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治蝗研究

摘要：作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地区一部分，西藏地区有长久的治灾历史。清代西藏治蝗史料多存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灾异志》中。在驻藏大臣制度下，清朝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控制，汉藏进一步交流融合。清代驻藏大臣在西藏推动了农业技术与灾害应对策略的进步。西藏的治蝗举措除了传统的禳灾和减赋，还包括立捕蝗令、铲除虫卵、提前收割等科学手段。清廷派有灭蝗经验的官员入藏任职。清代西藏的蝗灾治理与朝廷政令保持畅通，治灾与蠲恤是驻藏官员有效管理西藏的标志。

关键词：汉藏交融；文化认同；驻藏大臣；治蝗

水、旱、蝗等二灾历来被视为古代社会发生频率最高的灾害，一旦灾害发生，百姓蒙难，政权不稳。《后汉书》载：“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相比较而言，西藏的蝗灾不常见于史册，而在清代西藏历史档案中则保留了较多相关记载，可作为史料补充。由西藏历史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编译的《灾异志》，记录西藏蝗灾档案40多份，通过对比研究可得知汉藏交融的治蝗经验。

一、清代西藏文献有关治蝗的记载

有关西藏治蝗的文献，主要存于清代至民国西藏地方历史档案《灾异志》。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西藏地区遭遇蝗灾时状况，包括灾害发生的具体年份、受灾地域范围以及农作物损失程度、百姓生存之艰等，生动地描绘了西藏在面临严重蝗灾时的社会状况。又据《灾异志》中隆子宗宗堆呈诸噶伦之禀帖载，隆子宗自藏历第十四绕炯火羊年（1847）遭蝗以来，“青裸、麦子荡然无存，豌豆亦有被虫吃之危险”。另据《中国气象大辞典》补充，同年达孜、彭波、林周等地发生大批蝗虫，作物被虫吃掉不少。当地头人和百姓都要求减免公差之类的负担并借粮草。蔡地区前后二年发生虫灾，损失严重，秋收造成影响，没有完成供养甘丹寺的任务。林宗地区政府差民，从火羊年起，连遭灾荒，尽管如此，各项力役差、财物税仍尽心支应，但去年（1846）以前，上下地区及其附近均遭受严重虫灾，生活无着，捉襟见肘，已无カ支差。种子无处可寻，无法耕种。有八户贫困者逃亡他乡，剩余者已无法在此安身。是年，纽谿整个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秋收无望，祈请蠲免差赋。萨拉地区之庄稼，从火羊年起，连年遭受较大雹灾。又自土鸡年以来，蝗灾肆虐严重，导致当地所有的庄稼几乎被蝗虫吞噬殆尽，这种情况在当地历史上极为罕见。小麦、青裸和豌豆这些主要粮食作物无一幸免，全都被蝗虫啃食得一干二净。这样的灾害不仅使农民无法完成官府规定的徭役和交纳赋税，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连基本的衣食所需都难以维系，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状态，近乎无法维持生存。萨拉地区之庄稼，虽遭蝗灾已逾五年，但仍千方百计设法支应。对各项差税从不拖延，积极支应。遇到类似雹灾般的严重虫害，农户的麦子、青裸等作物受损严重。此后，又遭豆虫灾害，豆子远不如以往，只留稀疏秆子，而无颗粒可收。卡孜自火羊年以来发生畜疫，损失较大。对于发生的连续性自然灾害，包括霜冻、冰雹和严重的蝗灾，尤其是在四月蝗虫大规模侵袭并影响到整个地区，造成的影响远超以往年份，致使秋收前景极其黯淡。少数贫困户因连年受灾，难以支应内外各项差赋，生活亦无着落，变为一群乞丐。

蝗灾连年持续不断，藏历第十四绕炯铁狗年（1850）四月底，澎波地区再次爆发了严重的蝗灾，这次灾难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具体受灾主体主要是政府自营地上等农田的一百朵尔，这部分农田原本用于缴纳什一税，如今却因蝗灾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另外，两大重要的青饲料基地雄扎亚草场和杰玛卡草场也未能幸免，蝗虫过境之后，草场几乎被毁，连一片草地都没有剩下，这对畜牧业构成了极大威胁。本来寄予厚望能在低洼地区种植的少量豌豆，也被蝗虫彻底吞噬，甚至连豌豆种子和草秆都没能留下，这意味着秋季收获已经彻底落空，同时也影响到下一季的播种。为此，逃荒后所剩之全体贫困政府差民在此无法安身，众多百姓之耕地荒芜，是年此地人畜两空，无吃无喝，百姓将逃亡。根据墨工溪堆呈诸噶伦文的档案载，因铁猪年（1851）和水鼠年（1852）蝗灾严重，造成“收成不佳，百姓生活困难，无カ抗御虫灾”。“此番蝗虫危害庄稼，不用说粮食，就是草也难收”。“此类蝗虫一入农田，大小农户便有沦为乞丐之厄运”。据噶厦就江溪赂宗宗堆根布的盖印批复稿记载，江溪宗水牛年（1853）“所种庄稼遭受蝗灾，全无收成，全部农田，当年只好废置”。“老人、儿童难以生存，能走者即将逃往他地，令人焦虑不安”。又据尼木地区呈噶伦文载，自木虎年（1854）起，“漫山遍野长有茅草、酸草等，成为蝗虫集中栖息之所，遍地皆有无数虫卵”，“出现蝗虫，多如水波”，“蝗虫甚多，三四月间停止农田引水灌溉青苗、锄草等一切农务，继续设法灭虫”。这些资料能够帮助了解清代西藏蝗灾的影响因素，当时藏区农业生态状况、气候变化以及传统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治理体系。

至于藏地的传统治蝗举措，主要有禳灾和减赋两种。第一，禳灾，藏地多使用治虫喇嘛禳解的形式。这与其他地区在治蝗上的“禳灾”是一致的，“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磔禳”是一种消灾仪式，分裂牲体祭神以除不祥，例如“新建佛塔一座，以求治虫禳解”，“治虫喇嘛赴蔡公塘治虫甚有效验”（见《隆子宗宗堆及百姓为遭受蝗灾请求批准治虫喇嘛肪来治虫事呈诸噶伦之禀帖》）。“樟木贡萨寺有一领诵师，咒法灵验”（见《噶厦就澎波达孜墨竹工卡等地遭受蝗虫寻访治虫喇嘛事给聂拉木关卡官员等之指令稿》）。“据占卜预示，对危害幸福之蝗虫，如不采取禳解治理，任其蔓延发展，人主百姓即将余部毁灭”（见《噶厦对卫藏各宗溪下达驱赶蝗虫彻底铲除虫卵事之指令稿》）。“向本地各僧神求卜，均卜示需进行无数次息灭护摩、百次会供及治虫”（见《诸噶伦为宗嘎出现蝗虫事请求乃穷大法王问卜文》）。第二，减赋，当遇到蝗灾，藏地往往会减少赋税和增加拨款。清代官员已经知晓蝗灾与水、旱等天灾之间的联系，“旱极必蝗”的观点深入人心。据《清史列传》载：“鱼虾遗种水草间，旱则化为蝗，乃开土河汇众流，蓄泄有法，自后虽小灾管，不至害稼，而蝗患亦绝。”在不便疏浚河流时，减赋就是最直接的救灾手段，例如，出具“减免证明”，“减免收入人之三分之一”，并“减免各马饲料粮”（见《噶厦就补具蝗灾减免证明事给杰地与古朗地区之批示》。祈请“甲、兴、俄所有差税准予减免”，“减轻各项差徭”（见《萨拉地区僧俗为庄稼遭受严重虫灾请求减轻差税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请求“准予蠲免汉饷、柴费及传召糌杷等差税”（见《卡孜噶溪顿差民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差赋事呈诸噶伦之禀帖》）。恳请“赐予可观基金，以完纳各项大量开支项目”（见《蔡溪堆诺杰囊巴为庄稼连续两年遭受虫灾支付项目无法完成请求减免事呈摄政暨诸噶伦文》）。祈请“减免三分之ニ或三分之一”（见《温溪堆为温达地区遭受蝗灾请求减免事呈诸噶伦文》）等。

此外，根据翔实的档案数据资料，能计算出具体的农业损失、减免赋税和借贷额度等，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以评估蝗灾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例如，藏历第十四绕炯水龙年（1892）档案《雪卡豁堆为耐仲政府差民之庄稼遭受虫灾请求复査事呈噶厦文》载，耐仲地区发生虫灾，当地七月开始，青裸、麦子被蝗虫吃掉一百三十克，豌豆、养麦、油菜被吃掉六十克，庄稼颗粒无收，连秸秆均无。水龙年（1832）档案《噶厦就补具蝗灾减免证明事给杰地与古朗地区之批示》载：“古朗地区准达根布属下之庄稼，于土鼠年（1828）遭受严重蝗灾。”“土牛年（1829）杰地（山南地区朗县）、古朗（朗县之古如朗杰区）百姓之庄稼受蝗灾。”按照西藏传统重量单位计量，土鼠年的这次蝗灾，减免收入之三分之一，有粗粮九十五克十三升二合，估算约计粮二百二十四克六升五合;土牛年的蝗灾减免杰地之马饲料粮一百零五克，古朗青裸及草料五百五十一克。根据噶厦就澎波地区蝗灾批复稿载，澎波地区于铁狗年（1850）从伦宗库存粮中领取粮食六十、七十、八十如克。上年（1849），从澎林粮库领取一百五十如克。这些记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西藏地区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状况，而且对于评估历史气候条件下蝗灾发生的周期性规律及其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同时，它们也是现代防灾减灾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参照，为预防和控制类似灾害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料。

二、清代治蝗的同步性和同一性

（一）同步性

清代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汉藏文化交融得到推动，清廷派有灭蝗经验的官员入藏，驻藏大臣有代表性的是和宁、赵尔丰等。

和宁2I岁（乾隆二十六年）起便在户部任职管理农事，后又补广东司主事（乾隆四十三年），历任浙江、山西、张家口等地官员，于乾隆五十一年（178）十二月调补颍州府。其担任颍州知府期间忽遭蝗灾，通过种种治蝗手段弭灾之后，和宁以诗记之：

清颍书院课士毕偕张松泉裴西鹭两明府劝农西湖燕集会老堂即席赋诗（部分）

士居四民首，造若弓受樂。

农为二政先，获若身随影。

我来一麾守，春迎太平景。

量移汝阴丘，开田及望杏。

所幸雨阳时，麦稔甲全省。

秫谷畅茂均，秋熟冀坚颖。

奇哉黑头蝗，天教儒吏警。

民膏供一喝，令人怒生凄。

勿报集田间，枯死黏秫梗。

又见飞如织，相衔群出境。

禾稼虽未害，终夜殊耿耿。

乃知神力威，不愧将军猛。

在和宁的治理下，颍川官民一同战胜了蝗灾。“农为二政先”，他深知农业是国家政治经济的基础，蝗虫灾害警示着官员要时刻关注民生疾苦，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灾害，保护百姓和农作物不受侵害。根据和宁诗作，可知清代“刘猛将军”信仰盛行，民众深以其禳灾效用最灵，认为其“神力威”，以庙祀之。实际上，在和宁所处的时代，官员对蝗灾的处理还不成熟，限于社会性质、物质生产方式等，刘猛将军、城隍、虫王、唐王、庙王等禳灾活动依然盛行。如“地方每有蝗蛹，土人虔祷刘猛将军庙，辄不为灾”，“人事既尽，自然感召天和，灾複可消，丰穰可致”。人们普遍认为“蝗灾”是“天谴”的表现，甚至认为蝗是天意，扑蝗有害“天和”。如他的《飞蝗行》：

飞蝗行

贪苛致蛊妖，犯法螟螣逞。

虽有不为灾，麟笔犹书眚。

残孽东北来，黄云驶高迥。

绝皆西南域，切梦忧耿耿。

惊传齐鲁间，平原岱麓并。

唇齿竟波及，土偶嘲桃梗。

弥天凤皇食，鸜鹤一饱骋。

薄翼空飞洒，有如旁不肯。

劫来陇亩集，累累缀禾颖。

妇子夜悲号，田庚忙帚梃。

奇哉簸钟王，辟谷戢千井。

箝口信宿群，一鼓飓如绠。

化堕三义岛，长须供镬鼎。

乃知划蠡贼，神力将军猛。

缅彼赵青州，退飞不落境。

亦有鲁中牟，三异诧巡省。

寄语吾贤守令，识人蝗足警。

何当毗耶灵，驱蜂遍秦岭。

和宁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起赴藏任驻藏大臣，至嘉庆五年（1800）召为理藩院侍郎，在藏达八年之久。后又调任工部、户部。在藏期间，他深受藏地百姓爱戴，做实事惠及百姓，颇有功绩。《清史稿》评其“久任边职，有惠政”，又“博采地形、民俗、物产”。

除和宁以外，赵尔丰、姚莹等驻藏官员亦有治蝗相关经历。根据《清史稿》记载，“尔丰以盐大使改知县，选山西静乐，历永济。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擢河东监掣同知，护河东道”。“（光绪）三十四年，以尔丰兄尔巽督川，改尔丰驻藏大臣，仍兼边务，专边藏事”。姚莹虽抗英保台、战果丰硕，却成为政治牺牲品，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贬官藏地，处理喇嘛事件。入藏前，姚莹作《宿龚家城》，对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局颇多感慨，云：“开封中牟及桃北，黄河三决嗟频年。芦竹伐尽金币竭，河伯任祷殊无怜。今秋山东闻有收，稻粱菽麦充闾阎。昨来剡城度阡陌，飞蝗扑面憎盘旋。”在其作《康輶纪行》中借苏轼《次章傅韵》指出：“飞蝗蔽天之甚，以讽朝廷政事阙失、新法不便之所致。”总之，很多驻藏官员任职经历丰富，有处理农事的经验，尤其重视蝗灾及其对国家时局的影响。

（二）同一性

驻藏官员从其他地区带来农业管理经验，而这种经验亦得到藏地民众认同。相同治理手段的背后是文化上的认同。以禳灾为例，它既是黄河中下游祛除灾害的手段之一，又在藏区广泛应用。拉萨曾有四个驻藏大臣衙门遗址，分别是位于八廓北街北侧8号的冲赛康驻藏大臣衙门、位于甘丹萨康一巷的甘丹萨康驻藏大臣衙门，而扎什城驻藏大臣衙门和朵森格驻藏大臣衙门现已无迹可寻。欧朝贵在《清代驻藏大臣衙门考》一文中指出査细拉康（扎什城衙署东侧）就是清朝驻藏官兵集资为乾隆皇帝和七世达赖荐福禳灾而修建的。“里面主供査细拉姆，据说颇着灵异。其实扎什拉康里面的主要神祇却是内地的神像”。进大门以后，右边是一尊土地神，过去的旧帽上还有‘土地菩萨’四个汉字。左边的査细拉姆乃是内地的鸡脚神”。鸡脚神的信仰在蜀地盛行，其他地区将其视为“煞神”，清人这样描述“鸡脚神，浑身贴鸡毛，栩栩欲飞”。“査细”意为“吉祥”，“拉姆”“拉康”分别指“仙女”和“佛殿”。“査细拉姆”神被藏地和其他地区民众共同供奉。这与“磨盘山关帝庙”被藏地民众称为“格萨尔拉康”是一个道理。

在治蝗禳灾的过程中，藏地多用治虫喇嘛，而其他地区多用刘猛将军等信仰。如在西藏地方历史档案隆子宗宗堆呈诸噶伦之禀帖中，有这样的记载：

卑等辖区自火羊年（1847）以来，连遭旱灾蝗灾，几年颗粒无收。特别是今年，上、中、下大部分地区青稞、麦子荡然无存，豌豆亦有被虫吃之危险。对此，上官大人大发慈悲，派一治虫喇嘛前来此地，卑等自费新建佛塔一座，以求治虫禳解，但效果不佳。卑等近闻有一治虫喇嘛赴蔡公糖治虫甚有经验。为使卑地治虫有效，祈请恩准，令该治虫喇嘛于本月十五日前来卑地隆宗治虫。

徳有清一代，根据各地碑刻相关记载，也多采取修建庙宇的方法，以求“治虫禳解”。例如乾隆五十一年的《重修ハ蜡庙刘猛将军庙记》介绍了刘猛将军信仰的来源：

雍正二年，奉敕特建刘猛将军庙并着祀典。降神录载，神名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从戎，兵不血刃，盗贼鼠窜。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挥剑追，遂须臾蝗飞境外。后因鼎革，自沉于河。有司奏请授猛将军之号。自其生时，己能为民御灾捍患，殁而为神，益着灵异。我不知古之司昆虫者何如，神仗将军之灵，直可使昆虫毋作矣。

清人罗汝怀在《捕蝗事宜》中提出治蝗的八种方法，其前两条就是“除蝗必先祛惑”“除蝗亦必祀神”。他认为：先农之神村社之神皆在当祀，其专司捕蝗之神，则有刘猛将军，乡间可于庙宇公所设立牌位，绅耆 率众虔诚祈祷，神必佑之。”

除禳灾以外，一些科学的治蝗手段也在两地实践中得到了采纳和应用，体现了汉藏文化认同下治蝗的同一性。

第一，立捕蝗令，及时遏止灾害的蔓延。根据《噶厦就消灭蝗虫事复尼木门卡尔溪指令稿》记载，“去年（火龙年185）连遭蝗虫危害”，原因是“前世因缘之黑品”，从宗教或神话传说的角度解释蝗灾的现象，然而通过“大做佛事”以图“抑制虫害”“使其自行消解”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藏地官员提出“彻底根治之法”，即集中全境所有差民的力量捕蝗。清代有关捕蝗的农书较多，如《捕蝗考》《捕蝗汇编》《捕蝗要诀》等。官员治蝗多从农书中寻找经验。如道光年间，王引之曾上书云：“《捕蝗必览》所载‘捕蝗十宜’，以设厂收买为最要之策，其法或钱或米，捕蝗一斗给以若干，捕蛹一斗给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赏，则趋之如鹫。”地方官员在捕蝗上颇有经验，“差委赴各邑捕蝗，星驰遄往，督里甲设法歼除，践民稼穑者饬之，悬赏格，以捕蝗多寡量给钱米，人皆踊跃，蝗渐灭”。清人王仁堪在其诗《行县观稼》云：“如何桀桀苗，生此多辛羽。捕蝗如捕盗，连乡整橐鼓。”此外，各地还将灭蝗形成制度、标准和习惯，“立捕蝗法，蝻尽而民不扰”。

第二，铲除虫卵，将蝗患消灭于萌芽阶段。据噶厦对卫藏各宗溪指令稿记载：“（火龙年185）若发慈悲心，让其滞留，势必导致蔓延，逐渐危及各地，故需驱赶，并在秋末铲除虫卵。”“如俗话所说，一根灯芯燃到底，要主动承办，及早赶，并令铲除残存的虫卵，不使一只留存。”《江孜宗宗堆就消灭蝗虫事呈嚼厦文》云：“皆有灭虫之愿，而尔二宗堆身为主管差税、司法之官员，应即对该区各地凡有蝗虫之处，予以根除。”《噶厦就灭蝗事给撤拉溪堆之批复》云：“蝗虫若有卵存留，则定然孳生繁衍，严重危害禾稼。今应趁其尚未孳生之前，以有效方法根除。”与此同时，其他地区也多用“刨蝗卵”“捕蝗靖”等相同的方法。如乾隆十七年，监察御史周焘在《敬筹除蝻灭种疏》曰：“蝗所自起，不过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于水涸草枯之时，纵火焚烧，使丛秽之区，草根、鱼子都成灰烬，永绝孽芽。卵生者，春深风暖，土脉松脆，辄募民于前岁蝗集之处，掘地取种，送官给价。”

第三，提前收割，把蝗灾所带来的农业损失降至最低。如温溪堆呈诸噶伦文载：“农田被蝗虫啃吃严重，只好提前收割。未熟作物产量，只能收回种子。”另有扎希溪堆呈噶厦文载：“所剩稀疏麦秆，是否可同蝗虫争夺，予以收割，亦请明示。”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受灾地区的农作物茎秆已经被蝗虫完全咬断，叶片更是被吃得精光，提前收割是减少损失的有效做法。清人康基田所编《晋乘搜略》有这样的记载：“山西等处地方，当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弥空蔽日，积于地者厚至三四寸，食禾苗殆尽，居民往往率妇子望禾苗痛哭，收割以为草刍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未尽者，尚望秋成。”网一方面提前收割是无奈之举，仅为“草刍之用”;另一方面，提前收割也降低了蝗虫的繁殖，减轻了蝗灾带来的损失。

三、驻藏大臣制度下的治灾程序与蠲恤手段

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清廷对西藏的全面治理得到进一步强化，驻藏官员对西藏的管理能力也达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除了负责西藏的国防与外交，驻藏大臣还掌握西藏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等大权。在福康安《藏内善后事宜疏》中，他向中央建议：“藏内诸事，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也。向来驻藏大臣，惟资坐镇，不复预闻，以致藏务日就废弛。嗣后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它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地位，而噶伦等地位则低于驻藏大臣。

根据《章程》规定，关于“租赋”，需由藏地官员汇报驻藏大臣最终审核。“前后藏所出租赋，悉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收用。至商上（西藏地方衙门的专称）一切出纳应统归驻藏大臣稽査、总核，以杜商卓特巴等侵渔之弊”。如有农户因逃亡等导致田地抛荒无人耕种的情况，那么对于荒废的田亩，应该暂时免除相应的租赋。等到后来有人重新佃种这些田地并使之恢复生产时，再按照规定重新征收。关于“差徭”，驻藏官员贯彻中央轻徭薄赋的精神，实行对平民的赈济。在“缺缴销”方面，驻藏官员カ图节约民力，使劳役不复扰民。规定喇嘛番目人等“有必须乌拉之处，须禀明驻藏大臣”。尤其在《办理抚恤款项章程》十条设置后，中央与地方、汉藏民众之间建立了更加亲密的联系。当西藏地方有灾情发生，驻藏大臣迅速汇报清廷，并及时出钱赈灾、救灾，并减免税赋和欠款。

治灾与蠲恤是驻藏官员有效管理西藏的标志。驻藏大臣和琳所立《劝人恤出痘碑》，至今还保留在大昭寺门前，在公主柳和唐蕃会盟碑的旁边。和琳所立“痘碑”既是清廷抚辑西藏灾情、体恤民生的见证，也是古已有之的蠲恤制度在西藏的展现。碑刻作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具有“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作用。碑文所载“予奉命整饬藏务，悉禀庙谟，以次厘定，自可永远奉守”，宣示了驻藏大臣治藏的权威性。和琳体察民情，当灾情出现，他于藏北浪荡沟之处修建了一批平房，目的是让感染天花的“番民”有一个能够隔离休养的地方居住，不仅捐赠了足够的口粮，还专门指派人员管理和照顾这些病人。由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护理，大多数患者得以存活。他还强调此蠲恤制度应“作为定例”，要“永远遵行”。和琳将其他地区种“痘”的防疫技术传至藏地，功劳巨大。也正因其功绩，虔诚的藏地民众一度以为石碑粉有治病的效用，故碑身多有研磨痕迹。还有藏族同胞“对此碑顶礼膜拜，供奉酥油、钱币，甚至用手和卵石，敲打以示崇敬”问。这与其他地区痘碑的功效是相似的，如河南《重修通许县痘神庙碑记》《新建圣母痘疹神庙碑记》、广西《新建痘神庙碑记》等均有祈福祛灾的作用。

当有灾情发生时，首先，由驻藏大臣与地方政府共同商议，并将相关灾情和赈灾举措上报朝廷。驻藏大臣松筠《西招图略》即有说明“统辖者，驻藏大臣也”，无论面临如上述的严重蝗灾，还是日常治理中的任何大小事务，驻藏大臣都要过问，尽到管理职责。“是故圣皇钦派大臣驻藏为之教、为之养，所以安边抚籓也。抚也者，循循导其为善也”。“必宜推广皇仁，以中原百姓平日如何教养，遇有偏灾如何赈恤，使之闻之，而后劝之严束营官、安养百姓、恤灾散赈”。《清实录》亦有驻藏大臣上奏以及上谕蠲恤的内容，如“乾隆六十年（乙卯）闰二月庚寅（1795年3月28日）谕：一闻朕降旨蠲免天下钱粮，伊等亦请将唐古忒等抚恤办理，实属善举，朕深为嘉悦”，“赏给前藏银三万两、后藏银一万两。松筠等务须悉心办理，毋致一人遗漏，以副朕一体轮恤番仆之意”。

其次，驻藏官员按照清廷指示，与地方政教人员协同勠カ、一同抗灾。在蠲恤救济过程中，主要有减免粮赋、差役两种和增加拨款、赏赐两种形式。如《日喀则代本噶沃为南本林地区遭受雹灾请求救济事呈噶厦文》所载，当百姓“遭受雹灾，收成全无”，以求“减免差役、发放救济”。需要“呈驻藏大臣盖有噶伦印章之穷地百姓人口登记册”，所发放粮食数额要求“由驻藏大臣批准照发”。另外，对于减免徭役和驿差之事，需要“奉驻藏大臣之命，按照瞩伦之条陈”才能批准。松筠《岗坚喇嘛寺》云：“乌斯咸心信，岂非一慈航。问俗知丰歉，免输数户粮。年丰何可忽?民天何可忘?精勤以自勉，惕励以省方。”在自注中，松筠说道：“沿途秋收丰稔，细询得悉岗坚附近有被雨雹伤稼者十数家。因谕以达赖喇嘛慈悲，免其本年赋纳。复察倘有似此者一体酌蠲。”

尤其在平定廓尔喀之后，由于长期的兵燹，藏地亟须体养生息。驻藏大臣按照《办理抚恤款项章程》，免征了百姓粮赋，并豁免所欠钱粮。当灾情发生时，他们亲自对灾民进行抚恤”乾隆六十年（1795）春，和宁、松筠奏准豁免了前后藏百姓本年应交粮石及旧欠钱粮，捐白银四万两，抚恤失业百姓，并亲自督率办理前藏东南各部抚恤事宜，于四月三十日办理完成四。松筠綜喀》有云：“两越巩塘拉，重来宗喀地。田禾灾被等，征半抒民累。”在自注中，他提到对百姓蠲免征粮一事：“有番民禀诉，田禾夏被虫食，秋复霜打，所获裸麦止四五分。因饬噶布伦察实，谕以达赖喇嘛慈悲，蠲免本年征粮一半。”在《还宿邦馨》中，松筠又写道：“荒番遮道诉，粮赋累为深。昔户今摊派，有田无カ耕。可怜兵火后，复值暴尩频。稽实减征纳，慈悲达赖仁。”根据松筠见闻，在邦馨地原有番民五十五户，今只存八户，后又遭瘟疫”因此，他“饬噶布伦询明谕”，强调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重要性。

四、结语

通过比较清代汉藏治蝗史料，可得知两地在治蝗方面有相似的治理经验”汉藏治蝗具有“同步性”和“同一性”，其背后体现了长期以来的汉藏民族交融。清代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实现了“大一统”。清代入藏官员往往拥有丰富的履历，在来到藏地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提升了西藏发展水平。驻藏大臣制度设立后，随之而来的是汉藏进一步融合。驻藏官员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与生活资料，这大大促进了汉藏交融与文化认同。汉藏民众共同治灾、蠲恤的史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基金项目：2022 年度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重点项目“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研究” （2022-TFSCC-06） 

作者简介：郭西梁，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原刊于《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年第10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及引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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