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联想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一间小平房里开始了它的创业历程，20年后，联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IT厂商之一，并成为中国PC产业的领航者。
也正是这一年，周光召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大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远见卓识的主张,对后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和中科院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周光召倡导下，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科技园——深圳科技工业园。这就是后来的深圳国家高新区前身。
在周光召任职中科院院长时，鼓励中科院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创业，探讨把科研成果产业化。
1984年诞生的联想是中科院的企业之一。周光召所代表的中科院是联想等公司的大股东，也是柳传志口中经常提到的：“开明的婆婆”。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历史，周光召都起到了作用。
1987年1月，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了顺应改革开放大潮的中科院的新的办院方针--“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是中科院办院方针的重大调整。
1987年2月29日，中科院党组将这一思想写在《关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改革的请示》上报国 务 院。
2019年5月15日，正值“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90华诞，“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在中科院召开。
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会上深情回顾了周光召院长对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贡献，发自肺腑地表达了对周光召院长的尊敬和感恩。
柳传志发言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谢谢大家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能让我和联想的全体同仁有一个向我们敬爱的周光召院长表达尊敬和感恩的机会。
人们常喜欢说谁谁“有贵人相助”，周光召院长就是我们的贵人。
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我们正迷茫着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是周院长给中国科学院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全体科技人员指出了一条突破性的道路。
当时，整个中国科学院有100多个研究所，全年的研究经费总共只有8个亿人民币。
国家在那么穷的时候，要办一个科学院，那是为什么？
我们这些小人物每天就忙着做实验、写论文、评职称、涨工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科技人员、专家学者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但国家图什么？
小平同志说得清清楚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想过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和生产力联系起来。
那个时候的国家，大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中国科学院是国家队，是象牙塔，它的研究成果是为了说明国家水平的，是给人看的，给本国人看，也给外国人看（当然，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两弹一星除外）。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是被隔离的、被封闭的，我们的科研体制走的是苏联的道路，情有可原。现在改革开放了，难道我们还要沿着惯性、沿着老路走下去？
中国科学院一定要改革，中国的科研体系一定要改革！
第一个发出这个振聋发聩号召的是周光召院长，第一个动手干起来的是周光召院长！
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国内外的调研，周院长把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做基础研究的，另一部分是做应用研究的，这是和技术开发密不可分的，这是向着经济效益去的，向着为国家创造财富去的。
而对技术开发型的研究所到底怎么能把研究成果变成财富、变成生产力，当时他心里也没有底，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现在说的不是主观猜测，而是后来他和我聊天内容的回忆。他到美国、到日本考察的结果，发现企业是创造财富的直接组织，但是怎么能把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和企业连接起来呢？
他对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要求，号召科技人员下海去办企业。今天看来，这个要求极其正常，而在当时却犹如石破天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这不是太正常、太平常的事吗？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科学院的人们都会为这个提法或是激动地彻夜不眠，或是觉得天崩地陷，或者吓得心惊肉跳。
1984年半年的时间，中关村就出现了二十几个公司，每个公司的骨干几乎全是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大多数的公司、大多数的业务是在流通领域范畴的，也就是所谓的“倒买倒卖”，但他们个人却能挣到更多的钱，比在研究所里踏踏实实做科研多出了很多，一下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而这个“倒买倒卖”却只是第一步，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而后就是不断地扩大流通领域的范围和规模，不断地出现中小规模的科技企业。
总之，不断地试水、试错，二十年以后厚积薄发，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突然能量大爆发，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了中国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成了北京GDP增长中最强劲的力量，成了摇钱树和聚宝盆，当然这是后话。
然而，当时一时间象牙塔中原有的秩序大乱，“天下大乱”！人们一片迷惘，这么做到底对还是不对？
今天看来，周院长指出的这个方向就是小 平同志指出的方向，就是党 中 央指出的方向。对，是肯定的对，天经地义的对！
但后来的事实说明，走出这条道路是超出想象的难，无以伦比的难！那么难在什么地方？
周院长的原意是把科研和企业有机地联合起来，因此要求科研人员下海办企业来打通科研变成生产力的道路。
而下海之后，呛住我们的第一口水，却不是如何联合起来，而是如何办企业？
要知道，在1984年的中国，实际上在科技领域还没有一家真正配叫“企业”的组织。国家办的叫“公司”的组织，那实际是工厂，只管做不管卖。产品由国家替你分配，比如长城0520计算机。
下了海，我们才知道科研这个环节并不是最难的环节，关键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卖给谁？于是我们要先弄懂什么是市场、怎么去推销、怎样去服务，研发的成果怎么能够成为合格的批量产品？于是我们要学会批量生产、学会采购。
而最难最难的是本钱从哪里来？
比如联想，计算所给我们的20万，不到两个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没有风险投资、没有人担保、银行不肯借钱，钱从哪儿来？
于是，面对着如何办企业，一大堆的问题蜂拥而来，这里有要死要活的压力，命悬一线的压力，也有金钱美女、名利地位的诱惑。
海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我们拼命地挣扎，向着插着红旗的方向游去。游得过去的就是先驱，游不过去的就成了先烈。回首以往，第一批下海的，绝大多数成了先烈。
在后来35年的征程中，有狂风巨浪、有激流涌动、有山一样的压力、有荆棘丛生。在这个过程中，周院长在干什么？他全神贯注地关切着我们，随时随地地提醒着我们，极其小心地呵护着我们，拼着他的全力支持着我们。
故事太多了，我说两个。
第一个故事是1996年，当香港联想一次巨亏，片甲无存的时候，他带着我走了三家银行。科学院是事业单位，是没有担保资格的，那实际就是在恳求人家，周院长是多么自尊自爱的人啊，当我看到他面带着僵硬的微笑，听着人家不冷不热的回答的时候，我真是心痛、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最后，我们终于借到了钱，香港联想存活了下来。
第二个故事：联想能做到今天，产权机制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记得1993年我第一次找院长谈产权改造问题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表态，全力支持。他说：“一个高科技创业企业，要想成功，人的因素一定是第一重要的”。由于当时国家的环境所限，股权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我们做了一个给员工以分红权的折中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推进了改革。今天，中国科学院占联想控股29%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虽然和84年院里投资20万占100%的股份，比例是缩小了，而归属科学院的绝对资产却达到了200多亿，增值了10万倍！
1984年我下海的时候，主要是憋得太久了，想试试我的人生价值。是周院长举起的旗帜引导着联想不断挑高追求的目标，我们做出了中国品牌的PC，并且做到了中国第一，为今天中国成为信息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联想又再接再厉，拿下了全球第一，成为了世界500强中的第200位，为中国人争了光，争了气！
1984年中科院成立的科技企业，中关村成立的科技企业，顶多不到100个，今天所剩无几。而35年以后，北京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全国的科技企业已汇成万千大海，势不可挡。这滔天巨浪般的科技力量已融入到各行各业之中，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早向我们发出呼唤的周光召院长，在中国他本来已具有显赫的科学地位，他本可以以院长的身份让他的学术成果在全世界更加光芒耀眼、名扬四海。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充满争议、极具风险，但对改革开放有巨大实际意义的道路，大踏步地走上前去，义无反顾。
这就是周光召院长的情怀、远见、胸襟和担当！
现在，此刻，当我们在这里谈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的时候，他正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每每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有感觉，但他的眼睛却依旧是明亮的。
在我的这个年龄，这个人生经历，这个知识结构，赞美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本来用词吝啬已成了习惯。但我凝视着他，在我的心里会默默地说：周光召院长，您是伟大的人！（完）
周光召逝世后，目前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仅有王希季（103岁）、孙家栋（95岁）两位。
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卫星和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七机部八院总工程师等。研制成功中国多种实用探空火箭，主持完成中国第一种卫星运载火箭、第一种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方案论证、设计，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总设计师。
孙家栋出生于1929年，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曾任职于国 防 部五院、七 机部、航空航天 部等。领导参加我国首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地地导弹、液体中程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任首颗人造卫星研制技术总负责人，2009年获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