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鉴真这个历史人物，还是在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于他的东渡传记早已模糊。再之后也没有契机学习和了解过有关他的任何。
对于大多数来东京旅行的人来说，上野公园几乎是必选。移居东京满打满算快十年，来往上野公园次数数不清。它是日本的第一座公园，不仅景色秀丽，有“文化之森”的美誉，还藏有罗丹、莫奈、毕加索、鲁本斯等大家名作，可称得上是文化艺术的宝藏之地。
这尊位于不忍池边、绿书掩映下的塑像，我还是第一次见。赶紧搜索一下这尊塑像的资料原来是“2022年为了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由中国美术馆赠送给东京都的鉴真像。这座高2.8米的铜像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国际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创作。”考虑到上野公园的地下有交通网，承重有限，雕塑采用了数百个锻造铜片敲打焊接而成，制作工艺复杂，耗时半年。就在我拍下照片的这一刻，有位年长的阿姨在我身后，待我准备离开后她向塑像深深地三鞠躬。之后我们都回头了，相视一笑~
人家在代官山、表参道顶多偶遇周董、冠希、思聪、而我何德何能竟在上野公园邂逅鉴真大师。岂能错付这份跨越千年的良缘，于是开始恶补“鉴真东渡”的历史。
特别特别感谢最为客观而全面、可靠且有据，有趣而不失深刻，极其诚恳又谦逊的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老师的讲解视频，能让我在探索鉴真东渡之旅的这段时光里沉浸式、专注地一口气刷了3遍。
视频全集虽然只有26段，但却需要我用余生的时间去领悟和消化。用钱老师的原话说“在严格纯粹的学术论述和自由庞杂的演艺传说之间，寻找一种平实、可靠、有趣网络的大众讲述方式，向非专业的朋友们展示鉴真东渡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惊涛骇浪、万顷波涛。”图片来源：钱文忠教授讲“鉴真东渡”视频截图
回望历史，厘清事件经过，从而有幸在跨越千年之后的时空里、在鉴真大师圆寂的国度里、再次去感受、膜拜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鉴真大师对日本的佛教、建筑、书法、印刷、雕塑、医学等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至今被保留和传承着。就连我们现在能在日本吃上豆腐都是托他老人家的福。
基于钱老师的分享资料，以下我把“读书笔记”做个文字版的整理输出，对这段历史和鉴真大师or中日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往下读了~
鉴真生平：出生在扬州，俗姓淳于，父亲曾追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是一位修禅的居士，他自出生就与佛教有着特殊的渊源。出生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生在武则天时期，即公元687年；一种说法是公元688年。相差一年。圆寂时间是公元763年（即日本的天平宝字7年）享年76岁or 77岁。照片来源网络
鉴真人生经历的三阶段：56岁前，在大唐生活、学习，弘扬佛法，生活平稳顺畅。56-66岁，10年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56岁开始着手，6次东渡日本，历经艰险，最终66岁时成功。66-77岁，10年间，在日本生活弘法，辉耀扶桑，圆寂奈良。
鉴真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历经朝代有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正是盛唐“贞观之治”。经由武周革命、迎来“开元盛世”，并开始走向天宝衰变的时期。期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交流通畅。这个唐朝最为鼎盛和闻名海外的时代。
因武则天崇尚佛教，不遗余力地提倡佛教。在初唐到中唐的百余年里，佛教走向极盛，发展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形成了明显带有中国佛教特点的教义、学说、宗派。佛教领域的中外交流极度频繁，由开始的输入为主，发展到由内到外，由于成熟而生的巨大张力，日益走向对外输出。寺院、僧徒数量庞大，佛经的翻译和成果斐然。“佛教成为隋唐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作用不亚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
鉴真所处的小环境-扬州：扬州在唐时最为繁盛。政治、经济、文化、南北交通、东西贸易的中心。唐朝的扬州在全中国的地位，应该不输于现在的上海在全世界的地位，甚至是今天的上海也不足以比拟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赠别二首》
一方面，扬州乃是当时佛教中心之一，日本僧人圆仁有一本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边讲到扬州有40余寺。和鉴真大师相关的大云寺、大明寺都在其中。
另外一方面，当时的扬州非常国际化、非常开放。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定居在扬州，有的是累世居住。
“鉴真从小生活在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从小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具有开放、兼容的独特气质和摆脱个人小圈子的雅量。”这句话出自鉴真大师的著名研究者郝润华教授的《鉴真评传》。他将从西方世界引入的佛教继续传播，毅然走出国门，佛教普渡众生的宗旨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开花。
鉴真的学佛经历：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14岁随父入寺，第一次见佛像感动，请父求出家，于是追随智满大师出家，住扬州最大的寺庙大云寺。最初学习的是天台宗，为他受戒的是主持过皇家法事，当时名重天下的道岸律师，道岸是弘扬《四分律》的南山律宗始祖道宣的弟子，所以鉴真大师是南山律宗始祖的再传弟子。（大家熟悉的弘一大师也是南山律宗的传人。）
公元707年，鉴真21岁，离开扬州去洛阳求学；次年又去了长安，3月28日在实际寺，从著名的高僧弘景大师受具足戒。正式从沙弥成为一名比丘，弘景大师是兼通天台宗和律宗的顶尖高僧。
鉴真大师的“三师七证”（佛家用语，经查询是指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具足的戒师人数，又称十师、十僧。）所有人的姓名至今还都保留着。
在将近7年的时间里，鉴真大师在唐朝广为游历，精进求学，历经名师，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佛学基础。公园713年，鉴真又回到了扬州。直到743年，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根据史书记载，在日本学问僧请求东渡前，鉴真大师在扬州和江淮一带已经是佛教界的顶尖大德存在。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之长、影响之深之广在世界文化交流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是钱文忠老师的原话复述。（钱文忠老师还提到参照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夏应元先生撰写的《相互影响2000年的中日文化交流》）
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2个特征：其一、日本积极主动、全面彻底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等。其这些决定了日本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核心环节。二、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全面的学习、移植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和精神，这个历史阶段，日本对唐朝文化是明显的机械的模仿和一味的照搬，也就是日本的“唐风文化“时期，日本史上的“国风文化”是在此之后。
不得不说的遣唐使：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日本心中，大唐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国家，必须要经常去”。所以不定期地派遣遣唐使成了日本的国策。从公园630年第一次派遣，到834年的最后一次，一共派出了19次遣唐使，实际到达了15次。
唐中宗到唐玄宗的50年间，其中4次派出遣唐使规模是最大的，超过500人的有3次，正好是鉴真大师活跃的年代。除了遣唐使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学问僧，从日本来到唐朝的学问僧人数远远超过世俗的留学生，承担着中日佛教交流的主要任务。
再之后出现的“请益僧”，“还学僧”，这不仅是和从前“学问僧”有着名字上的变化，后者是带着明确的疑难问题而来，且在某些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僧人，他们在中国待上1-2年后再返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习唐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进步。另外一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日本人在前期完全学习和照搬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了调整和进化，从吸收变成了思考和总结、更深一步的挖掘，或者说下一步是希望完成本土化和优化。其实我个人一直很好奇日本这个爱学习的劲儿，以及后来的崇尚和追随强者的文化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鉴真时代的日本佛教情况：佛教受到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的信仰，日本和唐朝一样，取得了僧籍就能免去赋役，导致人们为了生活考虑选择出家为僧。区别是日本当时没有由国家控制的诸如“三师七证”之类的严格授戒制度。很多情况是，自誓自戒，即自己说了算。且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是承认这样的制度，国家没有手段来控制僧人的数量。
要说遣唐使的发起人应该算是元兴寺隆樽的有道高僧，他向朝廷提出向大唐寻求戒师，一方面，为了佛教宗派的完善，提高僧人素质；一方面，为了增加佛教镇护国家的效力，为了国家能够有效控制佛教。
鉴真大师东渡的缘由：1、上述日本国家和统治阶层的强烈诉求。2、作为高僧，满怀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内心一直期盼将玄奘法师等高僧从印度学来的佛教传播开去。3、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面临着武周佛教势力急剧膨胀的局面，他远绍高祖、太宗以道教为先的“祖制”，利用道教制衡佛教，打击武周势力，将老子一路加封到大圣高上大道，并设立“道举”一种科举，以《老》、《庄》、《文子》、《列子》为教科书。每家必须藏一本《老子》道教受到皇室推崇、空前发展。佛教相形见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缘由下篇见。
这里，钱老师引用了郝润华教授精辟的论断“我们可以循着鉴真成长的足迹看到他的这一心态”，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在律宗得势的中宗、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在玄宗崇道抑佛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终成正果，机缘合了。”所谓机缘即有正反两方面，主动和被动的因素两者都有了。
于是，就有了鉴真大师前后10多年，6次东渡的惊天地泣鬼神，随行36人献出生命。第6次东渡时接近失明，百折不挠的他终于在66岁时高龄时抵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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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开心在学习和探索鉴真东渡之旅的时光里，能在网上找到许多相关书籍和图片，有那么多前辈老师、同学、和小伙伴们同行。精彩继续~下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