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政府引导、政策赋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学术
2024-09-14 14:09
江西
大家好！本人是管理学在读博士生。一直想分享读博期间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和感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想要读博和正在读博以及科研工作的朋友们。坚持每天读高水平的论文是博士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写好自己论文的基础。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政府引导、政策赋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9月5日首发
韦东明（通讯作者），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当前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还处于初期阶段（史宇鹏等，2021），许多企业面临着转型人才短缺、资源投入有限、数字技术基础薄弱、转型成本过高等问题，面临“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数字化困境（刘淑春等，2021）。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企业个体努力，也需要发挥政府作用，帮助企业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余长林等，2021；王海等，2023）。数字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激活数字经济要素潜能，增强自身核心数字科技和系统的自主性，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优势，在落实国家数字经济战略规划的同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数字经济支持性政策，着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因此，以数字经济政策引导企业科学高效开展数字化转型，对于有效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现有文献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已有文献多聚焦于区域性试点政策（孙伟增等，2023）；第二，已有文献以各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文本衡量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然而，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仅是数字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难以全面反映地方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强度。实际上，数字经济政策不仅包含了数字新基建等内容，还包括了数字化信息、数字化技术以及新型经济模式和新业态等丰富内涵（陈晓红等，2022），因此需要对数字经济政策的整体性影响进行全面识别。一是拓展了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研究。既有研究考察了数字经济不同细分领域战略规划或试点政策对企业转型发展的影响，但未能全面准确反映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整体性影响。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政策整体性供给强度指标，不仅关注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还考察了不同细分维度政策的功效差异以及探讨了比较优势差异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本文考察的数字经济政策不仅深化与拓展了重点产业政策研究，也进一步延伸了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评价研究。 二是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经验研究。既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和外部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因素，而本文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经济政策这一制度性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检验了不同内外部环境约束下数字经济政策实施路径所带来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领域。三是加深了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理研究。现有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大多从转型成本层面探究其影响机理，本文从数字化扶植生态、政策性资源红利、信号传递效应三个方面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多维度的机制探究有助于更加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联系，对于加快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三大困境，仅靠企业自身努力难以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挑战，还需要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的赋能，以引导企业有效开展数字化转型。本文从营造数字化扶植生态、释放政策性资源红利、发挥信号传递效应三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政策如何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一，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在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各地政府出台相关数字经济政策文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上明显增多，通过数字新基建投资刺激数字经济增长的政策动机明显增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升级背景下，数据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实现大范围、宽领域、深层次的传播与共享，推动企业供给端与用户需求端互联互通，从而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推动企业生产模式向数字化方向转型。 第二，培育数字产业环境。一方面，数字经济政策通过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相关配套政策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引导数字经济要素加速向园区、地区集聚，从而构建数字要素整合共享、创新协同的区域数字化产业发展生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要素支撑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向重点行业和企业转型需求，通过建立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培育一批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吸引新兴产业和企业落地带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三，营造数字创新生态。地方政府通过推动数字经济政策的出台能够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整合不同产业、区域、部门之间的科技信息，通过构建数字科技服务平台，实现科技部门、产业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对接，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换效率，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能。伴随着开放协作的数字创新生态，企业转型风险得以有效控制，企业可以更容易地采用数字技术来改进业务流程、提高效率和创造价值（Paunov和Rollo，2016），从而让企业更好把握数字化发展态势，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孙伟增等，2023）。第一，财政激励效应。供给侧的政府补助和需求侧的政府采购支持是数字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从供需两侧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例如，政府采购的政策功效更多倾向数字化产业和数字化企业，通过扩大数字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经营收入，缓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资金约束（申志轩等，2024）。此外，政府通过对数字化转型探索进程中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可以引导市场形成积极的数字化转型预期，而且政府提供的补助资金可以提升企业现金流，有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张志元和马永凡，2023）。 第二，人才支撑效应。地方政府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教融合项目、数字技能在职培训、人才引进计划等政策性项目，加大对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从而强化地区数字人力资本。此外，数字人才培育有助于推动数字人才集聚，促进人员之间的数字化转型经验交流，改善企业内部人员的结构。因此，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优化地区数字人才结构，提高数字行业就业人员和相关技术人员占比（张慧和黄群慧，2024），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数字人才支撑。面对数字化变革的冲击，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将会向外界传递积极的发展信号，吸引风险投资机构等外部资源进入数字化领域，增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预期。数字经济政策是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政策倾斜也将引导更多资源向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集聚，这将会向市场释放重要的信号，从而刺激和引导风险投资基金入局。风险投资规模的增加表明市场对数字化项目的风险评估更为积极、对数字化领域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也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将被投入到数字化领域中，有利于增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决心。H2：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数字化扶植生态、政策性资源红利、信号传递效应等作用渠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2007年颁布执行的新会计准则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政策的匹配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且本文基准回归模型采取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处理后最终实证回归数据为2010~2020年。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和万得（Wind）数据库，数字经 济政策数据收集自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基础数据上，本文删除了样本期退市、ST/PT类、金融类以及企业样本年份少于3年的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缩尾处理。本文借鉴张永珅等（2021）的研究，通过数字化关键词核算企业数字化资产占比情况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具体地，本文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包含数字、数据、智能、软件、系统、客户端、信息平台、服务平台、互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区块链、科技、APP、小程序、网页、网站等数字化关键词的条目记为数字化资产项目，基于各类明细项的期末余额值进一步计算企业—年份维度的数字化资产金额，并计算其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反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政策（GovPolicy）本文借鉴韩永辉等（2017）研究产业政策功效的思路，结合王海等（2023）对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效果的探索，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整理地方政府出台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各类政策文本数据来构造数字经济政策的代理指标。具体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本文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个政策文本，构建了由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数字政府建设三个维度组成的数字经济政策关键词谱。包含了大数据与数据中心、云计算与算力、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网络与新基建、物联网技术与平台、数字化转型与应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交通物流、数字金融科技、数字娱乐与生活、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等14个二级指标117个关键词。其次，本文通过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利用数字经济关键词谱对2009—2020年间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出台的各类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人工查询与整理，剔除不符合产业政策内涵的无效文件后，本文最终得到1425份城市政府数字经济政策文本数据最后，基于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数据，本文参考韩永辉等（2017）的做法，以2009年为基期，构建了城市—年份维度的数字经济政策累积数来衡量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公司规模（Size）、企业产权结构（Soe）、总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Top1，%）、外部监督情况（Inst，%）。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gdp）、产业结构水平（Structure，%）、市场开放水平（Fdi，%）、网络发展水平（Inform，%）。表1是基准回归的结果，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1）单独考察了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列（2）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列（3）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表1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了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本文的假说H1成立。首先，本文将数字经济政策分为产业数字化政策、数字产业化政策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三大方面。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三大类细分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列（1）~（4）所示。可以看到单独考察这三类政策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同时考察三类细分政策，发现只有数字产业化政策的效果依然显著成立。上述结果表明，当前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经济政策在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主要立足于数字产业化政策 进一步地，本文对数字经济政策16个不同维度的细分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熵值法从城市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收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数字普惠金发展指数四个方面构造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数（Dig_infrastructure），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第二，本文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计算了城市—年份维度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注册企业数占城市新注册企业数的比重来作为数字产业环境（Dig_enterprise）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政策加速了数字领域新企业的进入，激活了数字经济市场活力，营造了良好的数字产业环境。 第三，本文参考陶锋等（2023）的研究，从IPC小组层面识别出数字发明专利和数字实用新型专利，根据数字专利的申请人信息识别加总到城市层面，并采用城市每万人数字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城市数字创新活力（Dig_innovation）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列（3）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数字创新活力。第一，本文从供给侧的政府数字补助和需求侧的政府数字采购两个视角对数字经济政策的财政激励效应进行检验。一方面，从供给侧的政府数字补助来看，借鉴张志元和马永凡（2023）的研究，从国泰安数据库收集了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各类政府补助详细数据。其次，基于数字化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识别出政府数字补助项目，并计算得到企业—年份维度的政府数字补助数据。最后，计算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补助金额占政府各项补助总和的比重来刻画政府数字补助（Dig_subsidy）。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补助，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政府数字补助这一供给侧政策工具，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从需求侧的政府数字采购来看。本文利用从中国政府采购网收集得到的2015—2020年政府采购合同大数据，通过供应商名称与上市公司名称及其控股子公司名称进行匹配获得了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数据。紧接着，参考申志轩等（2024）的研究利用数字化关键词筛选识别“合同名称”、“主要标的名称”和“规格型号或服务要求”三个指标中有关数字化的政府采购合同项目，进一步计算得到企业—年份维度的政府数字采购金额数据。最后，计算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金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来刻画政府数字采购（Dig_Procurement）。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政府数字采购这一需求侧政策工具，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第二，本文从城市数字行业就业人员占比和企业雇佣高学历人才占比来两个视角来探究数字经济政策的人才支撑效应。一方面，本文利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城市数字人才资本（TechHuman_city），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发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地区数字人才的集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效应。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计算了企业雇佣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的占比（TechHuman_firm）作为企业数字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发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企业雇佣更多高学历数字人才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参考彭涛等（2021）的研究，本文从清科公司PEDATAMAX数据库收集整理了2009—2020年中国各类风险投资机构的详细投资数据，根据融资主体所在城市计算得到城市—年份层面的风险投资总金额和投资项目总个数数据，并分别加1取自然对数值作为信号传递效应的代理变量。表5列（5）探究了数字经济政策对风险投资项目总金额（Dig_signal1）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制定和推行数字经济政策会向市场传递发展数字经济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信号，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项目金额得到提升。进一步地，表5列（6）探究了数字经济政策对地方风险投资项目数量（Dig_signal2）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制定和推行数字经济政策会推动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项目数量的增加。 第一，考察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分别采用城市数字经济政策累积数的自然对数值（lnGovPolicy）、城市当年新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数量（GovPolicy_new）、城市数字经济政策新增数的自然对数值（lnGovPolicy_new）、城市和省份层面加总的数字经济政策累积数（GovPolicy_cityprovince）、城市和省份层面加总的数字经济政策新增数（GovPolicy_new_cityprovince）来衡量数字经济政策，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第二，考察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分别采用企业数字化资产占营业收入比重（DigTran_Revenue，%）、企业数字化资产占无形资产比重（DigTran_Intangible，%）、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年报总词数的比重（DigTran_Phrases，%）、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年报总句数的比重（DigTran_Sentence，%）、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年报总字数的比重（DigTran_Word，%）来衡量企业额数字化转型，回归结果依旧显著为正 第三，考察外部冲击和干扰因素的影响。分别考察2012年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之后的样本、排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年份样本、排除与数字经济高度相关的数字行业（I63、I64、I65）样本、只考察数字经济政策数量大于0的样本、排除省份层面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GovPolicy_province）的干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第四，更换回归模型。分别采取城市数字经济政策当期值和滞后2期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基准回归模型的标准误聚类到城市、行业、城市#行业层面，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1）工具变量1：市委书记受教育水平（IV1）。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市委书记更具备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技术发展趋势等外部环境变化更为敏感，能够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更能理解数字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从外生性来看，地方政府市委书记的受教育水平具有较大的外生性，并不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直接产生关联。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到市委书记的受教育年限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显著正相关，经过工具变量回归后，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正。（2）工具变量2：公众数字关注度（IV2）。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关键词收集百度搜索指数日度数据并计算城市年度均值来刻画公众数字关注度。从相关性来看，公众对数字经济议题的关注程度和政策偏向，可以影响地方政府制定数字经济政策。从外生性来看，百度指数是百度以网民海量搜索数据形成的数据分享平台，2011年1月1日开始提供PC+移动端搜索综合指数，亿万网民主动的搜索行为集合而成的搜索指数是非结构化数据，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并不会直接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反向影响。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6列（3）和列（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数字关注度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显著正相关，经过工具变量回归后，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正。 （3）同时考虑两个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6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到工具变量依旧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显著正相关，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4）排他性检验。参考唐要家等（2022）的研究，本文将工具变量放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排他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列（7）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依旧显著为正且工具变量不显著，满足排他性约束。（5）双重差分法。本文也借鉴孙伟增等（2023）的研究，考虑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BigdtataPolicy）作为数字经济政策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依旧支撑基准回归结论。本文尝试结合行业异质性和产权属性来进行考察。结果如表7列（1）~列（4）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在国有制造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是显著为正的，而在国有非制造企业和非国有制造企业中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的功效主要是对国有制造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作用。 一方面，本文根据企业总资产年度—行业维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规模较小和规模较大的两组样本，结果如表7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转型产生显著的影响，表明规模优势企业能够吸收政府数字经济政策资源进而转化为转型推动力。另一方面，本文参考周茜等（2020）的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三方面构造综合性指标来度量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企业治理能力水平的年度—行业维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治理水平低和治理水平高的两组样本，结果如表7列（7）和列（8）所示，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不显著。本文参考赵婷和陈钊（2019）的研究来测算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即通过计算企业所在城市 c 行业 i 的产出占企业所在城市 c 总产出的份额与企业所在行业 i 的产出占全国所有行业总产出的份额的比值来衡量（CA），当 CA 值大于 1 则表明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 CA 值是否大于 1 将样本划分为符合比较优势产业和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两组样本，进而考察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对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显著，而对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不显著。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产业化政策的功效最先显现，且发挥不同细分领域数字经济政策合力尤为关键。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营造数字化扶植生态、释放政策性资源红利、发挥信号传递效应三个重要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一，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培育数字产业环境、营造数字创新生态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营造了良好的数字化扶植生态；其二，数字经济政策通过释放需求侧的政府数字采购、供给侧的政府数字补助以及数字人才支撑等政策性资源红利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三，数字经济政策传递积极的信号效应，吸引外部风险投资基金 入局数字化领域，有利于增强企业转型信心和动力，助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前数字经济政策的落脚点主要推动了国有制造业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政策资源在不同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下的效果差异；对于具备规模优势和治理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来说，外部的数字经济政策性资源更容易被其吸收进而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的视角探讨产业政策有效性发挥的基础，发现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经济政策对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更佳。 第一，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供给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一是要加强数字经济不同细分领域的政策研制，发挥数字经济政策合力的效果。二是要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政策的数字化功效。第二，提升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发挥数字经济政策赋能功效。一是，为企业营造优良的数字化扶植生态。二是，有效释放政策性资源。三是，发挥积极信号传递效应。第三，优化数字经济政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和企业间的“数字鸿沟”。一是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根植于区域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提升数字经济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发挥优质企业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