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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鼎立之际,魏蜀吴之间战事频仍,但曹魏总体上对蜀汉呈现防守态势。蜀汉前后对曹魏的北伐接近二十次之多,而曹魏主动发动对蜀汉的入侵仅有三次:第一次是魏太和四年(230)曹真伐蜀,此次战事因连月霖雨、道路难行而被迫撤兵。曹真气病交加,次年即英年早逝,司马懿接替他执掌雍凉军权。因此,这一战虽然并不激烈,却成为司马氏在曹魏权力进阶的一次重要契机。最后一次,则是景元四年(263)的钟会、邓艾伐蜀之役,此战则直接导致蜀汉的彻底灭亡。
相比之下,第二次曹魏对蜀汉的战争——骆谷之役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可能因为没有姜维参与的记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甚至直接将其忽略,只字不提。然而,如果将骆谷之役放在三国后期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就能够发现,此役带来的连锁反应,不仅逆转了曹魏朝堂上的政治天平,激化了曹爽、司马懿两党的权力斗争,还悄然改变了蜀汉内部的政治格局,以至于对多年之后的姜维北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爽的“进”与蒋琬的“退”
骆谷之役的起因,还要从魏明帝托孤说起。
魏景初三年(239)正月,年仅36岁的魏明帝曹叡崩逝于洛阳嘉德殿。在临终之前,辅政大臣人选几次更易,最终形成曹爽、司马懿二人辅政的格局。
曹爽是大司马曹真之子,少年时就因宗室身份入值宫廷,与曹叡过从甚密。曹叡弥留之际,在卧榻之侧加拜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让他一跃而升至当年他父亲的位置。以谯沛曹氏、夏侯氏执掌军戎大事,是曹魏集团自肇建以来的惯例。自从以夏侯惇、曹仁为首的第一代,以曹真、曹休为首的第二代谯沛宗室陆续谢世,这一重任就全部落在曹爽这位“三代”的肩上。
曹芳即位后,曹爽加侍中,改封武安侯,其食邑达到惊人的一万二千户。要知道,他的父亲曹真生前食邑也不过二千九百户。同时,曹爽还获得一项被称为“权臣标配”的特权——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其权势可谓到达极点。
但是连曹爽自己都知道,他如今拥有的一切无不来自父亲功业的荫庇,他对内无声望,对外无战功,尤其是与历事四朝且刚刚立下平定辽东之功的司马懿相比,他更是无法望及其项背。
于是,曹爽在秉政后就不遗余力地从司马懿手上夺权。他的身边聚拢了一批对司马懿不满的人,包括何晏、丁谧、邓飏、桓范、李胜等。其中丁谧提议,将司马懿升为太傅。这是一招明显的明升暗降之法,太傅虽位在“三公”之上,但只是个荣誉职位。朝廷真正的政令运转中枢尚书台就全部掌握在曹爽手中。当时曹芳年幼无法亲政,太后又无外戚之家,因此曹爽独揽尚书奏事之权,等同于可以代天子下诏,以此操控朝政。
可是司马懿在军中扎根太深了,他虽当了太傅,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于是我们看到,正始年间的司马懿依旧很忙:正始二年(241),司马懿督军南征,败吴将朱然于樊城;正始四年(243),司马懿率军东下,退吴将诸葛恪于舒县。眼见这个60多岁的老人仍旧精神矍铄,戎马倥偬,不肯放权,曹爽甚为忧虑。
邓飏、李胜看出了曹爽的心思,于是献策说,要想“立威名于天下”,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率军征伐,建立军功,这样也可以顺势接掌曹魏军权,削弱司马懿的力量。至于征伐的对象,无外乎吴蜀两国。邓飏、李胜为曹爽选择了伐蜀,一是因为蜀国相对弱小,自诸葛亮去世后,蜀国由攻转守,说明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二是因为蜀国的宰辅蒋琬和中军都调离了汉中,汉中的防守势必薄弱,此是出兵的好时机。
的确,就在正始四年,即蜀汉延熙六年(243),屯兵汉中六年的蜀汉大司马蒋琬上疏称病,南屯涪县(今四川绵阳涪城区)。称病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蒋琬“东下之议”的流产。蜀汉自丞相诸葛亮去世后,北伐曹魏的积极性日渐衰弱。辽东公孙渊叛魏也让蜀汉看到时机,蒋琬率中军北驻汉中,试图重新接续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但曹魏在雍凉防守严密,让蜀人看不到可乘之机。于是蒋琬提出“东下之议”,即在汉中打造舟师,顺汉水而下,与东吴军队联手攻打曹魏的襄阳、樊城,在东线打开局面。然而这一计划在成都朝堂上遭到强烈的反对声,反对者认为,顺汉水东下,进军易而退兵难。如果不能取胜,军队将面临无法撤回的危险境地,此举无异于重蹈夷陵之败的覆辙。蒋琬的方案遭到否决,蜀主刘禅甚至派遣费祎、姜维、马忠三名高级官员前往汉中宣传诏令。蒋琬的威望遭受重挫,他只能从汉中黯然退出。
与此同时,曹魏负责应对蜀汉的雍凉都督区换上了新的主政者,即征西将军夏侯玄。此人是谯沛宗室、征南将军夏侯尚之子,同时也是曹爽的姑表兄弟,在曹魏历史上相当有名。曹爽伐蜀势必要得到雍凉都督区的支持,夏侯玄正可与他互为表里。
在曹爽与夏侯玄之间起到关键联系的人物是李胜,李胜当时正在夏侯玄的将军府担任长史。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其父李休曾为张鲁的镇北将军司马,随张鲁降曹。因此,李胜对打回汉中去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在鼓动曹爽伐蜀一事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
正始五年(244)二月,在曹爽控制的尚书台操作下,魏主曹芳诏令曹爽率众伐蜀。曹爽西至长安,大发兵卒六七万人,合夏侯玄雍凉之兵,已达步骑十余万之众。
司马懿当时正在淮南主持屯田修渠,听闻曹爽要伐蜀,连忙派人劝阻,但曹爽哪里会听。为防止司马懿继续阻挠,曹爽还特意征调司马懿次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随夏侯玄从征。而曹真的昔日部下、前将军郭淮也被调来督诸军为先锋,郭淮纵是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得不豁出老命来“陪太子读书”。
“实兵诸围”与“听敌入平”
从长安出兵征蜀,自东向西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四条路线可供选择。当年曹真走的是子午道,结果遭遇大雨,无功而返。鉴于此,子午道首先被曹爽排除。陈仓道绕路太远,而且其南端是易守难攻的阳平关,不适合建功心切的曹爽。
事实上,比较合适的路线是褒斜道,这条路在秦岭诸途中行程较短,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这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赵云、邓芝偏师和第五次北伐的蜀军主力都是走的这条道。
然而曹爽可能还是觉得褒斜道远,选择了更靠东的傥骆道。
傥骆道之名,来自南段的傥水河谷和北端的骆水河谷。从长安西行,到今周至县西南骆峪镇可入骆水河谷,越十八盘岭,过骆谷关,经厚畛子、老县城(原佛坪县城)、华阳镇,出傥水河谷至今陕西洋县,即进入汉中盆地的东端。这条路看起来并不长,但是山路险峻,曲曲折折,通行条件比较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描述傥骆道“谷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盘”。秦岭的险阻对汉、魏双方都是公平的,蜀汉北伐困难重重,曹魏想要南征也必须面对行军和后勤补给的巨大挑战。
但这毕竟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争。蜀汉的中军已经在一年前随蒋琬调往涪县,汉中所余兵力不满3万。蒋琬曾在奏表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涪县的陆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如果汉中有敌情,涪县大军可以迅速往救。如今看来他显然是过度自信了。涪县迫近成都,与汉中相隔近千里,加上金牛道行旅艰难,蜀军又久未征战,士卒懈怠。当汉中边防真的告急之时,涪县的中军从动员到集结再到行军,怎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完成呢?
果然,在战事初始阶段,魏军行军异常顺畅,蜀军的情报机构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疏漏。当蜀军探测到曹魏大军来袭时,曹爽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骆谷。压力给到了蜀汉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身上。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北)人,原姓何。他出身寒微,从小在军旅里长大,“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王平早年曾随本郡賨人首领杜濩、朴胡降曹,在曹营担任假校尉(代理校尉)。汉中之战,曹操弃地而走,王平顺势回归蜀地,被刘备拜为牙门将、裨将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提拔王平担任马谡的先锋,与他同守战略要地街亭。马谡违令导致大败,王平却能在败军之际严守阵地,徐徐退兵。街亭之败,马谡及其部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唯有王平得到诸葛亮的嘉奖,加拜参军,统领精锐的“无当飞军”,不久更是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晋升为蜀汉高级将领。
无当飞军是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吸纳当地勇士组建的一支“特种部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在建兴九年(231),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卤城之役中,王平以“无当监”的身份统帅无当飞军守卫南围,与诸葛亮中军呈掎角之势。司马懿派张郃攻王平,王平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指挥能力和对地形、地势的巧妙运用,将营垒防守得如铁通一般,在张郃的猛攻下依然岿然不动。王平的坚守对魏军形成有效的牵制,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等果断出击,大破司马懿。
13年过去了,当年作为一支偏军将领的王平,如今已经成为整个汉中防区的军政长官、蜀汉北方门户的“看门人”。面对倏然而至的曹魏大军,摆在王平面前的只有两种方案:
一是“实兵诸围”。这是蜀汉首任汉中太守魏延所建立的防御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将关口前置,把士兵分散安排在秦岭通向汉中的各条河谷之中,设置军事据点,修建防御工事(围戍)。魏军在穿越谷道时,士气与战力会大为削弱,而此时蜀军的诸围戍驻军就可以依靠地形优势,以逸待劳。
二是“听敌入平”。即将魏军放入汉中盆地,蜀军则集中在汉、乐(皆在今陕西汉中)二城固守,等待涪县来支援的主力部队。
当王平在汉中召开军事会议时,多数将领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中兵力太少,如果实施“实兵诸围”的策略,就要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各个围戍屯驻,每个围戍都可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军,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可是王平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汉中与涪县相隔千里,如此轻易就放弃关隘,那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祸患。左护军、扬威将军刘敏也支持王平,他说,城外居住着大量百姓,分布着众多未收割的庄稼,如果放弃它们,任凭魏军在汉中盆地驰骋,那局面就已经无法挽回了。
王平和刘敏的见解是准确的,一旦曹魏大军出傥谷进入汉中盆地,就会迅速占据郊野的人口和农田,因粮于敌,补充长途跋涉所消耗的资源,蜀军的士气也将大挫,只能困守孤城,到那时,很可能中军还未抵达,汉中就已沦陷。
王平提出了他的作战规划——依然沿袭魏延“实兵诸围”的防御思路,但考虑到蜀军兵力不足的特点,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整,即以傥骆道南口的兴势围(今陕西洋县北)作为防御重点。他派护军刘敏、参军杜棋先去兴势占据有利地形,建立防御工事,自己再率大军为后继。王平还做了一套应急预案,如果魏军被堵在兴势,想要分兵从黄金围突破,他就亲自统领千人部队前去迎击。只要将魏军堵在傥谷口,就能为涪县中军的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
兴势,成为此役胜败的关键。因而骆谷之战也常被称为兴势之战。
改变魏蜀政治格局之战
兴势山,今称汉王山,在今陕西洋县北20里。14年前曹真伐蜀,前锋夏侯霸就已经走出子午道、绕过黄金围,抵达兴势附近的曲谷。如今,曹爽从傥骆道而来,而兴势山正要挡在傥骆道进入汉中盆地的出口处。曹爽能否比他的父亲更有运气呢?
虽然曹爽一路行军并没有遭遇恶劣的气候,但傥骆道行进之艰难超出他的想象。据学者严耕望、李之勤、陈显远对傥骆道的考证,傥骆道所依托的骆水、芒水、湑水、傥水谷地彼此分隔,中间需要翻越数座山梁,其中海拔超过1500米的就有官岭梁、西老君岭、秦岭梁、财神岭、兴隆岭、大牛岭等,人行尚且不易,何况还要用牛马驮运大量粮草物资。为供应这支十余万人大军的日常消耗,曹爽不仅调动了关中的资源,还征发氐、羌等部族来为大军运输。但长途跋涉、山路多艰,许多牛、马、骡、驴都累死在路上,汉夷民众苦不堪言,傥骆道中充满着他们的号泣之声。魏军将士的斗志和战力,已经在山谷之中被消耗殆尽。
魏军历尽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来到兴势山下,却发现蜀将刘敏已经抢先占据了这里。刘敏派人多张旗帜,前后长达百余里。魏军本已疲惫,又被蜀军堵在了谷口,内部顿时乱成一锅粥。参军杨伟劝曹爽撤军,否则就将吃败仗。伐蜀之战的鼓吹者邓飏要与他争辩,杨伟却当面斥责:“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
曹爽兵力虽多,却分布在狭长的谷道之中,无法发挥优势。王平、刘敏依靠着兴势山的险要地形,成功实施疲敌之策。局面一旦僵持下来,战场的主动权就转到蜀军这一方。五月,蜀汉大将军费祎统率的中军抵达战场,蜀军开始向魏军发动反击。蜀将王林夜袭司马昭营地,被司马昭击退。次日,司马昭去见夏侯玄,对他说,费祎已经尽占险要地势,魏军进不能与他们决战,攻又攻不下来,不如撤军,保留实力。杨伟、司马昭先后提议撤军,反映了魏军上层也基本不看好这场战事。与此同时,先锋郭淮见战事不利,竟然径自率领所部士兵撤走了。
看到魏军士气衰竭,萌生退意,费祎派兵循两侧山路潜行至魏军后方的三岭。果然,曹爽、夏侯玄开始引军回撤,汉军突然发动袭击。曹爽一番苦战,才率军突出包围,狼狈逃回。而当时征发运输物资的队伍,都被魏军抛弃在后面,“死失略尽”。
骆谷之役,以蜀军全胜、魏军大败告终,这是一场借助有利地形以少胜多、积极防御的经典战例。这场败仗不仅让曹魏损失惨重,而且因为征调运输之事,引得“羌、胡怨叹”“关右悉虚耗”,原本依附曹魏的陇右少数民族对曹魏离心离德,并开始向蜀汉靠拢,这客观上为姜维正在执行的笼络羌胡、“偏师西入”的方略提供了条件。后来,姜维主持蜀汉北伐大业后,多次率军取道曹魏洮水以西的羌人聚集地,从羌人手中获取军粮补给,从而在曹魏陇右一带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乃至取得洮西之战这样的大捷,向上追溯,都是骆谷之役为曹魏埋下的苦果。
这一年,恰是诸葛亮去世的第十个年头,这场战争成为后诸葛亮时代蜀汉与曹魏的第一场大战,也是第一场大胜。它至少说明,蜀汉并没有因为失去诸葛亮而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底层出身的王平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捍卫了蜀汉的疆土,是蜀汉本土将领崛起的集中体现。不过,此役的最大获益者是费祎。他原本在蜀汉长期从事的是内政、外交等文职工作,此次因为蒋琬卧病,以大将军的身份代其统领中军,取得如此大捷。战后,费祎晋升成乡侯,在爵位上超过蒋琬,而中军的指挥权也从此移到费祎手中。不久,蒋琬又将益州刺史让给费祎。费祎文武兼领,蒋琬的大司马已沦为虚职。可以说,蜀汉已经正式进入费祎秉政时代。
对曹魏而言,经此一败,曹爽和夏侯玄在朝中声望大跌,史书中称“时人讥之”。这里的“时人”,很可能是司马懿父子的党羽,他们通过制造舆论,借机打击曹爽的威信。此后,曹爽虽然依靠职位把控曹魏的行政权力,却无力与司马懿争夺军权,无法在军界建立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故而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对司马懿步步紧逼,双方矛盾愈加升级,直至在5年后的高平陵政变中彻底激化。
骆谷之役,也让曹魏吃足了秦岭行军的苦头,不敢轻言对蜀汉用兵,以至于19年后,司马昭试图伐蜀建功以掩饰自己弑君之罪时,朝野上下竟是一片反对之声,支持者唯有钟会一人而已。
参考文献:
①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骆谷驿道》
③李之勤《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
④陈显远《“傥骆道”初考》
⑤申雷《魏蜀兴势之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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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那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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