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徐英,红色是我的一生
旅行
2024-09-18 16:13
浙江
我叫徐英,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我,百度上的第一页也找不到我,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本名叫徐胡连,1907年出生于武义县水碓后村,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3岁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听到这里,你会夸我年轻有为,前途无限,或许你也会有疑问,这么优秀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历史课本上,很遗憾地告诉你,一年以后,我和那个时候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为了革命舍生取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大家都说我家境贫寒,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是不错的,我太祖父是秀才,祖父到父亲这一辈都是读书人,去看了我水碓后老房子的人就会知道(徐英故居,现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式的大合院,明间抬梁用材粗大,椭圆形月梁、柱头雕花插叶以及门窗雕刻都十分考究,不说是个少爷命,至少衣食无忧了。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我们都是被碾碎的泥。我出生那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老百姓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5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朝落幕,身边的大人都割去了长辫,大家都期待着民主的到来。可惜还没等到民主,社会再次陷入封建统治,我的父母也因病相继去世,从此我便成了孤儿,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存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乱成一锅粥,好在堂姐的照料下,我依然健康成长起来。(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
我从小便喜欢读书写字,上了5年学后,觉得堂姐一家抚养我太辛苦,便主动去了商店打工当学徒。十三岁那年,我告别了堂姐一家,从乡下来到县城染布店打工挣钱,年纪轻轻便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时的武义县城,比乡下要热闹多了,街上不仅有文庙和书院,还有很多没见过的烟店、西药店、照相馆、瓷器店、火炮店等等,街里十余条犬牙交错的巷子狭长绵延,石板巷上的陈家厅,是我见过最奢华的民居了。
▲来自朱志强老师《古城记忆》
在县城的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太多百姓的穷苦与悲惨,熟溪桥上多的是讨饭吃的穷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肉,衣服补丁摞补丁是常态。壶山书院里多是地主家的孩子,普通百姓的孩子们早早辍学,跟随父母下田劳作或在街头巷尾寻找微薄的生计,穷人如同被遗忘的角落,往往只能低头,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和剥削。1919年5月,北京晨报传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五四爱国运动,学生和工人纷纷站出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思想。看着城里的哥哥姐姐们那么的团结和勇敢,年少的我无比的激动,决心长大后也要同他们一起反抗这个不公的世界。1925年我19岁,实在忍受不了当学徒的牛马生活,每天辛苦工作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更别说攒钱过上好日子,富人早就为自己的命运加上了限高杆。于是我决定前往大城市寻找机会,先是去了杭州,后来听说宁波工资高,于是辗转去了号称“小上海”的宁波,在这里我看到了轿车、轮船、黑白电影、洋布灯这些新奇事物,长了一番见识,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到了针织厂当了一名工人,随后便到了上海参加新人培训。上海是真正的大城市,港口里停着外国人的军舰,黄浦江上滑着外国人的私人游艇,绅士小姐的欢声笑语,和码头上脚穿草鞋的中国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在大街上常常能看到几十个苦力去搬一台机器,极其低廉的工价,使人畜完全替代了牛畜马畜。很多童工收入微薄,却还要遭受工头的毒打和虐待,而富人的小孩却拥有游乐场与时髦的服装,他们的快乐都是中国老百姓用血汗驱动的。来不及让我过多思考穷苦百姓的命运,五卅运动爆发了,日本和北洋军阀镇压工人罢工,做了很多枪杀工人群众、逮捕学生的恶行,引起了学生和工人的极大愤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和罢工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我也逐渐明白了,只有通过抗争,而且要团结一致抗争,才可能让自己和身边饱受苦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回到宁波工作后,高强度的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工资只够吃饭,连买一件新衣服的钱都攒不下来,我逐渐意识到不反抗就只有吃不完的苦和黑暗的命运,于是发动工友成立宁波第一个工会,反抗资本家的压榨行为。工人罢了工,所以成了人,人顶起了工,所以有了天。经过多次罢工运动,成功将上班时间由12小时改为了8小时,工资待遇也提高了,还有时间开夜班教工人们读书写字。1925年冬,我受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成为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拼命三郎。国共合作期间,宁波成功建立基层工会80多个,会员有8万多人,我当即筹建了工人纠察队保护工人运动,形势一片大好,民主的曙光再一次浮现。随着共产党员队伍日益壮大,蒋介石为了稳住政权而暴露本性,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放肆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的指令下,整个社会被笼罩在白色阴影中,我被迫改名徐英。期间因组织工人运动,我被资本家老板告发入狱,还好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工友们奋起罢工将我保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以省联络员的身份回武义重振党组织,并担任县委书记。当时武义县大多数田地都在地主手中,地租通常占据了农民全年收成的一半以上,加上地方政府几十种苛捐杂税,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了解情况后,我与邵李清等人密切配合,带领乡亲们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严厉惩办了欺压农民的乡绅恶霸,并在武义和永康地区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推选邵李清为县委书记后,我再次回到杭州。▲徐英烈士故居纪念馆
回杭州后的身份便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即使这是一份高危的职业,但我早已在党前立誓,随时准备为了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由于省委机关屡遭敌人破坏,党组织不得不暂时撤销省委,我返回宁波担任特支书记,直属中央领导,继续负责宁波地区的革命斗争。
当时宁波地区已十分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化名于凤鸣,扮成工人和邮差,借特支成员的婚宴开党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罢工、抗议、为农民减地租的斗争活动。正当工作取得较大发展的时候,昔日战友突然倒戈相向,我的身份暴露了,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监狱中。
即使在狱中,我依然没有放弃希望,只要活着一天,就坚持斗争一天,与狱中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斗争活动,组织难友通过绝食来改善生存条件。坚持了200多天,计划过越狱,想过策反守卫,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敌人的魔爪,这一年我才24岁,还没来得及去看望刚出生的孩子,还不知道革命之路会走向哪里。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生来就是不停与恶势力做斗争,从渴望民主的小胡连,到为革命献身的徐英,只能叹息人生还是太过短暂,心有余而运不足。幸运的是,后辈们健康成长,党终于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武义熟溪桥上多是晚饭后纳凉观景的百姓,每个孩子都有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水碓后村已是一片青山环绕绿水悠悠的红色旅游胜地。
我是徐英,如果你了解我这段故事,就会知道革命不仅有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我,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忘记那段黑暗的时光,胜利来之不易,但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