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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一篇文章——《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研究》，来自《世界经济》2024年7月。
作者：
张鹏杨、肖音（通讯作者）、刘会政：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岳云嵩：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
一、引言
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缓解企业产出波动对稳住经济基本盘意义重大，因此需要首先明确企业产出波动的原因。近年来，单一供应链依赖企业的产出波动风险加剧，这使得在供应链的供需关系中考察企业产出波动显得愈发重要。同时，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面临深刻变革，各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正加速重构，企业上下游供给需求关系也面临深度调整。那么，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在供应链重构中会呈现出何种产出波动特征？
当前研究对该问题关注很少。现有在供应链上评估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文献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影响效果是积极的（李云鹤等，2022；杨金玉等，2022），却忽视了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上可能也存在消极影响。本文在同个研究框架下创新性地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对供应商和客户的产出波动上存在“非对称”的影响。
边际贡献：
一是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普遍考察外部环境对企业自身波动的影响，如金融摩擦（张云等，2020）、政策不确定性（祝梓翔等，2020）等，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扩展到了供应链网络，全面探究了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同时，本文不再一味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而是从正负两方面影响客观考察和评价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这为深化研究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
二是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供应链话语权视角考察了中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上下游企业产生波动的原因。一方面现有对数字化转型重构企业供应链话语权进行量化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全面评估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后带来何种影响的研究也相对欠缺。本文在供应链话语权这一框架下明确了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产生“非对称”影响的原因。
三是研究广度和深度上，本文将供应链数字鸿沟、国家垄断监管水平、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企业市场势力等内容纳入了“非对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最大程度拓展了研究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影响分析
在生产分工下，企业从上游供应商采购、专业化生产某个环节并向下游客户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其中，上游供应商作为供应链的起始端，往往具有基础性、原料性和联系性强的特点。如果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断裂，会给企业生产带来直接冲击，加剧供应链的风险。事实上，处于供应链需求端、成为供应链“链主”的下游大客户，往往掌握着核心关键技术与独到的设计环节等，在供应链中同样扮演着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主导了整个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对下游企业的垄断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拥有垄断性资源或生产资料。这方面有可能是上游企业垄断了重要生产资料，当然也可能是构建新的上游供应链关系的成本过高（距离远、协调成本高等），导致下游企业不得不与现有供应商形成依附关系；二是上游与下游企业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等带来的信息“垄断”。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为了获得供应商有效而准确的信息，下游企业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时间与风险管理成本。同时，上游企业为了形成垄断优势可能还会刻意隐瞒部分信息，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信息持有方的话语权；三是上下游技术和创新能力不对等，特别是下游能力较弱而产生的对上游的依附关系。部分“链主”企业拥有核心的关键技术，使得下游企业在生产中不得不依赖于上游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形成了依附关系。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提升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一是数字化降低了新供应商的搜寻、协调成本。数字技术的连接、开放、共享特性扩大了企业搜寻供应商的潜在范围（张鹏杨等，2023a）；信息共享程度提升和物流智能化升级降低了供应链的协调成本、运输成本，促进了上游供应链多元化，缓解了上游生产资料垄断给企业带来的困扰；二是数字化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提升了供应链信息透明度（张鹏杨等，2023b）。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企业对供应商的信息挖掘、分析能力，特别是区块链等技术提升了供应链的信息透明度、可见性，降低了供应链单方面的信息垄断；三是数字化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降低了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依附程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出现加速了数字化技术的扩散与吸收、企业知识网络的扩展（Guan and Ma，2003），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弱化了传统市场边界，打破了区域间的市场壁垒（赵涛等，2020），创造了创新环境，提高了创新要素流动；此外，数字化还带来了数字技术赋能生产经营、传统技术向智能化技术转变，加速了企业创新。
上述三方面因素缓解了企业与上游供应商话语权上的不对等，提升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
（二）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对企业上下游产出波动的影响分析
1.下游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对上游企业（供应商）产出波动的影响。
工序化生产造成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沿着供应链向下游传导，产生长鞭效应。因此，生产过程中的下游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一致性。处于下游的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话语权后，企业会从四个方面影响供应商，以优化供应链关系：第一，下游企业会尽量帮助供应商提升生产效率或生产稳定性，实现数字技术乃至各方面技术的外溢。第二，下游企业可能会对供应商进行筛选，保留品质好、效率高的“优质企业”，淘汰生产落后的“劣质企业”。第三，下游企业会实施供应商多元化配置战略，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避免被少量供应商垄断。第四，随着下游企业在供应链上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企业还将倾向于强化供应商对其的依赖。
上述几方面调整可能对供应商产出波动带来如下影响：一方面，下游企业的技术溢出与“优胜劣汰”机制均会提升整体供应商的生产率和企业质量，进而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产出波动。此外，下游企业的供应商多元化配置战略加剧了上游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对稳定产出波动也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供应商对数字化转型的下游企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造成单一需求风险，导致企业暴露于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加剧供应商企业的产出波动。考虑到上文所述的供应商和下游中心企业在生产上的利益一致性，下游企业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后，出于自身“效率”与“安全”问题的考虑，仍将会最大程度上保证和促进上游供应商的稳定向好发展，使积极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抑制整体供应商企业产出波动。
2.上游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对下游企业（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
从上游供应商视角来看，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将加剧上游企业对下游客户的垄断程度，提升对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可能会对下游客户产生如下影响：第一，强化下游客户对自身的依赖，以此提升议价能力，形成垄断价格；第二，分散下游客户、实施客户多元化策略，如此既能降低对下游客户的依赖，也能扩大企业的销售网络提升收益。以上两方面作用下虽然降低了上游中心企业供应链需求风险，却加剧了下游客户的供应链单一供给风险，可能造成客户的产出波动。同时，下游客户被固化嵌入在上游供应商主导的产业链上，抑制了客户的创新和附加值提升（唐宜红和张鹏杨，2017），不利于客户企业稳定发展。
综上，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供应链话语权抑制上游供应商企业的产出波动，但也会同时加剧下游客户企业的产出波动。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本文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供应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此排除供
应商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对中心企业产出波动、自身产出波动的影响。
我们使用供应商是否数字化转型变量（sdigital）来控制供应商企业数字化转型。sdigital设定为二元虚拟变量：当供应商企业为上市公司时，公司年报第一次出现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语后，即定义为该企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以后的年份均取值为1，否则为0；当供应商企业为非上市公司时，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未涵盖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指标，本文以企业是否加入了“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平台刻画数字化转型。
（二）指标测度
1.被解释变量：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
企业生产中会将未销售的产品留做年末库存，因此本文将企业的营业收入/年销售额与企业当年的存货变动进行加总作为企业产出的代理指标。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中未提供总产值的数据，本文通过“总营业收入+存货变动”刻画上市公司的总产出；对于非上市公司，使用工企数据库中的“企业年总产值”刻画企业的总产出。在测度评估企业产出的基础上，分别在上市公司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以企业产出增长率的5年期滚动标准差刻画企业产出波动。
具体方法上：通过企业产出及其滞后项的对数计算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产出增长率git ；将每年的产出增长率与近5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g¯it）做差，以去除增长率的趋势成分，然后对当年产出增长率与平均产出增长率的差取 5年期滚动标准差，即为本文使用的企业产出波动。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后面也基于3年期滚动标准差测度了企业产出波动。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爬取上市公司企业年度报告中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数，作为刻画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此外，由于年报中的词汇反映的是企业当年的战略特征和未来展望，数字化转型成熟的企业在后续年份中提及频率可能会逐渐减少，但这并非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出于这一考虑，本文使用了逐年累加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来量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记为“数字化转型1”）。当然，与大部分研究一致，本文也使用了每年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刻画数字化转型程度（记为“数字化转型2”）
（三）数据选取、匹配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7-2021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了“中心企业-供应商-年份”和“中心企业-客户-年份”两个样本集。中心企业为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方面既有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因此，本文使用了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数据库、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的数据合并方法如下：一是，以企业的证券代码为中间匹配变量合并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库；二是，将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客户的供应链数据库与上市公司企业库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库进行匹配，得到数字化转型程度、供应商/客户的产出波动、供应商/客户的采购额/销售额占比等信息；三是，以企业名称为中介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到非上市的供应商/客户的总销售额、库存、总产值、利润率等，以工业企业库填补供应链数据库中部分非上市公司信息；四是，扩充中心企业的供应商/客户。数据库仅统计前5大供应商/客户的信息，但完全脱离经济联系或合作关联程度下降（不再属于前 5大供应商/客户范畴）均会导致该供应商/客户不在统计范围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一个假设：当一家企业被统计为了中心企业的前5大供应商/客户，那么认为该企业在第一次统计之前的 3年和停止统计以后的 3年之内仍是中心企业的供应商/客户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1.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的影响。表1第（1）（2）列以“中心企业-供应商-年份”为样本。第（1）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心企业逐年累加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数字化转型1），被解释变量为供应商的产出波动，变量“数字化转型1”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上游供应商企业的产出波动。第（2）列以逐年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数字化转型2）为核心解释变量，也得到了与第（1）列一致的结论。
2.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表1第（3）（4）列分别是以“数字化转型 1”和“数字化转型 2”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回 归系数的符号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的产出波动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就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加剧下游客户产出波动这一理论推断。
（二）内生性检验
1.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再估计。
2012年12月5日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科〔2012〕42号文件）并于2013年1月对外公布了涉及90个城市（区、县、镇）的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随后的2013年8月又确定103个城市为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14年新增了84个城市（区、县、镇）。纳入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内企业一般会实现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这就为本部分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基于此，本文设定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表2第（1）（2）列结果中inc变量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这表明以智慧城市政策为代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缓解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具有积极作用，对下游客户企业产出波动存在不利影响，凸显了对供应商、客户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
2.基于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
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只披露了前5大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这就带来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造成了内生性问题。本文以 Heckman两阶段回归排除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结果在表2第（3）（4）列呈现。表明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上游供应商的产出波动，但同时加剧了下游客户的产出波动。
3.工具变量检验。
我们选择了几个常见的方法构建 IV，包括：一是以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均值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IV；二是以省份层面数字化转型均值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IV；三是使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1期做IV。上述三种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均表明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稳定上游产出波动和加剧下游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
4.排除度量误差。
本文参考赵璨等（2020），通过模型估计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语的正常披露次数，将回归残差项小于零的样本定义为正常披露，而大于零的样本定义为夸大披露。为避免战略性披露夸大，本部分剔除回归残差项大于零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第二，数据库公布的连续型数字化转型指数可能涵盖了更多的其他信息，进而造成了度量误差。解决方法：一是将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按照数值的高低分别赋值为1、2、3、4，以此度量数字化转型；二是参考双重差分法的思路，将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标设定为“0、1”虚拟变量，即是否数字化转型。结果依然证明了“非对称”影响。
5.安慰剂检验
本文对中心企业执行500次随机匹配数字化转型变量，生成不同样本对其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实施安慰剂检验，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企业产出波动的测算指标和测算方法。一是更换产出增长率测度方法的企业产出波动再测度。不再使用对数做差的方法，而是使用通常的方法测度企业产出增长率，以此为基础重新测度企业产出波动；二是更换企业总产出代理指标的企业产出波动再测度。参考彭书舟等（2020）的做法不再考虑库存，使用“营业收入”衡量总产出，对企业产出波动再测度；三是用3年期滚动标准差测算企业产出波动。
2.更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一是以公司管理层数字创新强度指数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该指数使用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出现数字化关键词占该部分总字数之比衡量，用以表示管理层关注企业数字化的程度；二是使用企业数字硬件投资占比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3.调整样本处理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将前文假设的供应链延长时间的存续时间由3年更改为2年；二是对供应链存续时间不做调整，以上市公司供 应链数据库统计的前5大供应商/客户为准。
4.其他稳健性检验。一是将上下游企业中存在数字化转型的样本剔除，以排除上述干扰；二是排除外部冲击事件影响，包括 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2015 中国股市动荡（“股灾”）、2019 年以后的疫情冲击，因此剔除了2008-2009年、2015及2020-2021年的样本；三是，排除数字要素密集度较高行业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数字要素密集度较高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内的中心企业及其对应的上下游供应商/客户。
上述结果均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会带来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下降和下游客户产出波动加剧的“非对称”影响。
五、机制检验：供应链话语权提升视角
本部分首先检验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自身供应链整体话语权的影响；其次检验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供应商和客户话语权的影响，最后是考察供应商话语权的提升对供应商/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渠道。
（一）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整体话语权提升的作用检验
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可以反映企业对上游话语权的大小；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可以体现企业对下游话语权的大小。参考黄贤环等（2022）的研究，本文通过“（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收票据）/资产总计”来表示企业对整体供应链的话语权，记为SSR1i t ，数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越大。
预收/预付款项是商品卖方/买方在未交出/收到货物时预先收到/付出的货款，因此本部分还专门使用预收、预付款项构建了商业信用指标，以衡量企业对整体供应链的话语权，记为SSR2i t 。SSR2i t数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越大。
最后，借鉴徐志坚（2011）的研究，本文还使用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在整体供应链中的话语权，ROE反映了企业利用自有资本获取净收益的能力，且在杜邦分析法中，净资产收益率包含了销售的毛利率，毛利率往往受到产品价格和生产效率等因素的制约，能较好地反映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的竞争关系。本文把以 ROE刻画的企业对整体供应链的话语权记为 SSR3i t，值越大则表示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越大。
表 3 汇报了式（3）的回归结果，列（1）-（3）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整体话语权的促进作用。
（二）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话语权提升的作用检验
对上游供应商话语权的刻画参考前文设定方法，分别使用中心企业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款项）/资产总计”和“预付款项”两种方式衡量，分别记为SSR1ikt、SSR2ikt。其中，SSR1ikt数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越大；SSR2ikt为负项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对上游供应商的商业信用程度越小，供应链话语权越低。
对于下游客户话语权的刻画参考前文设定方法，分别使用中心企业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款项/资产总计”和“预收款项”两种方式衡量，分别记为“SSR1ijt” “SSR2ijt”。其中，SSR1ijt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下游客户对中心企业的赊账越多，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越低；SSR2ijt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下游客户对中心企业的商业信用越高。
表4第（1）列中变量“数字化转型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话语权；第（2）列以SSR2ikt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证明了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供应商的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第（3）（4）列展示了以对客户的话语权（SSR1ijt、SSR2ijt）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下游客户的话语权也具有积极作用。
（三）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影响的检验
本部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1.对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的影响。
表5第（1）列汇报了基于方程（4）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上游的话语权指数与供应商整体产出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合表4第 （1）列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对供应商的话语权可推断：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对供应商的话语权实现了稳定上游产出波动的作用。
话语权的提升一是加剧了上游供应商的竞争效应；二是带来了对供应商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上述两个渠道的检验也是对供应链话语权稳定上游产出波动的侧面证明。
表5第（2）列的结果表明企业话语权提升加剧了上游供应商供应中的竞争，产生了上游竞争效应，证明了竞争效应渠道。使用企业新出现的供应商占企业总供应商数量的比重刻画供应链关系变动，该比率越大表明企业的供应商调整越频繁。以其为被解释变量展开方程（3）的回归，结果在表5第（3）列呈现。表明供应商的话语权提升对供应链关系变动的影响显著为正，证明了对上游话语权提升存在对上游供应商的选择渠道。
2.对下游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
表6第（1）列汇报了基于方程（5）的回归结果，第（1）列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表明对客户的话语权提升会带来客户产出波动上升。结合表 4第（3）列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对客户的话语权的结论可推断：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中心企业对下游的话语权而加剧了下游企业产出波动。
企业对客户的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可能会加剧客户对中心企业的“单一依赖”，同时也会日益严重地“嵌入”在中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上，导致了客户整体风险和不稳定性上升。下面对上述渠道进行检验。
第一，检验客户对中心企业的“单一依赖”效应。表 6 第（2）列是基于回归方程 （5）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客户对中心企业采购的依赖度指数。该指数以“客户向对应的中心企业的总采购额/主营业务成本”构造。结果表明：对客户的供应链话语权指数与下游对中心企业的依赖度回归的系数显著为负，由于SSR1ij t为负向指标，该结果表明客户的话语权提升会加剧客户对中心企业的“单一依赖”。
第二，检验客户对中心企业供应链的“低端嵌入”效应。表 6 第（3）列是以客户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变量SSR1ij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心企业对客户的话语权提升会带来客户的整体创新水平下降，证明了供应链话语权提升下的创新抑制效应，即“低端嵌入”效应。
六、异质性检验
1.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当中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同时实现数字化转型，即二者不存在数字鸿沟时，赋值为1，非同时实现数字化转型，即二者存在数字鸿沟时，赋值为0。基于前文回归方程（1），加入了“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变量，与数字化转型形成交叉项以检验异质性。
表 7第（1）（2）列展示。第（1）列结果中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表明相比与中心企业存在数字鸿沟的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与中心企业不存在数字鸿沟的供应商的产出波动的平抑作用不明显。第（2）列以客户产出波动为对象，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表明相比与中心企业存在数字鸿沟的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与中心企业不存在数字鸿沟的客户的产出波动的加剧作用不显著。
缩小中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数字鸿沟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即弱化对上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平抑效应，并缓解对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不利影响。
2.中心企业市场势力强弱
引入勒纳指数来衡量中心企业的市场势力。勒纳指数通过衡量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来度量市场中垄断力量的强弱，勒纳指数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大。在前文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心企业市场势力”变量，与数字化转型形成交叉项进行检验。对供应商和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结果在表8第（1）（2）列呈现。
第（1）列“数字化转型1×市场势力”交叉项对供应商产出波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中心企业市场势力的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产出波动的平抑效应更大；第（2）列“数字化转型 1×市场势力”交叉项对客户产出波动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随着中心企业市场势力的增强，未能显著对客户产出波动起到加剧作用。
3.国家反垄断监管强弱
本文通过国务院等机构下发的反垄断政策的数量衡量特定年份的反垄断监管力度，以此衡量国家对反垄断监管的力度。将每年的反垄断政策数量与数字化转型指数形成交叉项进行检验。表 8第（3）（4）列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与前文显示的数字化转型平抑供应商产出波动、加剧客户产出波动的结果不一致，这表明反垄断监管阻碍了中心企业整体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使上文呈现的数字化转型平抑上游产出波动和加剧下游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不再存在。
4.企业社会责任大小
本文使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数（ESG）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中心企业ESG纳入研究，结果在表8第（5）（6）列呈现。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1×ESG”交叉项与供应商和客户产出波动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这与前文的“非对称”影响结果不一致，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企业 ESG评级的提高与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相悖，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平等合作的要求。基于上述原因，随着企业ESG的提升，上文中的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不再存在。
5.供应链企业所有制差异
本文选择中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同为国企的样本进行检验，表9第（1）（2）列表明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平抑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和加剧下游客户产出波动的影响不明显；第（3）（4）列使用中心企业为非国有企业而供应商/客户为国有企业的样本进行检验，仍然未呈现出平抑上游企业产出波动和加剧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作用；第（5）（6）列选择了中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企业同为非国企的样本，此时呈现出了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平抑了上游产出波动并加剧了下游产出波动。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1）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平抑了上游供应商企业的产出波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下游客户的产出波动，凸显了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
（2）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是造成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非对称”影响的重要机制。一方面，中心企业对上游的话语权提升强化了供应商的竞争效应，加强了对供应商“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抑制了供应商整体的产出波动；另一方面，中心企业对下游的话语权提升加剧了客户对中心企业的“单一依赖”，引致了客户的产出波动。
（3）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反垄断监管力度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均有助于弱化上述非对称影响，而中心企业市场势力会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更明显。
2.政策启示
（1）推进数字化转型成为提升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对于稳定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层面可以尝试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建立数字化研究中心、塑造促进数字技术研发和优化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等。企业层面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实现数字化转型，要不断应用和拥抱新的数字化技术，不断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场景。
（2）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关注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的非对称影响，发挥数字化转型下的积极影响，但也需要警惕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缩小供应链上企业间的数字鸿沟、加强垄断监督力度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消 除上述负面影响，因此要推进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化数字化转型，缩小供应链的数字鸿沟；要加强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特别是数字化平台企业监管，强化反垄断规则，保护公平竞争；还要不断完善数字化企业和平台行业的自律机制，完善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
（3）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上游供应商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机制，稳定上游产出波动。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供应商的竞争、选择机制：一是健全市场竞争规则，完善市场运行体制，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二是推进形成和畅通全国统一的大循环市场，重塑更多市场微观主体，形成更大范围的竞争选择和优胜劣汰；三是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企业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