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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6日凌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华东局机关接管干部队伍由江苏丹阳乘火车到达上海西郊南翔，然后分批乘汽车进军上海市区。三野司令员，也是候任新中国上海首任市长陈毅，问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林：“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先进驻哪里？你熟悉。”周林回答：“先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然后分头接管。”当时下着细雨，道路泥泞。车队到达交通大学，没有占用师生宿舍，而是住在工程馆二楼讲堂，度过了进入上海的第一个夜晚。建成于1932年的交大工程馆，设计者是建筑大师邬达克，是艺术装饰风格的早期代表。记录了近现代中国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今天仍在作为教学科研用途。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解放大军的炮声和上海人民的鞭炮声中，19岁的中学生，安徽泾县人汪应洛，报考了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都被录取了。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共同签发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字第一号令：“令国立交通大学：兹任命唐守愚同志为本会代表，负责接管该校，仰即知照。此令。”同一日上午，接管仪式在交大新文治堂举行。 同年9月，汪应洛选择了交通大学，走进上海徐家汇华山路1954号，成为新中国，也是新的交通大学第一届学生。1952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交通大学四年学制改为三年，汪应洛从交通大学提前毕业。也是在这一年，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历史进入了全新的轨道。1952年，毕业后不久的汪应洛，被选拔送往共和国北疆哈尔滨，在那里新成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去接受来自苏联的管理学研究生教育。出生富商家庭的汪应洛，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交通大学所在的华山路始筑于1862年，是跨越今天上海静安区、徐汇区和长宁区的一条重要街道。华山路最早系英军为军用而越界筑路，因通徐家汇，故称徐家汇路，1914年后此路南段为华、法两界的界路，1921年1月，为与法租界另一条同名道路相区分，以英国将领道格拉斯·海格伯爵之名，改名海格路（Avenue Haig）。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之一，也是上海法租界西面的界限。1921年称海格路(Avenue Haig)。1943年10月，汪精卫政权接管租界后，将海格路更名为华山路。沿路为高级住宅区，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较多，原是美英侨民和中国上层人物的主要聚居地。该路南北两端分别为徐家汇和静安寺两大商圈。北端尚有不少星级酒店。出生富商家庭的汪应洛对交大附近的这样的生活并不陌生。 汪应洛籍贯安徽泾县，1930年5月21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其时，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的父亲汪石清，正在芜湖一所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汪老先生醉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偏爱程朱理学，给自己孩子起名就按北宋理学四大流派“濂、洛、关、闽”来排序。老大汪应濂，老二汪应洛，第三个是妹妹，起名汪应模，三弟汪应关。汪应洛出生成长的1930年代，日军侵华，国破山河，民生凋敝。父亲汪石清迫于生机，辗转南京、重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谋职。汪应洛也先后在南京试验小学、重庆广益小学、隆昌师范附小、重庆德精小学上学，上了4个学校才小学毕业。颠沛流离，可想而知。 1946年，对国民政府腐败失望透顶的汪石清离开财政部到上海经商。先是从重庆拉橘子到上海，做水果生意。后来又同美国读书的表哥启发，利用二战后美军剩余物资如呢绒军大衣等做纺织品进出口生意，抓住了商机，生意做的很成功。在后来被朋友卢绪章拉过去做医药生意，后来才知道卢是给解放区弄药品和医疗器械。卢绪章后来做了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汪应洛也随父亲来到上海，就读于著名的徐汇中学。徐汇中学紧邻交通大学，很多功课如数学、物理、化学都是直接请交大的教授来授课的。某种程度来说，汪应洛相当于提前读了交大的预科。最终考大学时选择交通大学也在情理之中。 1955年，经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刻苦的三年研究生学习后，汪应洛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在哈工大读研期间，汪应洛结合在哈尔滨几个大型工厂的实习经验，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管理科学学术著作《企业组织与计划》，并在哈工大工业管理专业本科生授课，获得了学生和苏联专家的一直好评。
一回到交大，汪应洛就马上开始组织管理科学教学队伍，并恢复了企业管理方面的两门课程，“生产组织与计划”和“企业安全与防火技术”。管理学教学队伍中，汪应洛大胆启用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叫李怀祖。多年以后，李怀祖老师在西安交大也大胆录用了一名来自教改班的研究生，叫做周鸿祎，毕业后去搞了企业安全和防火墙，公司还上市了。 1955年年初，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6000多人手持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的粉色车证，乘专列从上海迁往西安。至1957年，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至西安。没有中断任何教学，没有迟滞一届招生，交通大学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创造了中国高教史上的奇迹。 1958年担任机械制造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年轻教授汪应洛和妻子，随同机械制造系四年级学生迁到西安。儿子汪时奇才两岁，只好送到幼儿园全托。就这样，汪应洛开始了在西部的超过60年的教育科研生活。![]()
1965年军训汇报会上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康作报告。主席台就座（右一）为汪应洛。
1978年汪应洛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恢复了特殊年代被中断的正常工作节奏。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亟需现代管理人才，朱镕基曾在一次外宾谈话中提到管理时说，“中国最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管理！我们需要管理！我们需要管理！”，连说了三遍。但是由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和六十年代的特殊背景，交大的管理系科被取消，其中工业管理被划入机械学院。面临“公众不认识，社会不承认，政府不支持”的“三不”不利因素。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19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工程学科评审组汪应洛（时任副组长）与朱镕基（时任组长）合影 1978年7月，钱学森等人在《文汇报》发表联名文章《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为管理科学正名。文章明确提出，管理是一门学科。文章提出，中国应该恢复管理学，在大学要恢复管理学教育。前排右三为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长（1934届机械），右二为汪应洛 汪应洛敏锐的意识到，管理教育的春天来了，1978年底，联络清华大学、大连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天津大学等五所大学在西安交通大学行政楼312室开会。会议讨论决定在这些学校率先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 西安交大在会后成立系统研究所，自动化专业出身的胡保生担任所长，机械系工业工程出生的科研处副处长汪应洛担任副所长。以系统工程研究所的名义，把特殊时期流散到各单位的管理教学科研人员聚集起来，为后来西安交大创建管理工程学科，恢复老交大管理学科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西安交大行政楼312室召开的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恢复管理学教育的帷幕，在中国管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此后，汪应洛另辟蹊径，先从系统工程开始，把系统工程的一些方法介绍到企业去。系统工程很快在机械工业部系统推广开来，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陶享咸是交通大学老校友，对此也大力支持。当时国家学务委员会有自动化学科组，但是没有管理工程学科组。汪应洛就建议分出一个系统工程学科组。同时积极同学部委员也是交通大学老学长钱学森沟通，获得他的认可支持，最终成立管理工程学科组，将汪应洛调了过去。 汪应洛吸收了一批搞管理工程的教授参加，考虑到管理和实践的密切联系，需要企业的大力支持，就邀请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管理工程学科组组长，汪应洛担任副组长，两个人搭班子把管理工程学科组建立了起来。这样，管理工程作为一个学科，就有了组织基础。西安交大的管理工程学科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开始迅速发展。 学术方面，汪应洛通过科学管理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一方面，坚持以工程实践为基础研究和创新管理工程理论，使科学管理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以世界先进管理理念服务于中国工程管理实践，同时追踪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如七八十年代方兴的系统工程理论即被他应用于工程与工业管理研究，解决了当时一些重大工程与战略决策问题，使管理工程的社会成效得以凸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围绕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支持论证中，最受争议的坝高和投资问题。 1982年9月，国家决定兴建三峡工程。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的努力，编制了正常蓄水位为150米的综合利用方案的可行性报告并获得批准。 1984年4月，葛洲坝集团组织的900人的施工队伍，开进了三峡工地；三峡省筹备组也宣告成立；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相继紧锣密鼓地展开。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也对此迅速作出反应。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 1986年6月，中央果断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下发15号文件《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从全国65个单位、部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抽调412名专家，最后形成14个专题论证报告。![]()
其中，汪应洛带领团队综合发电、移民、航运、防洪等各种因素，建立数学模型，经优化计算，提出坝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议方案，赢得邓小平肯定，成为最后采用方案。针对当时濒临崩溃的中国社会经济能否承受三峡投资的争议，汪应洛团队运用系统工程研究方法分析表明：三峡工程虽耗资1000多亿，但为分期投资，国力完全可以承受，为国家决策层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1992年4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80年代以来，汪应洛开展了非线性经济学方面的多项研究，把负幂数模型、细胞自动机模型与布朗运动、重整化群方法等非线性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人口配置等方面得出了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结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汪应洛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领域，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 1984年，在汪应洛倡议下，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原管理工程系的基础上恢复建立。同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等其他9所大学管理学院获批成立。并于同年获得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授予权，这是该学科国内最早的博士点。西安交大管理学院迎来蓬勃发展、众星云集的黄金时期，汪应洛，李怀祖，蒋正华，陈金贤，朱楚珠，席酉民……1990年西安交大管理学科被评为管理工程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一级学科评估排名第一。
2003年，汪应洛以其在管理工程学科杰出的贡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0那个特殊年代结束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组成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史维祥任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汪应洛任副主任，主管科研，陶钟任副主任，主管教学。他们三人均为受苏联教育的研究生，被大家套用苏联歌曲《三驾马车》，称为机械系的“三驾马车”。1984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被定为国家“七五计划”中10所重点建设大学之一。当时国家排名或民间评估中，西安交大在全国排名第四。
汪应洛主抓机械系科研时，发挥管理天赋，“抓大放小”，运筹帷幄，充分发挥大家的科研积极性。机械系各个专业方向全面开花，有"八面大旗"的说法。即八个科研方向：机床加工方面全国高校前茅；铸造专业的多个方向取得优异成绩；焊接专业也同样名列前茅；锻造教研室成了计算机模具研究室，广受工矿企业欢迎等等。
作为交大“机、电、动”三大传统优势专业，机械系一马当先，重续辉煌，80年代后期，国内外专家一致公认教学科研水平在全国最高。机制工艺及设备专业、液压传动专业的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都是由机械系的老师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机械工程评审组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先后都是机械系老师。
此外，机械系液压专业全国第一个博士点，机制专业全国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都设立在西安交大。1979年，汪应洛利用麻省理工学院与上海机械学院举办培训班的机会，促成了机械工业部第一次组团出国访问。团长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计委主任薛暮桥。访问团的名字叫做“中国管理学家访问团”。1984年，国家首批10个管理学院成立，汪应洛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管理学院一成立，就承担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培训全国厂长的任务。1985年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建立经济管理系，招收技术经济专业本科生；1986年招收工业外贸专业本科生。
1990年代初期，汪应洛（右）与弟子中国管理工程第一个博士生席酉民合影 1987年，培养了中国大陆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生席酉民(1996年接任管理学院长，西安交大副校长，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著名的“和谐管理理论”创立者)。1988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同年成立旅游管理系，招收旅游管理本科生；1993年成立工业工程系，招收工业工程本科生。1994年，设立国际金融专业，会计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
1984年，史维祥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汪应洛担任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到1988年。这段时间是西安交通大学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汪应洛做了大量工作。如开设电子材料、系统工程、人工智能、电子物理、半导体、核能发电等新专业，弥补了交大机、电、动等传统学科强而新兴学科发展不足的问题。学校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建设迅猛，1986年就一次性上了9个博士点，仅次于清华。一次评上7个重点实验室，3个专业实验室，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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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80年代，国家恢复博士生导师制度，西安交大首批博士生导师合影，前排右六为汪应洛
在机械系已有材料强度重点实验室的情况下，又开创性的组建集机械制造、系统工程、管理工程为一体的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实验室，并积极同主管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老学长，具体负责的国家计委科技司马德秀处长校友深入沟通，获得支持，最终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 199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等学校比较研究”课题组按照理、工、农、医排列了全国36所重点大学排行榜，西安交通大学位列工科全国第二。到1996年，西安交通大学已有10个学院，43个系，53个专业。经评定，学校有11个国家重点学科，33个学科（专业）可授博士学位，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水平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1949年，汪应洛19岁，张娴如18岁，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两人同时进入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习，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汪是团支委，张是副班长。同班同学，也是支部书记是史维祥（1984-1990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后来也是汪应洛的入党介绍人。1952年，马上毕业了，他鼓起勇气，拿着毕业分配表走到她面前：“填表了，你看咱们怎么办？”他觉得她单纯，有理想，两人兴趣相投谈得来；她觉得他有才华，两人都要求进步，目标、愿望一致。于是他们交换了钢笔，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他留校任教，而她则分配到上海电机厂。汪应洛张娴如夫妇合影，摄于1956年的上海，长子汪时奇当时只有一岁 1954年，两人刚登记结婚，他被安排前去哈尔滨学习。而她在工厂除了有技术员本职工作，还给工人讲课，晚上自学，忙得不亦乐乎。闲暇中通过简短书信互相鼓励。1955年，他回到上海，7月份简单地办了婚礼，两人才有了第一张合影照。1956年，她调回交通大学1。1958年，他们抱着2岁大的儿子汪时奇，一家三口，一同踏上去往西安的西迁列车。携手近七十年，为家庭，为交大，为国家。这是一对楷模夫妻。 由于常年“5+2”，“白加黑”，汪应洛的身体亮了好几次“红灯”。1994年，他在北京出差时，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她得知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起初他半身瘫痪，但理疗时他特别努力去做，意志坚强，休息不到半年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第二次是2001年春节，他从外地出差回来觉得身体不适，一检查发现患了结肠癌。大年初一动手术，而她像往常一样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康复。“我之所以能恢复这么快，和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两人在一起很默契，心情很好。”汪应洛说。 汪应洛和张娴如说，“一路走来，我们觉得一直很幸福”。2020年5月21日，是汪应洛老师九十岁生日，也是他从教七十周年。西安交大校方、中国管理工程学界合方人士，汪老师弟子会集一堂，为这位中国管理学大师庆生。![]()
汪应洛（1930.5-2023.7），安徽泾县人， 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1988-1996），（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