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观”是佛教中的思想，“无常”是指世间万物终将变异，其本质是阐述万物的“空性”。万物变化无穷，因缘所生，因缘而灭，如泡如幻，无常存者，世间万物终将变异，一切皆不持久，分分秒秒都处于变化之中。
《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开头。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但是正像日本哲学家、文化学者梅原猛所指出的那样：“佛教在日本，从苦的教义变成了无常的教义，在日本感情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梅原猛《美与宗教的发现》，集英社，1982年出版），按照梅原猛的说法，就是无常观是日本人吸收佛教思想时偏重吸收的一种观念，梅原猛在分析《古今集》（《古今和歌集》）的美学与文化的特色时指出：
“当可能性难以变为现实性的时候，他(指《古今集》的诗人)不在外在的敌对力量中寻找原因，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是一心把它看作是无常的命运。也许，那有着浓重悲哀的日本感情原型，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在人们意识到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而可能性又被现实性压倒的时候，如果从外在的敌对者那里寻找这种状态的原因，就会产生愤怒的感情，如果认为这种状态是由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会产生“罪”的感情，而《古今集》的诗人们，宁愿把这看作是命运的无常。(同上，《美与宗教的发现》)
《清代学者像传》中的纳兰性德像
我也觉得，中国诗人在吟诗作赋时，确实不像日本人那样对“无常”情有独钟，以“无常”为主题的诗人并不多见，但是清代诗人纳兰性德，却是比日本诗人更喜欢吟咏“无常”，在他的词中，始终贯穿着一种 “天让心愿与身违”（李煜《浣溪沙·转烛飘蓬一梦归》）的无奈，但是他没有“从外在的敌对者那里寻找这种状态的原因”，从而产生“愤怒的感情”，也少有将不如愿归结为自己的“无能”的“罪”的意识，而是一味把悲哀看成一种“无常”，并从这种“无常”中吟咏出千古绝唱。
他在《蝶恋花·出塞》这首词中写道：
这首词的中心意思就是：古往今来，兴亡无个定数，牧马来去，走在历史上不同的疆界上。满目荒凉，霸主嬗变，只有丹枫老树，绿了又红，正是“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山房春事二首》），历史恩仇幽怨虽然无穷无尽，而昔日龙战地，今日为青冢，当年昭君舍身求和，曾是一往情深，而今只见深山夕照，绵绵秋雨，江山依旧，人事无常。
纳兰性德是清代皇家贵胄，清代重臣，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之子，曾祖父金台石的妹妹孟古为努尔哈赤的福晋，皇太极生母，皇太极是纳兰性德的舅公。
纳兰性德虽然仅活了31岁，但是他才高八斗，22岁时，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补殿试”中，中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康熙帝爱其才，留在身边，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职，后晋升为一等侍卫，多次随康熙出巡。
他一生写了348首词，佳句纵横，多为名篇，纳兰性德的词集《饮水词》问世后，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轰动。文学家、他的好友顾贞观赞曰：“容若（纳兰性德的字）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庐陵文士聂先的评价更高：“少工填词，香艳中更觉清新，婉丽处又极俊逸。真所谓笔花四照，一字动移不得者也。”纳兰性德的好友、清代高官、《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则用“家家争唱饮水词”来形容纳兰词在当时的火爆，不禁使我们想起叶梦得《避暑录语》中谈到柳永词时所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一生病弱，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举，十九岁会试中试，因患寒疾，没有参加殿试。他一生中有四位妻妾，但最爱之人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因此他的词作中，哀婉、无奈、忧愁成了主旋律：“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忆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
顾贞观。《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清叶衍兰辑摹，黄小泉绘。
他身为皇家贵胄，博览群书，通古博今，由于他悟性超群，使他体悟到生生流转，今是昨非的世界的真髓--万物变化无穷，因缘所生，因缘而灭，如泡如幻，无常存者，而他身体的孱弱和爱情的不幸，又使他痛感“暗觉欢期过，遥知别恨同。疏花已是不禁风，那更夜深清露，湿愁红”式的无常与无奈，他把这种无常和无奈，看作是一种宿命，也像梅原猛所说的日本诗人那样，不从外在的敌对者那里寻找这种状态的原因，产生愤怒的感情，也不认为这种状态是由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并由此产生“罪”的意识，而是一味地把这些看作“命运的无常”，并把这种无常观贯穿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之中，得到一种对世界与历史悲凉而壮阔的回望，对命运孤寂而凄婉的回味，也而使他的词作绕梁三日，笔花四照，情动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