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长春观
韩高超 口述
叶素珍 整理
1908年，我出生在武昌城里一户穷苦人家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商贩，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当时，虽然家里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但由于我的出世，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因为他们有了儿子，韩家有了继承香火的人。父亲为了表达他对我的希望，给我取名叫韩宏道，大概是想让我将来走宏伟的道路吧。几年后，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日子更难过了。父亲没日没夜地操劳，母亲也替人打工，但是也难维持最低生活。由于过度劳累，父亲得了重病，在我不到八岁时，就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弟弟五岁，妹妹只有三岁。从此，我们孤儿寡母过着叫化子一样的生活。1936年，我长到18岁，听人说当道人出家，可以解除人生的痛苦，有饭吃，有房住。于是，我不顾母亲的阻拦，到汉阳三眼桥杨生庙出了家，从师于刘崇德道长，取法名韩高超。1938年后，我受命先后在湖南长沙吕祖阁、斗姆阁修道。1942年来到武昌长春观，至今已有48年了。关于长春观的过去，我知道一些。但由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平时又没有系统的研究，加上1988年先后两次摔伤，久卧病榻，记忆力极差，只能简单地谈一下，有些可能失真，请各方道友批评指正。
长春观座落在武昌大东门双峰山南麓，它是我国道教著名的十方丛林（十方指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天、地；丛林即大道观、大佛寺的泛称）之一，也是解放后武汉唯一的道教活动场地。
自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之时起，江夏双峰山（亦称黄鹤山，又因此地多松树，或称松岛）即有道观，始为“神祗坛”、“太清观”。到了唐代，因唐玄宗崇奉道教，兴盛一时，此地道观，扩成为“天长观”。宋代称“太和观”，元代道教进入鼎盛时期，经扩建增修，称“长春观”直至如今。据传说，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1148一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曾到此修行。邱前辈19岁时，在宁海拜祖师王重阳为师出家为全真。祖师死后邱处机就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派。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他奉诏前往，召见于雪山，尊为神仙。沿途邱处机力劝元太祖不要杀人。受到人民拥戴。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邱处机受命持皇帝所赐玺书，返回燕京（今北京）,放奴为良，救出百姓二三万人，百姓称颂。他死后，元世祖忽必烈敕封他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并在他原来修行的江夏县双峰山敕建道观。龙门派弟子叩谢皇恩，在原有基础上建成了一组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并以邱处机的道号取名为“长春观”。
长春观建成后，道友很快增至数万，即刻香火旺盛，成为“道子云集之处，黄冠皈依之所”，被誉为“江楚名区”和“湖北著名丛林特著”。
随着朝代的更替，长春观曾多次毁于战火，屡毁屡建，几经兴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朝廷曾下令重建过长春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也曾对该观进行过扩建和维修。同时，对邱处机的功德备加颂扬。清乾隆皇帝曾题御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清人王柏心在游览了长春观后，也曾写诗云“紫衬琼台仍飘渺，无都金厥故清虚”，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后，长春观又曾遭受战火，留下残垣断壁。据观中石碑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年），龙门派第十六代宗师何合春自武当山来到此地，目睹道观殿堂一片荒凉，道众飘零，无处栖身，遂率道友四出募捐，得到当时官署和社会名流的赞助，于同年8月，仿明代建筑对长春观进行了重建，使昔日驰名中外的名观“唐貌森严，回复旧观”，1931年，长春观又曾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形成一大建筑群，沿袭至今。
长春观还是一座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道观。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昌，因长春离城里近，而且地势较高，有众多的殿堂和围墙，还有爱国道众的援助，北伐军将它作为观察敢情的掩体和前哨阵地。有一天，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先生带领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和我国留苏学生、共产党人纪德南到长春观观察敌情，遭到敌人伏击，纪德甫当场牺牲。郭沫若先生闻讯后，十分悲痛，当即写下了追悼烈士的诗句，其中两句是：“宾阳门（今大东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1949年，刚成立的武昌县委因无房办公，也曾借居长春观,观内90多名道众，克服困难,积极为武昌县委工作人员提供方便,使新生的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长春观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市政府将黄鸪矶上吕祖阁中的吕洞宾卧像和“五百灵官”移至观中，便长春观成为当时武汉市保存道教文物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为了保护这座名胜古迹，1959年，市人民政府将长春现公布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著名学者冯友兰都曾到长春观参观游览，并亲切看望全体道众。
但是，十年动乱，使长春观元气大伤。道观被附近单位占驻，道教设施全被砸坏，许多珍贵的文物也不知去向，数十名道众被赶出观门，我也被关进汉口青岛路原景明大楼“牛棚”内，到了节假日，“牛棚”也不让住，只有借住莲溪寺，受尽摧残。1982年，市人民政府给长春观落实了政策，我终于回到了观中。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我，让我当上了五、六、七届市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市道教协会会长。同年，国务院将长春观列为全国21个重点维修寺观之一，曾先后拨款37万元，修复殿字和神像。经过几年的修葺整理，长春观面貌焕然一新。观内的中层主殿及神像都已复原，只有左右两边的附属建筑吕祖股、功德祠、邱祖殿、斗姆宫、藏经阁、来成楼未曾修复。尽管如此，长春观仍然气宇轩昂，威武雄壮地耸立在双峰山麓。观内古木参天，苍苍翠翠，红烛高照，香烟缭绕，道经声声，鼓乐齐鸣，成为武汉城内一处难得的道教圣地和游览场所。
我为道64年，现年82岁，虽然病卧不起，但我仍对道教事业有着热烈的追求，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因为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此文刊于1991年第1辑·总第43辑《武汉文史资料·江夏春秋·往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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