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上映的《误杀》中，利用看电影的经验为儿子复仇的李维杰有句台词：“如果看过一千部电影，那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奇怪的了。”《默杀》就像是这位影迷的作品，它有着很多电影的踪迹，借用侯孝贤的话就是，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
导演柯汶利在《默杀》之前有过两部电影长片。翻拍自印度《误杀瞒天记》的《误杀》收获了13亿票房。另一部作品则是那版更早的《默杀》。这一版本2017年拍摄完成，在釜山、台北和上海电影节先后放映。2023年，准备上映的《默杀》因主角黄健玮涉入台湾MeToo运动暂停发行。隔年，柯汶利更换了编剧和演员进行重拍，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默杀》。
01.
在以“校园霸凌”为主轴的《默杀》里，导演试图讨论造成霸凌的原因。被欺辱的惠君和闺蜜小彤身体有恙，她们是特教班同学，两人成长在底层单亲家庭，有语言表达障碍。小彤曾被父亲陈明章侵犯，被母亲李涵虐待。惠君因霸凌死去，霸凌继续发生在小彤身上。施暴者包括校长女儿，因为父亲拥有遮掩问题的权力，所以暴力得以持续。更重要的是，在权力面前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校长讲，不会说话总胜过说错话（汉语中，两者有着相同的含义）。李涵强行带走了准备向惠君施以援手的小彤，教师方觉众指证惠君为自杀，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但是，小彤失去了好友，林有福死了女儿，伤口暴露在他们此后的生活中，始终敞开。儿童，指十八岁以下的任何人。维基百科中对此有一段解释：“儿童是人类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应获得各方面的保护。这包含从法律、社会到家庭等。”换而言之，儿童是那些更应该得到保护的人。《默杀》纳入了三类特殊的儿童：弱势群体的惠君等人有着生理残疾，特权阶层的安琪和朋友有着反社会人格，人格不健全的吴望有着偷窥癖。抛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儿童的意义上他们都是“更应该获得保护的人”。《默杀》丨“重锤霸凌”版预告
但没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伤害另一些人。周围的同学和成人观察、默许着事态的发展。终于到了难以收场的时刻，霸凌被公开谈论，人们开始自然地谴责加害者。不久之后遗忘发生，大家又假以客观观察下一件事。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事件的所有当事人都受到了伤害。《默杀》中，原本该儿童享有的，比如在安全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启蒙阶段学习使他们健全人格的内容（陈嘉映谓之“何为良好生活”），以及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环境，这些尚都缺乏。在审判恶童的同时，影片中家长、学校和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被一再搪塞和遗忘。惠君、小彤、吴望、安琪、晓晴，这一长串名字背后是疼爱但失职的家长。在善与恶的巨大空隙中，《默杀》填充了一些模糊区域。案件的告破一定程度得益于吴望的偷拍影像，这是不那么好的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善良的警察戴国栋有着坏脾气，对屡教不改的儿子吴望总是拳脚交加。尽职的咖喱包跟同事小文评价上司的棍棒教育说，这是家事。便利店老板辉哥对小彤语言和肢体不那么老实。方觉众带着学生经常诵读他编写的经文，老师们习以为常。在《默杀》中的恶性事件发生之前，所有人选择忍气吞声。所以，《默杀》要讲的是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失职。师生沉默，受害者在巨大的压力下发不出声音，更多人习以为常，其实是在默许暴力发生。02.
我想借此讲述我的故事（你可以跳过这个部分）。此前我从来没有谈起过小学和初中被霸凌的经历，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它。初中之后的很多年，每当我压制不住脑海中出现的场景，我率先想到的是报复。我从未采取过行动，被霸凌者总是更多地和自己周旋。置身事内的时候，我从早到晚在恐惧的压力下反复考虑对策，哪怕在睡梦中也会一次次模拟。后来，终于不用面临暴力和恐吓时又被痛苦的记忆纠缠。最早，我在文学作品中搜集同样经历，以便掌握更为日常的应对、处理和疗愈之策，往往适得其反。之后我尽量不去回忆痛苦的经历，绕开相关的电影、文学和新闻。我没有办法松弛下来，即便十多年过去了，偶尔在睡梦中我还是那个毫无还击之力的男孩，纵使忍无可忍，还是动弹不得。很多次我都打算与他们同归于尽，让他们付出代价，包括用椅子砸烂对方的脑袋。不知道算懦弱还是幸运，我没有这样做。当时常常会想，是我的问题造成了这一切吗？唯一能算幸运的是在经历了漫长的霸凌后我的身体和心理还算健康（谁知道呢）。或者说，我还手脚健全地活着，也没有因为反击毁掉人生。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一次我和父母提起这段经历。母亲说，我此前从未告诉过她，为什么不说呢？像我这样的人，生活中不为别人添麻烦是第一准则。我也知道告诉家长没有用。小学，父亲曾经在那个男孩放学的时候拦住过他。但你不能靠一次口头威慑改变一个习惯霸凌的人。我还见到过同样被霸凌但对我沾沾自喜的同学，因为我是被欺负最狠的那个。那些欺负我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教育或者成员组成总有问题。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一直这么坏。在成人的观念里儿童间不存在暴力和性。“他们是闹着玩的”“怎么能跟孩子计较呢”，大人总这么说。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到，随着媒介的发展成人的秘密早已公之于众，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当下，儿童和成人对暴力和性有着相同的理解。还在童年的时候，被刀捅伤的事情在我的学校每年都发生，性侵犯则更为广泛，因为他们深信儿童是没有性别意识的。最早的时候我求助老师，然后就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成长。伤害发生在室外，我逃到语文老师跟前。他没有呵斥对方，但让伤害停了下来。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几天后的班会上，我和伤害我的男孩都被批评，我受到的指责更严重，甚至因此被罚款。我的班主任不是不了解事情的经过。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觉得不该这样，他的原话是“闭嘴”。当着所有同学的面他表达得很清楚，“以后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因为我使得一个班级内部的矛盾扩大了。事情过去没多久，一个学生被他的班主任追着满校园打，只得逃进校长办公室。几个月前这位老师已经将另一个学生打到耳朵流血。当时，他们的手段要么息事宁人，要么积攒起来以暴制暴。往后的人生中，我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减少事件影响”“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只要事情在咱们内部都好办”。最后总是以弱势的一方被劝服告终。我写下这段经历的时候觉得有点天方夜谭。这样的事情总是个例对吧？但即使是个例，也有讨要一份公平和正义的权利。我接受到的教育中，有能力欺负别人会被理解为“有男子气概”，最不济也不能讲受欺负的经历，因为不光彩。今天，我自己也成了老师。我遵从着“不给别人找麻烦”和“不给自己找麻烦”到了现在。这两句话时常有关心我的人和不想被麻烦的人跟我提起。它没有被挂在标语栏里，但被大家默认为金科玉律。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是班里成绩最高的孩子，也是挨老师揍最狠的那个。我挨过不计其数的耳光、打手心、被用脚踹。我试着告诉自己，这是老师践行“棍棒出秀才”的教育。坦然来讲，我不知道原因。那些老师在很多方面对我不错，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做没有问题。那个班主任曾经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到过很多麻烦，作为一个被埋没的数学老师，他和妻子连同三个年幼的孩子常年住在一间废弃的教室。帮我解困的语文老师，在我毕业后的几个月，他的女儿坐在一辆载了62名儿童和2个成人的金杯面包车中丧生，成为22个死去的儿童之一，那辆车原本只能载9个人。这场车祸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一部分，隔年《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这些都是我的经历，也是所谓的个例。03.
电影《默杀》中，惠君头戴玫瑰荆棘冠，方觉众手捧《觉悟》书，小彤以十字状被粘在墙上，这些背后有着明晰的文化含义。“荆棘编了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万岁，犹太人的王！’接着向他吐唾沫，拿芦苇打他的头。他们戏弄完了，就脱下他深红色的袍子，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带走，要钉上十字架。”“他们把胆汁调和的酒给祂喝。他尝了，不肯喝。”惠君父亲林有福用原本打造木舟的铁锤复仇，铁锤在方觉众那里是改造人思想的象征，暗含的文化表述来自唯一的那本书：“我的话不是像火，像砸碎岩石的铁锤吗？”林有福为女儿惠君打造木舟是因为洪水夺走了他们的家，惠君死前在保护一只受伤的白鸽。又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中，一只鸽子从方舟中被派出去寻找干涸的陆地，当它带着一片橄榄叶归来时，象征着和平以及洪水的结束。世界的一边，“玫瑰”与“十字”象征的是一整套教育理念。如果我们搁置其中的对错和文化争议，它显然与方觉众的“觉悟”论不相容。大灾难为“觉悟”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方觉众讲，“我们存在于此，无论何时何地，皆为众生。众生之行，引发觉悟之链。觉悟的终点，皆是新生的起点”。但林有福发现，方觉众的众生有着高低贵贱之别。基于此，《默杀》抛给了观众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这里我缩小范围来谈论它：什么样的教育使得校园霸凌发生？受害者与见证者，家长与教师，学校与社会，在本该他们发声的时候一起选择了沉默，因为我们的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安分守己。安分守己教育我们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不要给别人惹麻烦。安分守己教育我们在应该说不的时候选择息事宁人，安分守己教育我们对权利并不珍视。安分守己使得儿童在没有健全的判断力来行使权力的时候，直接替他们决定，而不是教导他们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安分守己毁掉的也不只是我们的童年，还有一个可以说“不”、可以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可能，而不是沉默，不是默许我们的世界滑入深渊。因为安分守己存在。我们原本倡导的同理心（将心比心，关怀弱者）、责任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公平、正义、诚实，以至于公民责任（让世界变得更好）和做个好人都难以践行。因为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要求我们要不怕麻烦。因为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者遵循安分守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气吞声，他们才变本加厉地去施展恶。为什么我不厌其烦谈论这些问题，尤其谈论这些问题的行为本身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沦为笑柄。因为我相信只有正确和尽职的教育才能够培养良好的公民，只有良好的公民才能够促使好的社会诞生。而只有在良好的社会，无论是成年的、还是儿童的小彤，无论是健康的、还是残疾的惠君，都不必再时时恐惧。
参考：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月。
注：特教班，全称特殊教育班，是我国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安置形式之一，最早出现于1979年2月1。特教班的学生主要包括孤独症、发育迟缓、阿斯伯格、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脑瘫等特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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