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速递 | 医疗健康的经济学逻辑与改革方向

1.背景意义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是卫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具体到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还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手段，是卫生经济学者讨论、争议的主线。

2.主要内容

•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式

• 一是“补供方”模式，即将医保资金直接划拨至医疗服务机构。借助行政手段预分配资源，实现民众就医时的部分或全部免费服务。该模式因缺乏患者直接监督和市场竞争，其效率、公平及廉洁性高度依赖于精准的行政规划与执行力，包括细致的支付标准、规范执行、临床路径设置及严密监督。然而，其面临的挑战为“公地悲剧”现象，即潜在的低效、贪腐与资源浪费问题。

• 二是“补需方”模式，将医保资金置于全民共享基金池，形成强大的医疗服务购买平台，有效提升集体的团购和谈判能力，分担疾病风险与负担。该模式让患者自由选择就医地点和时机，利用“用脚投票”的机制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供方竞争态势，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质量。

• 在2009年国家医改方案确立前，社会广泛讨论了“补供方”与“补需方”模式，最终选择了“补需方”为主的全民医保制度，覆盖超95%人群，赋予城乡居民自愿参保与就医选择权。该制度历经发展，于2019年实现制度并轨，消除了城乡二元差异，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标志着中国公共政策在消除城乡身份歧视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步。

• 医疗健康产业的特征

•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医疗健康服务业作为现代经济的关键服务业，其GDP占比逐年上升且增速超越宏观经济增长，体现了其“奢侈品”属性。这既反映了社会财富向健康长寿投资的增加，也凸显了医疗服务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特征，尤其在临床服务中，专业医务人员的面对面温馨服务不可或缺。

• 医疗服务的奢侈品特征不仅在于资源投入的增长，更在于其临床服务的特殊性。尽管技术进步提升了诊疗效率，但患者仍依赖医务人员的专业帮助和温馨安慰，尤其在治疗非可治愈性疾病时，缓解症状、认知辅导及心理支持的价值显著。这些服务难以被机器完全替代，彰显了医疗服务中人的核心作用。

• 就业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医疗服务行业的稳定增长与劳动密集型特点。1998-2018年间，美国医疗行业就业指数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且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持续上升。这反映了医疗服务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动力，体现了其在现代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 医疗服务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的原因

• 医疗服务就业指数的稳定反映了其需求的刚性，不随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利好时，时间成本促人就医；经济差时，低成本与心理压力加剧医疗需求。这种稳定性导致医疗服务在GDP中占比持续增长，如美国超18.5%，中国也超过7%。

• 正面效应包括增加健康投资与促进就业，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时，医疗服务市场更具韧性。然而，占比上升也引发医疗通胀问题，经济学家关注三点：医疗资源效率递减、机会成本增加及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即“鲍莫尔成本病”。该现象在服务经济中普遍存在，源于服务消费的情感体验与个性化需求难以被技术完全替代，导致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而需求持续增长。

• 现代服务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中国已超50%，发达国家更高。长远看，“鲍莫尔成本病”虽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但也映射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因此，缓慢但高质量的增长，若能提升人类健康、长寿与幸福感，仍是理想的发展目标。

• 新冠疫情的警示

• 人类历经三年抗疫，终得解脱，但疫情代价沉重，包括直接健康损失与次生灾害如医疗挤兑、经济衰退等。此次经历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教训，面对未来大流行风险，需加强国际合作与防控准备。科学共识指出，人类活动侵入自然空间增加大流行风险，保护动物健康与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 同时，环境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气候变暖与污染。气候变暖由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引发，威胁全球健康，尤其是贫穷国家。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旨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民族与人类健康。环境污染，尤其是PM2.5与臭氧污染，对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危害显著，且影响土壤、饮水安全。

• 新冠疫情防控启示我们：一、加强国际合作，协调防控策略；二、优化防控措施，减少次生灾害；三、推行“同一健康”理念，构建人类、动物、环境健康共生系统。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启动的“星球健康坐标”工程，旨在通过动态坐标系统，追踪并促进全球健康发展，实现理性、可持续的健康治理。

• 个人行为与医疗技术对健康的影响

• 个人行为与医疗技术均对健康产生深远影响，但个人健康行为在决定生命健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得到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狩猎采集文明奠定了食物多样性和运动代谢功能的生物学基础，对现代健康至关重要。农业文明虽增加食物总量，但降低了食物多样性，并带来公共卫生问题。工业文明虽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加剧了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导致代谢性慢病增多。

• 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抗生素和心血管药物的发现，显著降低了感染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对延长人类寿命贡献巨大。然而，这些技术多属“补救性”措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健康风险。相比之下，改善个人健康行为，如促进食物多样性、增加运动量等，能更有效地降低疾病发生风险，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均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实现预防。

• 尽管医疗技术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但个人行为的改变才是实现健康目标的根本途径。正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所倡导的，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主动改善健康行为，可显著促进健康中国的实现。

• 创新药的定价与医保问题

• 医药创新在新世纪占据核心地位，其投入远超多数行业。为持续推动医药创新，需深刻理解专利保护的重要性，其核心在于确保20年专利期内技术不被无偿抄袭，并赋予企业独家市场定价权，以激励高风险、高投入的新药研发。尽管全球新药研发均面临“九死一生”的挑战，但专利制度的“二元属性”为研发主体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与激励。

• 医保与专利药定价的博弈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的价值交换原则，双方自愿的讨价还价机制旨在平衡专利药的高昂“使用价值”与稀缺性带来的“交换价值”。以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为例，其作为罕见病SMA的突破性治疗药物，初始高价后成功通过医保谈判大幅降价，这一过程经由临床、基金、药物经济学多专家组系统评估，确保药品的临床必要性、经济可负担性及价值合理性。评估中，不仅考量了延长患者生命质量的经济标准，还针对罕见病特性进行了额外价值评估。尽管评估机制力求科学公正，但仍面临新药短期价值难充分展现及市场稀缺性评估挑战，需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变化与新药特性。

• 应对老龄化的举措

• 老龄化作为全球趋势，反映了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率下降的交互作用，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伴随诸多挑战。中国老龄化转型迅速，受全球化、经济增长、城市化及社保制度等多重因素驱动，其中退休与医疗制度影响显著。

• 现行退休制度设定于人均寿命远低于当前的年代，已不适应当前77岁的平均寿命现状。高龄人群功能性年龄与生物学年龄差距扩大，强制退休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减少养老金收入并增加支出，同时加剧老年人健康问题。建议引入弹性退休制度，保持法定退休年龄作为领取退休金底线，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继续工作，以促进社会、经济、养老及健康多方面发展。

• 医疗制度应区分诊疗与照料服务，强化基层医疗体系以提供便捷、经济的长期照护，减少不必要的大医院诊疗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广“去机构化”服务模式，通过社区医疗配套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医疗负担。这些措施对于优化老年人口健康管理、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对策建议

• 完善医保支付手段

• 全民医保下，如何实现需求、供给与支付三方的激励兼容是医改的核心。当前，各类医保支付方式虽各有特点，但均以疾病为基础，难以解决三方的利益冲突。

• 可设想建立基于完备医疗健康档案和人工智能分析的个体化居民健康护照，为每人配置年度常规医保预算，促进“健康-医疗-医保”新模式。

• 强调个人健康责任

• 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干预思路，认为人们行为非完全理性，可通过“助推”策略在自由与干预间找到平衡。

• 例如，利用健康护照积分激励运动，健康饮食折扣及税收优惠促进健康选择，甚至将主动健康行为与医保优惠关联，从而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