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等三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突出贡献。
继诺斯、奥斯特罗姆之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获奖,使“国富国穷”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也使“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热词。
自从国家诞生以来,有两种现象一直耐人寻味: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贫困?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繁荣?
古今中外有很多大思想家对此深深着迷,并提出了至少六种解释:
1.地理决定论。如孟德斯鸠、戴蒙德。
2.种族决定论。如戈尔诺、格兰特。
3.英雄决定论。如汤因比、安·兰德。
4.文化决定论。如韦伯、亨廷顿。
5.战争决定论。如斯宾塞、蒂利。
6.制度决定论,即“制度经济学派”,如诺斯、德·索托、阿西莫格鲁。
其中第6种被公认为解释力最强。比如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古巴与佛罗里达,还有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前者与后者在地理、种族、文化上都一模一样,为什么前者贫穷,后者却能富裕?其根源只能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
然而在今天,比上述问题更难回答,但又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过繁荣后,又很快重新堕入贫穷?如果其直接原因仍然是制度,那又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导致制度的失败?中国“制度经济学派”学者陈兴杰,几个月前出版的《国家的贫困与繁荣》一书,恰好回答了这些问题。书中研究了近百年来的三类国家:长期富裕,长期贫困,短暂繁荣又贫困的国家。借此,本书引出了以下常识:
所谓“资本主义危机”,并非市场失败,而是政府垄断货币、大搞通货膨胀的结果。天底下没有免费的福利,你看到的免费福利,都有人在买单。邻国贸易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而在非洲,邻国成了藩篱陷阱,束缚着各国发展。新事物产生后,最优良的是保护产权,糟糕一点的是政府制定规则,最坏的是政府指导行业细节。创新是一连串的改善,阻断其中任何一环,都可能失去一个美好的未来。专利权究竟是天然财产权,还是政府创设的“特权”,值得商榷。
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有数据,而在于市场信号消失,只能任由官员摆布。私有产权消灭后,政府规定的价格完全失真,数据统计得再多,也无法反映市场变化。通胀的特点,就是短期之内有起色,把真正问题往后拖。印钞不生产财富,只会让资源错配,通胀是经济周期生成的根本原因。只要自由流转,产权总会落到能使它发挥最大效率的人手中。市场规律在行为指引方面所引起的作用,远胜于环保说教。我们能够享受繁荣生活,乃是托市场体制和企业家的福。市场优越之处:没有绝对的弱者,每个人都能在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生产力再差的国家,只要对接到贸易体系里,也会找到合作的机会。巨无霸是竞争的胜利者,应当获得赞美。至于它会不会变得臃肿低效,是企业家该考虑的事。
一些人迷信工会,说到底是将改善境遇寄望于斗争,而不是劳资合作。
如果私企“大到不能倒”,就不可避免沾上国企病,变得低效。人类的进化,就是在与大自然不断抗争,文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反自然。农业被很多城市人视为亲近自然,事实上,农业也是反自然的。对大象威胁最大的,不是欧美富人的贪婪,而是非洲人的贫穷。发展经济是保护动物最好的手段,有了收入就可以更好地反盗猎。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战争,归根到底,就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被抛弃。
一个国家的贫穷或富裕,归根结底是由观念主导的,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必然以某种思想为准则:先有“无代表不纳税”观念,才有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抗争;先有剥削的观念,才有斗地主的开始。可见,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就拉动制度前进;当社会观念比较落后,制度就停滞甚至倒退。人类历史的演化,因此归根结底,是错误观念和正确观念的缠斗史,人类辗转了漫长岁月才进入近现代,就是因为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标志的观念峰值,启蒙运动开启之后才艰难诞生。以上这些常识,是“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的通俗化表述,也是维系我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观念基石。
本书所表达的思想主张,与诺奖得主诺斯完全一致。然而对当下的我们而言,这本书或许更紧迫、更切题,因为它专为当代国人而写,而且更具近现代的问题意识。人人都渴望富裕的国家、文明的制度,但正如米塞斯所说,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当更多人能清醒地看世界,国家才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将学术观念不断转化为易于为大众所理解的常识,不断提升观念的水位。——对大众而言,最迫切、最有效的观念提升,就是把学术观念转换成人人可懂的常识,以最鲜活的故事中读懂国富国穷的深层机理。为此诚挚推荐《国家的贫困与繁荣》,经济学者张维迎高度评价本书:“陈兴杰是坚信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派,他的文章有理论,有故事,通过实例分析传播理念,文笔优美,我很喜欢读。”政治学者王建勋老师所说,《国家的贫困与繁荣》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而又迫切需要的读物”。还有著名学者毛寿龙、著名作家阿乙等人联袂推荐。本店有幸获得少量签名版,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