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本人是管理学在读博士生。一直想分享读博期间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和感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想要读博和正在读博以及科研工作的朋友们。
坚持每天读高水平的论文是博士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写好自己论文的基础。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溢出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来自《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6月19日网络首发。
作者：
李斌，教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杨冉，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卢娟（通讯作者），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
贾真，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一、引言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深度改造升级的实践活动，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重塑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流程、运营机制等环节，完成由传统工业化管理体系向数字化管理体系的根本转变（Liang等，2017）。该过程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可能引发企业内部雇佣结构的深刻调整（杨白冰等，2023）。显然，这与劳动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的新质生产力内涵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是数字经济时代下事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关键议题。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有助于优化企业雇佣结构（叶永卫等，2022；肖土盛等，2022）。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并非完全封闭的组织，而是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存在直接的业务联系，这种商业关联推动了上下游企业的单一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共创（Vial，2019），表现为上下游企业沿着供应链发生要素流动、知识信息共享以及经验传递。然而，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倒逼效应（杨金玉等，2022；陶锋等，2023），较少关注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一方面，部分上游行业仍带有垄断属性，上游企业所具备的市场势力可能通过供应链的扩散效应自上而下地传递至下游企业。另一方面，作为产业链条的初始端和供应端，上游企业的行为决策会对下游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刺激下游企业采取相应行动以响应上游企业的行为决策（蔡宏波等，2023）。虽然有文献将研究视角转向上下游企业的互动关联及其影响，但以供应链上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上游企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的关系（Zhao等，2021；杨金玉等，2022；陶锋等，2023；李云鹤等，2022）。一方面，上述研究对劳动力技能偏向这一影响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话题缺乏关注；另一方面，忽略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纵观既有文献，与本文关联度较高的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就业的关系，主要遵循两条主线：一是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体可以归纳为就业补偿（Koch等，2021）、就业创造（Cords和Prettner，2022）、就业替代（Acemoglu和Restrepo，2020；Giuntella等，2022）三种观点。第二支文献考察了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影响因素。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相关研究认为服务业开放、进口自由化增强了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李飚和蔡宏波，2021；王明益和张中意，2022）。二是制度因素，如税收政策激励（刘啟仁和赵灿，2020）、社会保险政策（李逸飞等，2023）。三是企业内部因素，既有研究对这类因素的关注较为匮乏，仅有的几篇文献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模式方面（袁冬梅等，2021）。
创新点：
第一，从上游企业行为的纵向扩散出发，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评估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同，本文转而关注供应链关系形成的上下游传导作用。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上下游企业互动行为的认识，还补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协同发展的经验证据。此外，以往关于供应链的研究多基于年报披露的供应商和客户数据进行配对，样本量较小，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投入产出相结合的方法测度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弥补了观测样本不足的缺憾。
第二，首次研究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影响，拓展了有关企业雇佣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的文献。类似的研究多从人工智能应用、信息技术发展、工业机器人使用等方面展开讨论（Acemoglu等，2022；Acemoglu和Restrepo，2022；Giuntella等，2022），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探讨较为欠缺,仅有的几篇文献也未将上下游企业的关联特征纳入考虑范畴（叶永卫等，2022；杨白冰等，2023），本文是对企业雇佣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的有益补充，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雇佣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从供应链溢出视角探究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传导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沿着供应链向下游纵向溢出提供了微观证据和理论解释。以往文献对供应链溢出的考察主要基于技术创新扩散和知识经验传播（Isaksson等，2016；Hsu等，2022），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溢出效应的研究仅揭示了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传染效应及其机制（杨金玉等，2022；李云鹤等，2022）。一方面，学者们关注的多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影响，上游作为整条供应链的初始端，负责供给原材料与零部件，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和垄断力量（蔡宏波等，2023），上游企业行为如何传导至下游反而更具有挖掘的价值；另一方面，既有文献的研究重点仍局限于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互作用，未能将经济效应的考察拓展至企业雇佣结构。本文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机制进行检验，所得结论不仅理清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前向溢出效应的逻辑，还为完善供应链协同机制以及优化企业劳动力雇佣结构提供了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理论分析
面对复杂多变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为了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和规避经营风险，企业日益倾向开展协同合作。由于供应链上企业存在商业关联，它们自然成为企业寻求合作的首选对象（范合君等，2023）。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和外部性，使得数字要素与知识信息的流动跨越了组织、行业和地区的界限，广泛渗透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这种渗透性削弱了地理距离对上下游企业信息传输与分工协作的限制，促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维持更高频次的交流互动，从而形成链式反应（陶锋等，2023）。
本文认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沿着供应链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的应用，传统重复性的简单劳动逐渐被“数智化”设备替代，使得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能的需求大幅攀升。为了与上游企业保持高效协同，下游企业需调整劳动力需求偏好，增加对掌握数字化技能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组织管理、流程控制以及商业模式等环节的数字化重构（Liang等，2017）。对于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上游企业来说，通过数字技术重塑生产管理流程与组织结构，构建沿着供应链传递扩散的数字供应网络，需要下游企业在需求响应范围与时效、技术衔接与运用、市场预测与评估等方面同向发力（李云鹤等，2022）。对于下游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上游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需要适应性地调整生产流程和业务模式，以应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新需求和技术变革（杨金玉等，2022），这种变化要求下游企业拥有数据分析能力、技术专长和创新思维的劳动力，从而增强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假说1：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
（二）机制分析
1.下游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渠道
【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社会学习层面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身是蕴含较高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对于尚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下游企业来说，学习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并向其看齐是降低失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从制度压力层面来看，供应商与客户面临相同供应链组织场域的规范性制度约束，趋同的力量促使上下游企业均采取数字化转型这一战略行动。同时，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强对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期望，若下游企业未能进行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合法性损失。为了满足社会期望并获取合法性地位，下游企业也会开展数字化转型行动。从网络外部性层面来看，构建网络化、智能化的多层次数字生态圈是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演进方向，同群内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打造了以数字资源为纽带的数字化生态，在数字技术强渗透性的作用下，数字化生态网络中的企业能够获得增量溢出。下游企业加入上游企业的数字化生态网络不仅有助于捕捉供应商的知识、经验以及信息，还能借助数字生态网络的数据传递挖掘有价值的客户资源。
除了同群效应，商业联系也会驱使下游企业向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上游企业“见贤思齐”。一方面，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效果不仅依赖于其对自身的赋能，还需要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响应。唯有打通供应链上的数字化转型障碍，上游企业方能实现实时业务数据共享，精准评估下游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变化，从而及时调整生产交付与库存策略。因此，上游企业具有推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另一方面，当上游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对产品和运营流程进行改造时，依赖上游中间投入的下游企业将面临数字承接的压力。为了维持客户关系和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下游企业将加速数字技术创新，响应上游供应商企业的数据联结需求，加快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下游企业雇佣结构变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组织管理体系、生产流程监督、商业模式变革等模块的重大变革，会导致企业雇佣结构的适应性变化。首先，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创新，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的数据化贯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这催生了与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数据库管理等相关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增加了对高端人才的需求（Acemoglu等，2022）。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知识和经验的传递速率，使得跨组织的知识交流、碰撞与重组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优化了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结构，激发了创新思维，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扩大了企业业务规模和经营范围，创造了大量对劳动力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要求更严苛的新职业（Cords和Prettner，2022）。最后，物质资本的投入与技能劳动存在互补性（Wang等，2021），企业采购数字化相关的先进硬件设备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安装调试、雇佣维修人员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并进行维护保养，从而表现出技能偏向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假说2：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是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重要渠道。
2.成本节约效应的作用渠道
【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下游企业交易成本】
从内部交易成本来看，搭建数字化信息系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增加企业内部环节的透明度，强化部门间信息交流的通畅度与及时性（卢强等，2023），也为实时追踪研发、生产、运输等环节的流程进度提供了便利，有效降低了包括协调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在内的内部交易成本。虽然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组织管理经验向下游传递创造了数字化通道，但其对下游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内部交易成本与企业自身的特性如企业规模和组织管理结构等密切相关，内部交易成本是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调整的结果，短期内产生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性较低，并且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的吸收程度还受限于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李云鹤等，2022；Cho等，2023）。二是组织协调等内部交易成本也依赖于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形成的重要因素（庞瑞芝等，2023），这说明内部交易成本受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更大。
从外部交易成本来看，首先，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客观上搭建了可供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平台，能够向下游企业传递准确的供给信息，下游企业借助这一平台能够迅速捕捉具备富余供给能力的上游企业，从而压缩了搜集交易商品和交易对象信息并进行信息交换的时间，降低了下游企业的搜寻成本（Lu等，2023）。其次，数字化平台使得供应链可视性得以提升，对不同供应商进行比较和筛选，减少了谈判与协商成本（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再者，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了信息集成和数据共享的数字生态系统，加速了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使下游企业能够实时追踪上游企业的契约执行进度，从而节省了下游企业的监督成本（董松柯等，2023）。最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数据要素的传递打通了“任督二脉”，增强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度。这有助于下游企业通畅的捕获上游企业的需求信息，为下游企业匹配高质量交易对象的可能性提升，合作风险相对较低（袁淳等，2021），转变成本也将降低。概言之，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下游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
【下游企业交易成本降低---->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
交易成本降低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交易成本下降优化了企业的资金结构，缓解了企业资金约束（吴海民等，2015），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入新市场提供了资金保障。而新的业务活动需要企业更全面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支持，增强了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其二，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下游企业能够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研发创新，开展研发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具备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来支撑，考虑到相关硬件设备和软件的技术复杂度较高，后续还需要雇佣高技能人员进行运营维护，这反过来也提高了企业对员工的技能要求（Wadley，2021），从而提升了下游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3：成本节约效应是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重要渠道。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员工就业结构数据来源于iFind数据库，用于文本分析的上市公司年报来源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网站，其他微观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省份层面的宏观数据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各省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考虑到2006年会计准则改革可能导致前后时期相关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为规避这一变化引致的测度误差，本文选择的样本观测期为2007~2021年。根据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对初始样本作如下处理：删除关键变量（如总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等）存在缺漏的样本，剔除与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存在较大差异的金融保险类行业的样本；剔除财务状况存在异常状况而被特别处理的ST、*ST、PT样本。为了降低极端值可能产生的干扰，本文将参与回归的连续变量在首尾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最终得到3606家上市公司32732个观测样本。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技能偏向（skill）
现有文献关于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测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学历层次，采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表示（Graetz和Michaels，2018）；二是基于职业属性，采用技术工人的人数表示（刘啟仁和赵灿，2020）。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衡量劳动力技能偏向，即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员工人数占总员工总数的比重衡量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
2.核心解释变量：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updigi）
本文从数字技术运用、商业模式创新、智能制造、信息网络系统四个方面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搭建了底层技术框架、数字场景应用、数字信息基础的结构化分类框架。然后，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提取了上市公司年报特定章节数字化转型的总词频数，将其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严兵和程敏（2022）的做法，基于投入产出视角，使用体现企业生产中对上游依赖程度的直接消耗系数来构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构建如下所示：
3.控制变量
企业基本特征：企业规模（asset）；企业年龄（age）。企业财务特征：资产负债率（debt）；盈利能力（prof）；企业成长（grow）；企业托宾Q值（tobinq）；审计意见（audit）。企业治理特征：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top1）；二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pid）；管理层持股（mshare）；机构投资者监督（inst）。地区特征：地区经济增长（gdp），使用省份GDP表示；地区市场化水平（market），使用各省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wage），使用各省职工平均工资表示。
（三）模型构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第（1）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第（2）列加入了企业基本特征变量，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第（3）列控制了企业财务特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第（4）列为加入企业治理特征的结果，解释变量仍具有统计显著性。第（5）列将地区特征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观察各列解释变量的系数可见，其整体呈现逐步降低的态势，但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经济意义来看，以控制最严格的第（5）列为例，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使得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相对于其均值上升19.49%，验证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假说1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供应商数据进行再检验，并保留供应商为上市公司的样本，然后根据供应商名称匹配得到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表2第（1）列汇报了匹配供应商数据的回归结果，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 。
2.保留制造业行业样本
出于严谨考虑，本文筛选出制造业企业样本参与回归，结果如表2第（2）列所示，研究结论依然能够得到支持。
3.考虑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
企业在年报信息披露中具有策略性炒作的动机，通过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信息能够向投资人塑造创新发展与积极进取的企业形象以获取社会信任。为排除策略性披露的影响，本文借鉴宋德勇等（2022）的做法，根据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信息搜集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下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金额，并使用其占无形资产总金额的比例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然后采用上文的方法测算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如表2第（3）列所示，解释变量仍具有经济和统计意义，说明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对本文的影响较小。
4.工具变量
借鉴杨汝岱等（2023）的做法构建工具变量，计算公式为：
digikpt表示除省份p之外的行业k在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估计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初步反映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促进作用得到验证。工具变量的检验也显著符合预期，满足了识别所需的条件。
此外，本文参考陶锋等（2023）的思路，选取样本初始年份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并引入全国层面的电话普及率构造交互项，并将其作为最终参与回归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3第（3）-（4）列所示，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符号同预期不谋而合，并且均具有统计意义。由此可见，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结论的影响较小。
5.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排除干扰性政策、考虑最低工资规定的影响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未发生改变。同时，考虑到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可能引致内生性，本文进一步增加控制变量并采用双重差分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时拥有较高的优先级，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致的竞争对其整体影响相对较小。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本身缺乏“父爱式”关怀，持续性创新是其保持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要素，在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强度与扩大竞争范围的过程中，雇佣高技能人才以优化雇佣结构成为非国有企业获取增量资源能力有限条件下的必然之举。
本文按照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类，表4第（1）-（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存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分组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显著异于零，这意味着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非国有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正向影响大于国有企业。
2.供应链依赖
供应链依赖性强的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具有相对较弱的议价能力（蔡宏波等，2023），上游企业的数字协同需求将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传递，为了维护客户关系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下游企业将增加对数字化相关人才的需求。而对于供应链依赖性弱的下游企业来说，其本身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被动迎合供应商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受到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程度较小。
本文以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当年总采购额的比重为参照，按照均值将样本划分为供应链依赖性强和依赖性弱两组。表4第（3）-（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促进作用在供应链依赖性强的企业和供应链依赖性弱的企业中均显著存在。组间系数差异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供应链依赖性强的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促进作用更大。
3.市场分割
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固然构筑了数据生产要素流动与信息传递的平台，但较强的市场分割不仅弱化了数据相关要素的社会化连接，还降低了上游企业数字化协同需求传递的效率，使得下游企业缺乏数字化氛围，最终减少了下游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对于市场化分割程度低的地区来说，要素流动传递拥有更高的速率和更畅通的渠道，下游企业能够及时承接上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并进行需求响应，从而刺激下游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
本文以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为参照，按照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市场分割程度高和市场分割程度低两类。估计结果如表4第（5）-（6）列所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市场分割程度低的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间系数差异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地区市场分割程度低的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具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
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企业溢出，促进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为了验证该机制，本文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可以发现，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企业传递，供应商上下游企业存在同群效应，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假说2得证。
本文参考范合君等（2023）的做法，根据上一年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值（diff）将观测样本分为两类。若上一年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低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表示存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顺差，下游企业在当年倾向于通过主动学习的方式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反之，则表示存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逆差，下游企业通过被动模仿的方式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以获取合法地位。
表5第（2）-（3）列分别汇报了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顺逆差样本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的系数在两类分组中均显著为正。为了比较两者的影响差异，本文进一步设置虚拟变量（surplus），若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顺差，取值为1，反之为0，并将其同上一年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值进行交互。第（4）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上下游企业存在数字化转型顺差时，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下游企业并未被弯道超车，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更多的表现为下游企业的主动学习。
（二）成本节约效应
本文分别从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关于内部交易成本的衡量，参考黄群慧等（2019）的思路，采用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示。表6第（1）列的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说明内部交易成本降低并非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机制，这与本文预期不谋而合。
现有文献普遍采用资产专用性表征外部交易成本，本文借鉴张虎等（2023）的做法，使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资产专用性。表6第（2）列的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了降低下游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力量。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使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以及长期待摊费用的总和占总资产的比重表征外部交易成本（袁淳等，2021；孟夏和董文婷，2022）。估计结果如第（3）-（4）列所示，外部交易成本降低的结论未发生改变。上述结果表明，成本节约效应是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渠道，并且外部交易成本发挥主导作用，假说3得证。
六、进一步研究
（一）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
前文验证了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正向影响，但究竟是源于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还是整体创造了更多就业岗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尚未可知。
本文将高技能与低技能员工人数的比值加入回归方程，高技能劳动力的定义与前文一致，低技能劳动力为本科学历以下的员工。估计结果如表 7 第 （1）列所示，可以发现，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了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下游企业提升劳动力技能偏向是通过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实现。为此，第（2）列将下游企业员工总数的对数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结果发现，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说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未对下游企业整体劳动力雇佣数量产生显著影响，从而验证了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是通过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来满足的。
此外，若上述就业替代效应存在，下游企业的低技能劳动力人数会出现下降，所以本文将本科以下学历人数的对数对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第（3）列所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就业替代效应。本文还基于职业属性定义低技能劳动力以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具体使用生产人员数的对数进行替换。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下游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结论再次得到验证。综上可知，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使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出总体雇佣规模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力增加和低技能劳动力减少的双向极化特征。
（二）经济后果检验
具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收益端来看，雇佣高技能劳动力对下游企业经营业绩、创新绩效以及生产效率产生何种影响。二是从成本端来看，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意味着下游企业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下游企业是否会因获取高级劳动要素付出的成本过高而面临较大的工资压力，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从而陷入经营成本攀升的被动局面。
本文首先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收益进行检验，将企业经营业绩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使用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表示。估计结果如表 8 第（1）列所示，劳动力技能偏向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业绩。除了经营业绩外，本文还关注劳动力技能偏向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关于企业生产率，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代理变量，采用 OP 方法进行测算。第（2）列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技能偏向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下游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改善了企业生产率。第（3）列以 LP 方法测算的 TFP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能够得到验证。关于企业创新绩效，本文借鉴李宏等（2021）的做 法，通过测算专利的知识宽度得到企业专利质量，并将其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估计结果如第（4）列所示，劳动力技能偏向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的创新绩效。
进一步，本文探究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成本效应，表 8 第（5）列汇报了员工平均工资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回归的结果，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为了探究这部分增加的劳动力成本是否构成下游企业的经营负担，本文采用应付工资总额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表征工资压力进行再检验。第（6）列的估计结果显示，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虽然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促进了工资增长，但并未增加下游企业的工资压力。可能的解释是，尽管雇佣高技能劳动力需要付出高额的工资成本，但这类智力资本具有知识经验丰富、技术密集度高与专业性强等特点，在为下游企业带来无形知识经验的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有形价值，提升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抵消了工资提升引起的成本增加。最后，本文使用成本费用率即成本费用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经营成本，对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与经营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第（7）列所示，下游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并未增加企业经营负担。综上所述，下游企业面临的收益效应高于成本效应。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下游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在更换变量、排除相关政策干扰、考虑企业策略性披露、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下，基准回归的结论仍然显著成立。
异质性分析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供应链依赖度性强的企业、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机制检验表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偏向，具体表现为推动下游企业主动学习而非被动模仿型数字化转型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
进一步分析显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使下游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出总体雇佣规模保持不变条件下的双向极化特征，即下游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偏好通过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来满足。经济后果检验结果发现，虽然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致下游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但并未构成工资压力和经营负担，反而因高技能劳动力的助力改善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业绩、生产率以及创新绩效。
2.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要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深化供应链纵向合作关系有机结合，发挥 1+1>2 的合力作用。下游企业优化雇佣结构和推动人力资本升级既要遵循聚焦自身能力建设的传统路径，还应当立足供应链的纵向关联作用，充分把握与上游供应商企业商业合作与交流的机会，通过主动了解其数字化转型过程并学习相应经验洞悉自身对所需劳动力的需求定位。同时，根据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匹配劳动力资源不仅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供应商的需求偏好，还能够将劳动力资源配置调整到雇佣结构得以优化的最佳状态。
第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发挥供应链上下游协同的优势。在当前数字化赛道国际竞争加剧叠加单体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数字化转型建设应当坚持走“抱团取暖”的路线，各自为战反而可能陷入被逐个击破的险境。首先，政府应充当上下游企业的“粘合剂”，出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规划，从宏观战略层面释放引导供应链数字化联动的信号，制定鼓励数字化转型联合行动的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并对主动牵头、勇担重则的“链主”企业给予风险补偿，增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协同的信心与动力。其次，下游企业要主动充当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链条中的链带螺丝，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响应上游企业的技术对接与数据联通需求，打破企业封闭组织形成的“信息孤岛”，减少上下游企业信息传递的阻滞与失真，提升供应链数字化联动过程中 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及时性以及稳定性。最后，鼓励上游龙头企业发挥“领头羊”“排头兵” 的作用，利用行业地位高和议价能力强的优势，牵头搭建数字化共享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的互动交流与信息共享，打造“上游推动下游，下游反哺上游，上下游协同互促”的抱团发展模式，推动建设基于价值共创的开放式供应链数字化联动服务体系。
第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联动要因企施策、因地制宜，避免采用“一刀切”“一锅煮”等刚性手段。政策设计应当将所有权属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纳入考虑范畴。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在下游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所以数字化转型联动方案的设计应当以国有企业为抓手，发挥国有企业产业基础能力稳固、资金实力雄厚、融资约束较低等方面的优势，加快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动建设上下游数字化转型合作联盟，在沟通连接中学习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另一方面，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下游企业能够从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从拥抱长期和全局视角来看，地方政府需加快消除长期以来的市场分割和行政体制障碍，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兼顾与省份和行业的协同，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据互联互通、要素资源流动疏通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