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华人物理学家、首位华人诺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美国时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季羡林之子季承曾担任李政道助手12年，在季承执笔写成的30万字的《李政道传》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即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10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等人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于是，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
季承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著名华人物理学家、首位华人诺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美国时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李政道，1926年生于中国上海，原籍江苏苏州。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2018年，任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
李政道长期从事物理方面研究，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领域做出成果。和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并获验证，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参研的极化子论推动了BCS超导电性理论，提出二元碰撞法一般公式。他还倡议并创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议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均获采纳。
而2022年10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院长、教授杨振宁的百岁生日。目前杨振宁马上要满102岁了。
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著名中国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70年代发展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贡献。
杨振宁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仍通过床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关于杨振宁的书也有很多。我推荐这一本。副标题叫《规范与对称之美》。作者江才健是对岸的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中国时 报》前科学主笔，曾前往世界多国采访科学家、科学实验室以及重要科学活动，深耕科学报道和论述工作二十多年。不同于外行写内行，隔靴搔痒。江先生的很作作品深入浅出，功底很不一般，值得一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