所未见的系列主题图像，绝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纯美术作品，更主要的是高庙文化先民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思想表达，是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鲜活物证，我们可从中窥见到高庙文化先民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

（二）专家研讨发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尹检顺做了《高庙文化陶器图像及相关问题》的发言，高庙文化陶器图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洪江高庙、桂阳千家坪、泸溪下湾3处典型遗址。尹检顺研究员在进行图像分类研究前，首先介绍了数字采集技术为图像分类研究提供的数据支撑，然后根据数字复原的图像形态、结构等特征将高庙文化的主要图像分为11大类：包括太阳纹、兽面纹、獠牙兽面纹、鸟头及鸟翼鸟纹、鸟纹、鸟兽复合纹、匍匐形鸟纹、抽象鸟纹等。通过梳理，他认为高庙文化陶器图像是以“日、鸟、兽”三类题材为主，太阳崇拜（“天极宇宙观”）是高庙文化早期图像最主要特征，晚期逐步演变为以鸟纹和鸟兽复合纹为主，反映了高庙文化精神信仰可能存在由太阳崇拜向“鸟兽合崇”的转变过程。

随后，尹检顺研究员列举了高庙文化研究中的3个问题：一是高庙下层二、三期与千家坪早二期和大塘遗址的关系：根据陶器器形以及图像分析，他认为千家坪早二期与高庙下层二、三期在年代、性质是一致的，大塘遗址只是接受了高庙文化影响，应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遗存。二是高庙遗址白陶年代上限问题：通过对高庙一期2段发现的6件白陶逐一分析和研究，他认为高庙白陶年代上限定为距今7600年有点偏早，实际年代很难超出7500年。三是对高庙遗址北V区祭祀遗迹的确切年代进行分析，通过地层、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遗物特征以及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综合分析，尹检顺研究员认为北V区祭祀遗迹的年代大致在距今6800到6600年，正好处于汤家岗文化年代范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张寒冬做了《高庙遗址2024年考古发掘简介》的汇报。首先是通过对高庙遗址的全面考古钻探工作，明确了高庙遗址核心区域的面积，在遗址核心区的北、东、南三侧均有螺壳层分布，西面受下溪河的破坏，螺壳层不存。另在遗址核心区中部新发现有20余处螺壳坑，对研究高庙遗址祭祀遗存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发现了一批高庙文化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这批墓葬多数保留有人骨，这在华南地区的史前遗址中非常罕见；新发现了一批与2005年揭露的祭祀场所密切相关的祭祀遗存，虽然这批祭祀遗存的数量较少，但通过对这批祭祀遗存的层位分析和碳十四数据测定，有望明确北V区祭祀场所的精确年代；另在田野过程中发现了高庙文化到大溪文化时期的石器加工证据，证明了高庙遗址石器生产活动的连续性；新发现了大量的高庙文化时期的遗物，尤其是新的纹饰组合的出现，为考察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史前艺术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中山大学教授李法军做了《高庙遗址出土人骨的提取和保护情况》的发言。他首先介绍高庙遗址已有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日本学者观点认为高庙遗址出土大溪文化时期人骨主要接近澳美人种，但李法军教授通过初步分析和观察，认为该观点不确切，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工作，进一步探讨该问题结论。其次，李法军教授介绍了本次高庙遗址考古出土人骨的提取保护以及后期重建过程。根据埋藏学，一是对现场发掘骨骼进行详细记录和辨识，二是根据具体的埋葬现象，每5到10公分建立三维模型，以及进行全息录像。后期的工作采用三维激光扫描的技术和矫形的方法进行全方位的重建，而形态学的研究，则采用全三维的测量和三维形态的测试技术。最后李法军研究员对未来工作的设想，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根据骨骼的细节判断高庙先民的职业，并考虑高庙人群的来源与迁徙问题，同时希望通过形态功能整合研究，探讨高庙人群与周边聚落人群的互动关系。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合荣做了《近年来贵州铜仁锦江流域考古收获》的发言，他首先介绍贵州河流流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而后介绍锦江流域的方田坝遗址与磨刀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方田坝遗址发现有新石器及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出土有平底罐、小平底罐和具有四川盆地典型特征的豆形器等陶器；同时，还发现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形制的石器。磨刀湾遗址的文化特征与湘西地区永顺不二门遗址密切联系。张合荣研究员认为，锦江流域文化面貌与清水江流域是有差异的，尽管二者都属于贵州八大水系之一的沅江水系，锦江流域以方田坝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期考古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川渝地区较为接近，清水江流域自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便与湖南湘西区域接近，经历了潕水文化类群、高庙文化及永顺不二门遗存的演变。锦江虽然是小河流，考古工作也才刚开始，但随着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深入，可以把该流域文化内涵清楚揭露。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做了《史前八角星图案溯源的报告》的发言，他以史前文化八角星纹为重点，并探讨八角星纹来源问题。栾丰实教授首先解析八角星纹结构和分布区域，八角星纹最早在1963年由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北部邳州大墩子遗址墓葬出土的彩陶盆里发现的，后来陆续在一些遗址的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有所发现。从分布区域来看，黄淮下游和长江下游最多，在东北和西北有零星发现，但时代较晚，能否和这个时代的八角形纹有相同含义，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栾丰实教授把八角星纹分为两类：一类是中间为方框，每个方框引出两个三角，四个边形成八个角，为典型八角星纹。从八角星纹的来源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彩陶、器物、纺轮和玉器。二类是中心为圆，八个角是必要等分的分在周边，也可以像放射的光芒状，二类八角星纹也见于彩陶、陶器的绘画以及玉器上都有出现，但是数量比前面的典型八角星纹要少。

关于八角星纹的年代，栾丰实教授认为一类八角星纹流行在东部地区，数量比较多，种类比较齐全，见于各种材料，但是最早年代不早于6000年；二类八角星纹目前最早是在高庙发现的，它的年代最少是在7000年以前。

最后关于八角星纹的来源问题，栾丰实教授认为八角星纹脱胎于太阳纹，是由其衍生出来的一支。八角星纹最早的源头，我们现在来看应该就在高庙，经过汤家岗的发展后来扩展到东部地区，而被东部地区的先民广泛地接受，成为他们自己思想认知体系当中，特别是对宇宙观、天地关系认识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同时，高庙的图像系统里有很多表示方圆及方位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的角度。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做了《古代图案的考古学研究》的发言，图案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新热点，高庙遗址最大的热点就应该是陶器上的图案。古代图案的设计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以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为代表，是具象阶段，图案非常的写实；第二阶段，单体抽象，通过寥寥数笔，描绘最典型的特点，简化、描绘它的特征；第三阶段，多体抽象，通过重复的表现对图案进行描绘；第四阶段，复合抽象，达到了质的转变，表达了动物与动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灵魂的转变，比如良渚文化时期牛跟鸟的一个转变；第五阶段，类象（相），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案设计阶段，通过类兽的组合，构建出麒麟、龙、凤凰等不存在的动物图案；第六阶段，图案化，达到了高庙文化的层次，图案化的很多元素，只有本部落的人才知晓，具有排他性与地域性，高庙图案的发展水平要远远超过仰韶；第七阶段就是符号化，以赵陵山遗址为代表，完全脱离了描述化。图案再往前发展就到了文字。具体到高庙遗址，陆建芳研究员认为獠牙与高台的组合纹饰代表了生殖崇拜，并以獠牙的形象代表危险。最后陆建芳研究员又对以焦家遗址为代表的鸟形图案形象进行了梳理，对鸟与升天进行了探讨。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孙国平做了《山海交响——井头山-河姆渡文化与高庙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发言，他通过地理环境、年代与文化堆积、生业方式、主要物质文化遗存、精神文化表现与原因、历史影响这六个方面对井头山-河姆渡文化与高庙文化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在地域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史前（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目前看来跟海平面的升降过程紧密相关，以井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址，明显受到了海平面波动和上升的影响。在两者的年代与文化堆积上，高庙遗址与井头山遗址虽然同属贝丘遗址，前者是淡水贝丘，后者是海水贝丘；井头山遗址文化层上面有很厚的海上沉积层，其年代也较高庙遗址更早500年左右,而7800年前高庙文化在内陆山地丘陵河谷冲积扇环境中的出现也应与全新世早中期大暖期气候优化有关。在生业方式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之交渔猎和采集都很重要，农业在缓慢发展中。这方面内陆山地河谷环境的高庙遗址与井头山遗址比较相近，而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则出土有大量的稻米和稻作农耕工具。在物质文化遗存上，两者在生产力总体水平上差异不大，但由于环境的差异性，在具体物质文化遗存的面貌上也表现出相似性和差异性，其中，在浙江地区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罗家角遗址中发现的白陶，其渊源明显来自于高庙文化，无疑是跨时空性质的文化交流的结果。而对于高庙文化源于哪里的问题，孙国平根据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活动能力深受地理环境的局限性认为其还来源于本地的类似小环境里。此外，以浙江的史前文化为代表的更多的是由海洋文化或者稻作农耕文化混合起来的特征，在文化发展的韧性上会强一些；而以高庙遗址为代表的高庙文化的发展方向随着稻作农业的兴起与发达，其总体扩展方向必然趋向于两湖平原地区。之所以两者会有上述不同的表现，首先还是是受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

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做了《高庙遗址与高庙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主要通过梳理高庙上层文化年代关系，论述高庙上层文化内涵。研究以高庙遗址北V区墓葬为例，对开口①B到⑥层下的高庙上层墓葬进行梳理，可以看出高庙上层文化的序列为大溪一期、大溪二期、大溪三期，然后是油子岭、肖家屋脊。上层墓葬中包含有不同文化因素，根据器物的组合和形态，可分为本土因素、大溪文化因素以及堆子岭文化因素，郭伟明教授认为高庙上层时期由外来的很多文化，连续不断的、一波一波分批次、分不同地区的进入该区域，最后形成高庙上层文化。

另外关于高庙遗址的经济形态，郭伟明教授认为高庙遗址是一个狩猎采集、渔猎经济的社会。但在这之中，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高庙遗址处在安江盆地，为沅水中游最大的盆地，但高庙遗址所处环境远比不上安江盆地，聚落为何在此产生？此外，高庙遗址所生产的陶器，是仅自己使用，还是用于与周边聚落交易，这对研究高庙遗址本身所处的角色和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郭伟民教授提出了关于高庙遗址的四点价值认识：1、高庙遗址多个文化阶段遗存的连续堆积，揭示了近八千年人类活动的历史轨迹，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2、白陶和图像纹饰是高庙遗址和高庙文化的独特发明创造，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3、高庙遗址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留下的文化遗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例证；八千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交流、传承、吸收与发展，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4、高庙文化提供了观察远古中华信仰观念的重要参照系，为多元一体中华精神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高庙文化的信仰与观念通过不同的物质载体实现了跨时空传播，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安益做了《距今7000年前后岭南两广区域现状和变局》的发言，他以距今7000年为时间节点，探讨两广地区的现状和变局。首先是介绍广西传统的确立与打破，在大约距今7000年前，在整个岭南两广陆地地区形成三种遗址类型：洞穴类、沿江沿河贝丘类以及海滨贝丘类。这三种类型所形成的广西传统表现为几乎没有外来陶器，墓葬主要是屈肢葬、跪踞葬，石器有磨制和打制，骨器为磨制，蚌器有磨制或打制的鱼嘴形蚌刀、勺等，生业形态位采集、渔猎为代表的广谱经济。而到了7000年后，这种传统被打破，首先是在桂林甑皮岩，还有平乐纱帽山包括广东珠三角一片，出现了高庙文化因素，这带来的是整个岭南的社会变革的影响。陶器除传统夹砂绳纹圜底器外，出现白陶，器型出现有圈足器，装饰出现复杂的戳印纹与彩陶。最后，何安益研究员从四个方面阐述高庙文化对两广地区变局的影响，一是从五岭南北地区看，高庙文化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适应性，高庙文化在安江分布于河谷盆地，而在广西则发现于洞穴遗址中。二是五岭南北首次规模性交流交往交融见证，岭南社会复杂化初显。三是岭南传统破局，初显早期越人融合过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基础。四是确立五岭南文化交流模式，见证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高庙文化是最早影响岭南的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河南大学副教授韩鼎做了《高庙文化“介”字形纹饰的传承性研究》的发言，他首先从介字形纹饰与獠牙兽面、神鸟纹关系进行分析，介字形纹一般位于獠牙兽面的头部，如果介字纹是与神鸟相结合，则常见于鸟翅中。同时，韩鼎副教授同意王仁湘先生的观点，认为介字纹很可能与太阳及太阳光芒相关。根据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高庙文化所见太阳纹饰，韩鼎副教授认为很可能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文化交流时逐渐形成了太阳崇拜的观念，并把太阳崇拜从彩陶延伸到刻画纹饰，我们所看到的高庙文化介字形，与獠牙兽面、神鸟、光芒相关。而后韩鼎副教授，从“介”字的流传角度，认为高庙文化出现的介字形特征，一脉相承，其在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乃至商周时期均有体现。最后韩鼎副教授认为高庙文化所创制的代表光芒的介字形纹饰，深深影响了早期艺术的多个方面，虽然后世观念有所变迁，商代时这个符号也不一定还代表着光芒，但其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神圣性符号之一，传承有序，延续时间达6000余年，影响深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黄喜年做了《垮山入海：高庙文化分布与环境适应机制研究》的发言，他通过对高庙遗址出土动植物种类及地球环境变化的分析，认为高庙文化的崛起与距今8200年前的中全新世冷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气候突然转变期间高庙文化或已经在形成前夕。高庙文化的崛起与同期考古学文化起源有着相同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高庙文化起源于长江中游与南岭之间的生态交错带，属于狩猎采集色彩更为浓厚的山地史前文化。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莫林恒做了《高庙遗址祭祀坑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发言，他首先对高庙遗址的祭祀场所和祭祀坑进行分析，北Ⅴ区祭祀遗迹主要包括北部祭祀司仪场所和南部祭祀坑群两部分，整个祭祀场所中有祭祀坑40个，窖穴5个，柱洞8个，共计53个，普遍发现有动物遗存，其中出土水生动物祭祀坑数量占比约为67.9%。祭H26位置特殊，区别于其他祭祀坑，是出土动物遗存最丰富的祭祀坑，包括牛、鹿、猪、鱼、斑鳖等。由堆积形态分析可知，原先坑底和四周应垫有柴薪，在埋入动物骨骼和螺壳后用火焚烧。在祭H26进行的祭祀活动应当包括燎祭和瘗埋两种方式。通过祭祀坑的形态与分布考察，可以推测当时是在此进行了经常性、持续性的祭祀，是一种较为成熟的集体性的公众行为，体现出丰富的宗教内涵。通过对比分析，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一般是使用食用过后的动物骨骼残骸进行祭祀。高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动物遗存主要是以水生动物螺蚌类为主，在重要的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更为丰富。相较而言哺乳动物残骸所代表的食用等级和珍贵性高于螺蚌类水生动物，这种献祭的肉食物品与高庙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相匹配。反映出高庙文化是以捕捞狩猎为主、饲养家畜为辅的肉食生业模式。

南京大学教授郭静云做了《白陶礼器的来源与演化》的发言，她对千家坪遗址与高庙遗址进行全面比较，认为两者存在差异性，即前者曾在一个时段内表现出半定居的生活策略，甚至有环壕聚落的迹象；后者则属于游猎文化，目前只发现了人们聚会的祭祀场所。郭静云教授认为千家坪与高庙分属于精神文化相近的两种不同的族群。千家坪遗址的年代早于沅江流域的贝丘遗址，但其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郭静云教授认为高庙文化的人群来源于玉蟾岩等旧、新过渡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在距今1万年左右，南岭地带的猎民稳定地使用湖沼附近的低山岩洞，并在周围采集和渔猎，但在距今8000年以后环境发生变化南岭低地岩洞变得潮湿，所以在南岭活动的渔猎人群离开了原本栖身的岩洞，到低山区活动和游猎，并且接受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此乃湘江半定居的千家坪文化形成的背景。而沅江中上游的游猎族群受千家坪文化及洞庭平原西部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之下，发展出了高庙下层的游猎文化，并继续与洞庭平原农耕的汤家岗文化并存，且经由山间猎径的来往，将后者之器物、技术、美感与意义，不同程度传到整个华南地区。这种交流和传播不仅影响了五岭、西岭山脉的猎民，还影响到由南海渔民创造的深圳咸头岭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物和技术，就是戳印纹、刻纹白陶，它们是跨文化的族群所用的精神文化载体。

原怀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雷虹先生做了《高庙白陶纹饰的文化指向及辨识》的发言，他认为高庙文化中兽面獠牙的形象可能来自于中华田园犬，凤鸟的形象则与中华原鸡有关。高庙先民塑造了以獠牙兽面和凤鸟为标志的太阳神形象，构筑了以太阳神崇拜为主题的祭祀体系（祭祀场地、祭祀礼仪、祭祀礼器等），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峰做了《史前“龟鸟负日”的神话与文本——以凌家滩玉器和湖南白陶为中心》的发言，他通过对凌家滩出土的玉版和玉鹰中八角星解读，认为理解八角星纹难度较大，因为八角星纹时空情景非常丰富，要做统一解释就较为困难。必须要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下进行讨论。

凌家滩的八角星纹过去有很多种的看法，徐峰教授认同八角星纹的起源和龟甲的绑缚有关，同时在凌家滩和大汶口的材料情景里，徐峰教授也比较赞同八角星纹与龟甲有关。此外，在凌家滩遗址的玉版中，乌龟起到承载者的角色，这与三星堆最近发现的乌龟造型角色相同，同为承载者。徐峰教授同样认为凌家滩玉鹰肚里的八角星为太阳，与鹰共同构成阳鸟负日的图像，并与河姆渡文化内涵相同。此外鸟跟太阳的关系，到良渚时其元素在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徐峰教授认为神话是一种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从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从年代早到年代晚，都有太阳、鸟的造型，而龟总是隐隐约约的。鸟为阳鸟，龟为阴性；鸟在高的地方，龟在水里。这个题材纹饰属于一个叙事，一个文化的表达，在各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用不同的材质的文本书写着对于宇宙的理解、想象和叙事。

湖南省博物院副研究员方昭远做了《中国陶瓷史视角下的高庙文化白陶》的汇报，他从陶土原料和装饰技法入手，以陶瓷角度解析高庙文化白陶。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最早的距今约7800年，是中国甚至世界目前已知发现最早的白陶。说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千多年前已经开始探索认识瓷土，并用瓷土制作器物，这在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通过对汤家岗、大汶口、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白陶器物的梳理，说明中国使用瓷土制作白陶具有延续性，正是这种对瓷土原料持续不断地探索为中国后来发明瓷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装饰技法上，高庙文化白陶上可见刻划、剃刻、戳印和彩绘等，其最具代表的戳印纹饰，费工费时且一丝不苟，说明高庙先民认为自己在从事非常神圣且自豪的工作，制作这些带有信仰和祭祀功能陶器的人群身份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高庙文化白陶的装饰和制作工艺，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成熟的高度，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该技术可能一度有所下降，这种现象在文化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极其常见。高庙陶器上的褐彩较少，而褐彩在浙江地区使用时间更早，二者是否存在双向交流的可能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讲师曲新楠做了《桂阳千家坪遗址白陶初论》的发言，千家坪遗址白陶种类主要有罐、釜、圈足盘，簋、杯、碗等。罐、圈足盘和簋的数量最多。结合高庙遗址、松溪口等遗址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白陶罐主要是B型，C型和D型，釜以G型为主，簋A型B型都有，圈足盘以A型为主。白陶纹饰精心设计、层次分明、主题鲜明、偶数对称。不同器类装饰不同纹饰。B、C型罐主要为飞鸟纹、飞鸟载日纹。D型罐和G型釜为山峰、阶梯纹。圈足盘多飞鸟纹。簋多装饰獠牙类纹饰。飞鸟纹主要分为展翅和翘翼两类。獠牙纹分为四类，单体獠牙、带翼獠牙、飞鸟载完整獠牙、飞鸟载拆分獠牙。山峰、阶梯纹，一类是间隔图案，一类是作为主体纹样。关于白陶的成分，通过统计，发现不同器类主要成分含量是不一样的。在制作不同器物时选择不同陶土，如圈足盘和簋的陶土更加精细，而罐的陶土选择随意性较大。再结合其功能，部分罐上发现有被火烧过的黑色痕迹，推测它跟祭祀活动焚烧有关；而圈足盘和簋的外底多有纹饰，推测其有可能与三星堆出青铜鼎尊人像相似，祭祀活动时需举起才能看到下面的纹饰。白陶上繁复纹样可能是先民对自然场景的再现。装饰飞鸟、飞鸟载日图案可能是来模拟太阳的运行。通过模拟巫术，以此来控制天气。獠牙是飞鸟的助手，协助飞鸟，帮助先民实现巫术目的。

（三）总结

本次学术研讨会专家研讨发言部分由郭伟民教授做学术总结，他总结道：尹检顺研究员对高庙文化的图像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和系统且全面的分析。

张寒冬馆员对遗址考古发掘进行的汇报，考古发掘、遗迹获取的资料和信息，基本上没有超出之前贺刚先生的工作，建议改变考古发掘的思路。

李法军教授对高庙的人骨进行的重要研究，是真正的考古发掘与科技的同步进行，他所采取的三维建模以及人骨的矫形，会对高庙古人类的研究作出新的认知。

张合荣研究员介绍的锦江流域商周时期遗存与沅水流域夏商周时期遗存具有相似性，其与湘西的很多方面也是具有关联的，张合荣研究员的汇报给我们提供很多新的认识。

陆建芳研究员对古代图案的研究振聋发聩，他从两个大的类别，具象和抽象，尤其是对抽象的归纳非常精辟，由单体抽象到多体抽象到复合抽象到类像到图案化、符号化、到文字，以此梳理了图像到文字的演变过程。另外对肖家屋脊的鸟兽、鸟人的概括极具意义。

孙国平研究员通过井头山、河姆渡文化以及高庙文化年代的比较，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背景，其是一种跨区域甚至跨文化的比较，但是不可否认高庙文化的不少陶器形态元素来自于长江下游，与上山文化和跨湖桥甚至井头山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文化的交流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

何安益研究员说到的两广地区变化，两广地区的农业发生于距今4000多年以后，它和高庙文化和岭南地区形成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传播带，其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既有渔猎采集的文化传播，也有农业交流传播的过程。

韩鼎副教授所述介字形，是迄今为止对介字冠做最系统的研究，从太阳的光芒到凤鸟翅膀等纹饰上的表现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是对高庙文化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黄喜年助理馆员主要是从生态环境的适应，谈论人类的发展方式以及文化的扩张，包括咸头岭文化的出现，但是关于高庙文化及高庙古人的去向还需进一步研究。

莫林恒研究员所说的高庙遗址祭祀坑里的遗存，尤其是H26的主祭祀坑瘗埋的东西，及祭祀行为仍然具有进一步讨论价值。

郭静云教授所论述观点，高庙人为游猎民，居无定所，是极具意义的概括，高庙人从山洞里面来到贝丘上栖息，高庙文化是游离民，而千家坪是定居民，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想象和推理。从两个遗址的特点可以看出千家坪与高庙可能存在不同的聚集方式和行为，而促使文化大范围传播，传播主体一定具有广泛的移动性，这符合游猎民的特点。

雷虹先生所提出的高庙獠牙兽面、凤鸟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及中华原鸡，该观点还需进一步论证。

徐峰教授认为通过绑缚龟甲的方式形成了八角星纹，该观点角度新颖，但八角星与太阳仍然具有关联性。

方昭远副研究员对白陶的制作和工艺，进行了一个很仔细的考察，这里面大量的分析，尤其是检测分析极其重要，但白陶与后来的高岭土主要瓷器的关联，中间仍然存在断层。

曲新楠老师对白陶的形态、纹饰图像以及功能进行了分析，同时又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即认为高庙纹饰图案，尤其是飞鸟与控制天气有关。

通过本次研讨会深化了高庙文化的学术认识，为高庙文化的进一步学术研究提供了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