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江人物∥王皜：历尽劫波迈上光明道

我家绥江

公众号ID：wojiasuijiang

我原名王家华，1920年10月诞生在云南省绥江县一户破落地主的家庭。祖籍原在四川省屏山县平夷司，我们是平彝正长官司王元寿的后代。明、清以及民国，凡几百年，王家于斯土生息繁衍，到我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发展到几百户了。几百年来，族内的两极分化也较为明显，有的人家“锦衣玉食”，有的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祖父临终给他的三个儿子遗留下51石租谷的田地和绥江县城文昌楼的一所住宅。三子均分，我父亲分得17石租谷的田地和文昌楼的两间住房，我们家即生活于此。

王家华出生地——文昌楼（锺旭波 摄）

我母亲生育我们弟兄姐妹八人，除开五哥家广生下地就过继给堂伯父外，其余一家九口，生计十分困难。迫不得已，我父亲乃到四川当兵，寻求出路。家务就全靠母亲一个人撑持，后来由于医药、卫生、营养等种种因素，同胞相继天折，最后只剩下四姐、五哥和我，五哥又在堂伯父家，我们母女三人苦熬着，相依为命；一心指望父亲的好消息。哪知，我刚三岁那年，却盼来了父亲病逝成都的噩耗。一家人悲痛之余，母亲只得典当部份田地，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故土安葬。这样，真如雪上加霜，家境就尤为困苦了。

平夷司远眺（熊永贵 摄）

俗话说：“祸不单行”，揆诸我们家的遭遇，恰如其份。1935年，五哥不堪堂伯父家的嫌弃，愤而跑去屏山亲戚家，意外地参加了徐经邦领导的农民暴动，事败，不敢回家，流落宜宾。母亲只有这根“传宗”的独苗，怎不着急呢，乃请人去宜宾寻找，五哥倒是回来了可是找他的人却暴死途中。为了“赔命价”，母亲又将所余几石租谷的田地全部典出。从此，彻底破产了，家贫如洗。母亲、姐姐熬更守夜地做针线活计，卖点“针头线脑”；勉强撑持着一家人半饥不饱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我们家被歧视，受欺凌，连同院住的嫡亲叔、婶，也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经常借故指桑骂槐地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母亲说，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更是为了要保持精力去谋求生计，只能是笑骂由他了。

革命引路人——胞兄王家广

1928年，五哥在屏山县城读高小，因发动罢课，反对校方，被斥退。即此再去宜宾，而后浪迹四方了。绥江社会上风传着他是共产党的舆论，母亲痛苦难言。1934年他突然回到绥江，随着领导了“反选运动”。其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但暗自佩服他有能耐，敢和地霸斗争，替我们家也出了口怨气。一家人正庆幸团圆，然而好景不常，反动派正酝酿着逮捕他的阴谋，于是再度被迫出走。临别时，母亲、姐姐泣不成声、我幼小的心灵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仔细想来，我的童年确实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其实又何只此，可以说迄至绥江解放前夕的1950年上年，我们家都是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后来我又想，这样对我也是好事，磨练了我的意志，从而在革命征程中经受住了若干次严峻的考验。

根据当年的社会环境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要进校读书，简直是非份之想，可是，奇迹出现了，多亏了我的慈祥的母亲。她老人家虽一字不识，但却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她和姐姐省吃俭用，千方百计都要供我上学。有次，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剩下两个铜板，也给我买粑带到学校去吃。而今思及，感慨万千！内心深处不由得产生了“母爱伟大”的崇敬挚情。由于穿着破烂，在学校常被一些同学歧视，班上丢了什么，首先怀疑到的就是我。记得一次，几个地主的小姐掉了砚台，商量要用在水碗中竖筷子的迷信方式来嫁祸于我，幸得有正义感的同学们及时报告了校长（记得是杨华英），将她们训斥了一顿才平息了风波，而我却痛哭了一场。

1935年夏末，高小毕业。为了减轻母亲和姐姐的负担，秋初，我毅然考入了本县举办的“简易师范科”，希望在学习一年华业后，当上一名小学教员，缓解家庭的困境。可是事与愿违，1936年夏毕业，却以我是“赤色份子”王家广的胞妹而不予分配。我很愦慨，同时也感到步入了绝境，曾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五哥从成都来信劝勉，并寄来巴金的名著《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给了我启迪和力量消除了杂念，暗下决心要像觉慧一样，拼弃黑暗，追求光明。曾请求母亲陪送我去宜宾走亲戚，藉以打听能否找到什么工作或进一所免费的学校。适逢一护士学校招生，但要交30块银元的学费。天哪！我们那来这许多钱，只得灰溜溜地回家了。过了不久，我的一个堂姐从自贡归宁，她的丈夫是警官，沿途有人“保镖”，很安全。我恳求母亲向人借钱给我作路费，同堂姐一道去了自贡，住在她家，寻找就业机会。可是我的这位堂姐居心不良，劝我嫁给她们的勤务兵，把我肺都气炸了。趁她不备，在一个黄昏时候带上简单行李，坐上一辆黄包车逃走，而后搭乘货车，辗转到了成都。

1982年王家华兄妹与回绥与亲友合影

前排左起第三人王家广、第四人王家华

到成都后，暂时寄寓在五哥的朋友也是同乡吕汝熹的家里，由他帮助找到了五哥另一好友于宏黎（中共党员）。于告诉我，五哥以共党嫌疑被关进了松潘监狱，当时，有如五雷轰顶，我几乎昏倒。于安慰我说，你哥的事，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好在他只是嫌疑，反动派并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叫我留在成都读书，学食费由他设法筹措。1937年，我考入私立成公中学。抗战爆发，成都是大后方重镇，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天天跑警报，读书也不安宁，反动派还要搞磨擦，更使人愤慨填膺。由于吕家搬家，我是三易其居才读完一个学期。于宏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市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有限的收入还要供养母亲，在那“米珠薪桂”的年月，就无力再负担我的费用了，建议我停学回乡。我怎能走回头路呢?不免伤心大恸。后来他也觉得回家不是善策，考虑决定送我到崇庆县廖浩然家去，廖是五哥在松潘的同事，曾到成公中学看过我。

1938年1月，我乘滑竿去崇庆，黄昏时才到县城，向一位大婶打听，离廖场还有20多里，她见我进退两难，又听我是异乡口音，便自我介绍说她姓雷，就在附近坐家，单身姑娘出门不易，劝我去她家住宿，明天再去廖场。我见她慈眉善目，说话和气，暗自庆幸，遇上了好人，便欣然应允。到她家见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后来却是我在崇庆女中的同学，因此成了好友，节假日，我常去他们家，我逃避三青团照相，就是躲到这儿的。

王家华（1920——2007）

第二天，到了廖家，廖已返任。他的妻子很贤惠，有个老母，三个子女，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很感动，也很自觉。打起精神抢做家务活计，廖家嫂子益发喜欢我了。对我说：“你去县城读书，学食费，我会设法解决，不用愁。”2月，我入崇庆女中11班就读。该校是春季招生，我跳了个学期读二年级，我发奋补课，不久就赶上了进度。我爱读报，每天课余饭后，都要在报栏前站上较长的时间，这本来是平常事，但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的行动，我的信也被偷拆过。这时五哥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丢了“乌纱”（保安中队长），住在成都。经常给我写信和寄书报。记得有封信上他鼓励我说：“我们的母亲孤独一人（四姐嫁到屏山，此时已去世）在家，固然困难，但别忘了我们中国还有千百万个更困难的母亲……”启发我振奋精神，为了解救中国千百万受难的母亲，力求上进！

我们的班主任叫罗雨时，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长，有次他宣布要在学校发展三青团组织，要我们积极参加并决定那个星期天去郊外照集体相，我便于星期六课余后躲到雷家去了，星期日晚上才返校。因此，他非常忌恨我。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一家大恶霸地主被土匪抢劫后，杀光了全家……”全校大哗，议论纷纷。我在周记上写道：“总是作恶多端，方才有此下场。”他的批语是：“你有偏见。”其时尚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暗中监视而已。紧接着，学校来了一个女童军教官（实际是女特务），加强了对学生的管制，还搞了一次突击性的大搜查，把学生隔离到别处，由他们翻箱倒箧地细心检查，但扑了个空，一无所获（我们早有准备，把信件、书籍转移岀去了）。过后，罗雨时找我个别谈话，叮咛我：“你不要误入歧途。”同时把蒋介石的“言论集”给我阅读，想从思想上征服我。我为了想在此校把初中念完，也只好虚与委蛇。把所谓“言论集”的序言死记硬背下来，在他又一次找我谈话时，我便照本宣科，侃侃而谈，不但蒙混过了关，还受到了他的表扬。

重庆市体委副主任任上与球员在一起

1939年秋季开学，罗雨时要我找保人，否则不准入学，我找同学周汝琪（她哥哥在党部工作）作保，五哥寄来的信和书都全部寄存她家。开学后，形势愈来愈紧张，蒋介石逐步地重施反共故伎，风言风语充斥全校，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危险，很有被抓的可能。乃借故请假去成都请教五哥，他说：“走为上策，立即行动。”我赶回学校匆忙收拾行装坐黄包车离校。刚出大门，罗雨时嗅到气味追来了，但为时已晚。仅在车后大叫：“王家华，你不要误入歧途。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催车夫快跑，才算脱离了险境。

到成都，寄住在一个地下党员毛念生的家里，五哥托人介绍进了一个声称为战地服务的护士学校学习，定期三个月结业分配。校址在法国驻蓉领事馆，主持人是一个姓车的留法博士。快满三个月时，同学们听到分配后的月工资，只有银元2元，与招生简章上说的每月8元大相迳庭，于是七嘴八舌地吵开了。我鼓动说：“我们给车博士写抗议信，要他照章办事，如果不行，我们就趁早解散回家。由我喊口令。”大家都同意。由我执笔写成抗议书，塞进车的宿舍。第二天上课，他果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于是，我喊口令：“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大家一哄而散。等他叫来警察，连人影也找不到了。至此，我又再次沦于失学、失业的状态。事后，被五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批评我不懂得斗争策略。随即将我寄居在一个姓王的老太婆家里。正值天寒地冻，我衣服单薄，时不时地又交不上伙食费，真的是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当时地下党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靠组织或个人设法找职业作掩护搞工作，同时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是貌合神离，随时都防备“中央军”把他吃掉。当时日寇的魔爪伸到了山西的边沿，蒋介石对他也是虎视眈眈，于是他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然这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成效。党中央派去了若干党员干部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同志全面负责。帮助他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培训革命知识青年，充实抗日力量。1939年夏天，“民大”派到成都招生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陈恕平。成都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通知已暴露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投考“民大”（其时蒋介石又挥舞屠刀，镇压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藉以保护革命干部和保存革命力量。直到12月份，这支以“民大”新生名义组成的行军队伍才组织就绪，按军事编制编成一个大队，共152人，大队长陈恕平，副大队长王家广，政治指导员王怀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下设四个中队，一、二、三中队是男生、四中队是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此时更名王皓。我学过几天护士，编入卫生组，每天背上药包行军，每到宿营地，少不了给感冒了的发阿司匹林片，给脚上打了泡的人抹碘酒、红药水。

我们是12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1940年2月2日才到达延安，行军57天，行程3000里。在这57天3000里的行程中历尽了艰辛。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了许多“三青团招待所”。如果发现了单个或少数几个青年往西北方向走，就被抓去关押，然后押送回大后方。我们是阎锡山“民大”的新生，是到二战区去的，他们当然不敢阻拦，但也暗中刁难。不是不解决住地，就是不给粮食，我们有时就挨着饿露天宿营。吸取了教训后，大队抽人组成了“前站队”，提前出发先到宿营地买菜、担水、煮饭……保证了队伍吃饱、睡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途中，大队领导反复强调，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不要掉队，要互相照顾，否则，就有被抓去的危险。大家部遵守得很好，没有发生意外。可是这一百几十人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头天才走20里，以后里程虽然略有增加，但进度仍不理想。后来领导研究决定，行军一周，休息一天，打“牙祭”一次，并由“旅外剧团”表演节目活跃生活。这样一来，愈加巩固了行军的饱满情绪。1939年12月底，传来了山西发生新旧军冲突事件的消息，这是阎锡山发出的反共反人民的信号。因此队伍到了咸阳，即由大队领导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党中央通过办事处传达指示：“将全部人员带到延安。”同时一再叮咛：“要周密考虑，防备阎锡山搞突然袭击。”阎锡山果然也消息灵通，我们在咸阳休整，就派来了一个姓牛的中队长带了三个武装随员来“迎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来监视我们的。

王家广手绘成都北行延安路线图（1940.4）

大队领导经过周密计划，与陕甘宁边区驻山、陕交界处的边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到茶房镇后将改道去延安，请他们接应。并秘密地向队伍传达命令：“到茶房镇不解行李，不睡觉，听侯指示。”并补充说：“如果有行动，对有病的同志要搀扶着走，坚决不要丢下一个人。”同时给每人发了块银元，万一被打散了，就作路费往延安方向走，会有人接应我们的。当天到茶房镇已近黄昏，吃了饭，天黑了，队长集合好队伍，也把牛队长请来，由指导员王怀安讲话：“同志们，阎锡山反共反人民，新旧军打起来了，这是真的。现在那里（指山西）变得黑暗了，反动了。我们是到黑暗反动的地方去呢，还是到革命的、光明的延安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喊：“到光明的延安去！”这吼声震动了山谷，震破了寒冬的黑夜！我顿时热血沸腾，真个是喜极欲狂了。大队长（他是山西派来招生的）当即表态：“我跟同志们一道走。”当时牛队长等人气急败坏、呆若木鸡。王怀安指导员命令队伍向左转，152人成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边区甘泉县进发。只听得“嚓、嚓”的脚步声，“跟上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声，几乎是小跑前进。经过通宵的急行军，六十里路黎明前到达。我们在甘泉县休息了3天后继续前进。在中途，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前来迎接、慰问我们，在一个草坪上他给我们讲话：“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带来了党中央的慰问……”大家听了，兴奋得跳了起来，把帽子抛向天空，唱着，跳着……许久未能平静。1940年2月2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一一延安。党中央把我们安排在北门外新华书店礼堂住宿。团中央冯文彬同志、大作家丁玲大姐……还有许多负责同志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们，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欢乐中。

中央组织部将我们这批人分别安排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校学习深造。女同学大部进了女大，我分到七班。女大是毛主席提议为中央妇委主办的，是我国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骨干的学校。校长是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下设政治处、教务处、干部处、总务处等办事机构。在“女大”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增强党性决定》等。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还经常听毛主席的讲话，周总理、叶剑英、范长江、艾思奇等也不时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我们的课堂是露天，坐在地上，膝盖就是桌子；住的是窑洞，十个人睡一个大炕，垫的谷草，点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大白菜、洋芋，一个星期吃一次肉，吃白面馒头；穿的是土布做的棉衣、单衣，一年各发一套。国民党反动派调胡宗南30万军队严密包围封锁边区，军民生活都很艰苦。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女同志纺纱、织布，我学会了纺棉纱，还纺出了一等线。我们每人每月发边币15元，精打细算地使用，交党费、买牙膏牙刷、买卫生纸后还要剩点钱共同凑集去青年食堂吃“三不粘”（是面粉掺鸡蛋、糖，用油炸成的，是当年最高级的食品）。大家还风趣地抢小米饭锅巴，戏称它叫“列宁饼于”。我最感到伤脑筋的是鞋子最易穿烂，我又不会做，后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来解决，去拾别人丢掉的烂鞋，只要底子是较好的，把它洗干净，剪掉破帮，再缝上几块布系拴上线索就完成了凉鞋，穿起来还顶高兴。

在班上，指导员和我们，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融洽、亲切，互相关心、照顾，像一家人似的温暖、幸福。在领导的教育辅导下，我进步较快，二月进校，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8月就转正了，我成为班上的宣传骨干。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大家精神愉快，每于课余饭后或节假日。同学们常去附近桃林里玩，聊天、打扑克，四川人聚在一起就摆大后方的小吃，说得津津有味，我们叫它为“精神会餐”。学校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每周六都要组织友谊舞会或组织球类比赛。1940年“三八”节，每人发了一套灰土布做的领口袖口嵌上白布边的“列宁装”，穿着它参加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在操场跳集体舞。场面壮观、同学们高兴极了。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女同学特别关心。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露天场上吃饭，毛主席来了，亲切地问我们吃得饱吗?菜够不够?一星期吃几次肉?生活习惯吗?啊!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兴奋极了，饭也顾不上吃、抢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把毛主席围在中间，跳跳蹦蹦。轰动了起来，齐声向他问好。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1941年1月我们在女大毕业了。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生活了一年多，幸福祥和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姐妹们就要分别了，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难受，彼此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被分到甘肃省陇东分区庆阳小学教书。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而今半个世纪了（编者注：本文刊于1991年），为了祖国母亲，为了人民大众，坚决响应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风风雨雨，奔波在神州大地的南北西东。

绥江，我们的家，我们与她共同成长

感谢我们的遇见，投稿邮箱：253299397@qq.com

长按二维码，我家绥江微信公众号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