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娃娃》:从洞穴隐喻、反乌托邦到公民教育

文摘   音乐   2024-07-17 15:45   甘肃  

在经历了改名风波之后,“开心麻花”团队的新作《抓娃娃》正式登陆暑期档。这部过于靠近《楚门的世界》的作品,口碑注定不会太好。即便如此,此前三天的点映已经让它赢得了5亿的票房,它仍然是最有可能成为今夏暑期档票房冠军的影片。


关于电影本体的讨论中,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洞穴隐喻”(Allegory of the Cave)被推为源头。这一装置中,一直被禁锢在地洞的囚人只能看到墙壁上的一些阴影(“他们一生被迫使脑袋瓜保持不动”),这些阴影是由远在他们身后的火光照在背后不远处的许多人和物造成的(参见下图,来自“观众”身后的光将移动的“胶卷”投射到最前面的墙壁上)。因此,囚人以为他们所见的阴影就是真实的世界。柏拉图进一步追问,假如一个囚人挣脱束缚来到地面,见到了真实世界会是何种状态?如果他转而返回洞穴,向同伴诉说目睹的真理,又会发生什么?“洞穴隐喻”的模型正是《抓娃娃》这类电影的原文本。

01.

1956年,唐·希格尔导演的《天外魔花》也讲述了一个因为技术肆虐从而丧失真实性的故事。从圣米拉城逃出的医生米尔斯·本耐尔声称周围的人都被替换了,曾经熟悉的人都成了“假人”。这一歇斯底里的存在疑问更为熟悉的例证是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1998),通过对“唯一真实的人”的反乌托邦书写成为影史经典。被“囚禁”在桃源岛片场的楚门,一直到三十岁,周遭所有人都由演员构成。楚门生活的桃源岛是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棚,他的一举一动由五千台隐形摄像机24小时全球直播,唯独楚门对此一无所知。1999年《黑客帝国》上映,讨论了同样的问题。网络黑客尼奥对所在的世界产生了现实疑虑,归真反璞成为此片的命题。

《理想国》丨“洞穴隐喻”

世纪之交对于真实性的忧虑在随后的时间继续被发扬。在第一人称解密游戏《回声迷踪》(2013)中,通关时玩家会发现游戏角色“我”是复制品;美剧《西部世界》(2016)中,以西部世界为主题的高科技乐园里,作为接待员的机器人发现自己只是这个故事的角色;电影《失控玩家》(2021)中,银行出纳员盖发现自己其实是开放世界电子游戏中的背景角色。
电影《抓娃娃》使用的是同样的故事模型。高三学生马继业一天放学途中看到卧床多年的奶奶竟然在打篮球,回家后贫寒的母亲穿金戴银地在房间里凭空出现。而后,马继业回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很多时候是教材案例的真实再现。真实性的疑问成为他躲不过的问题。与《楚门的世界》观众的视点跟随故事核心楚门不同,《抓娃娃》则是以旁观者视角展开。观众一开始就知晓了马继业身处父亲一手打造的“贫寒之家”,所为的只是实现父亲的“接班人计划”。视角的转变导致的是观众心理的变化。《楚门的世界》里观众等同被囚禁的楚门,得知人生是由人一手导演后的恐惧,转化成逃出桃源岛的渴望。《抓娃娃》的观众带入的更多是马继业的父亲,如何延长谎言是观众兴奋点所在。
第75届戛纳电影节海报,致敬“楚
以上文本集结了《抓娃娃》所需要的关键元素:《天外魔花》最早发现自己周围并非“真正的人”的是小男孩吉米,他惊恐地跟医生说道,那个跟母亲一模一样的人不是真实的母亲;《黑客帝国》提供了由算法严密控制下的世界;《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自婴儿时期来到桃源岛;《理想国》里,“那洞穴有一条很长的通道向上引向可以见到阳光的地面”,《抓娃娃》中置换为一条通向真实生活的甬道,以区别走向虚假的电梯。
在苏格拉底和格劳肯关于“洞穴隐喻”的讨论中,见到真实世界的囚人如果试图解救他们的同伴,尝试带他们到地面上来,这个举动可能招致囚人被其他囚禁者杀死(比如,在《天外魔花》中说出真相的男孩吉米和医生米尔斯先后被当作精神病人,《抓娃娃》的高潮设置在那堂关于存在讨论的政治课上,往后马继业暴露出来的是海德格尔的恐惧),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囚人的胡言乱语,在他们看来囚人的话无异于天方夜谭。与此同时,囚人的视力因为见过太阳无法适应黑暗,往后的举动显得荒谬可笑。
《天外魔花》海报,1956

02.

有着“好莱坞喜剧教父”之称的史提夫·卡普兰在他的《超棒喜剧这样写》中强调了作为谎言的喜剧前提(Comic Premise)“它想像出一个不可能或难以置信的世界,或许它永远不会发生,但万一发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抓娃娃》的喜剧前提是“接班人计划”,它夸张离奇,后面的情节都是依据这个前提展开。在被宣传为“西虹市宇宙”的作品序列中,第一部《西虹市首富》(2018)同样是围绕一个喜剧前提展开的电影。两部作品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承担了当下观众最赤裸的白日梦——突然成为富二代(“突然”符合时下强调的“暗爽”情绪)。因为是白日梦,延长梦境(“灰姑娘体验卡”)的时间就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叙事矛盾。
《抓娃娃》的喜剧点构成更多的是由于身份错位。马继业一家是最有钱的家庭扮演最穷的家庭。“开心麻花”此前的电影中,《羞羞的铁拳》(2017)是男变女,《你好,李焕英》(2021)是母女变姐妹。身份错位引发的故事张力在中国传统文本中最著名的是《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阶层比性别的讨论更容易成为严肃作品。如果说《楚门的世界》和《抓娃娃》本质上都是一场真人秀(“真人秀Trueman Show”一词更是来自前者的英文片名The Truman Show),那么《抓娃娃》中“接班人计划”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这场真人秀的观众,每个人都在“养娃”。从《变形记》到《种地吧》,身份错位一直也是真人秀惯用的看点。这个意义上《抓娃娃》符合时代情绪。
《种地吧》海报,2023
从“洞穴隐喻”到《楚门的世界》再到《抓娃娃》,这个前提的置换筹码不断加大。囚人放弃的是熟悉的生活,楚门放弃的是安全的生活,马继业面临的抉择是是否成为富豪接班人。电影片尾彩蛋借“生三胎”的情节表明了对于父亲马成钢而言,马继业是又一个失败品。在真与假的选择里,选择“真”不意味得到了世俗意义上的好的生活,它的代价是失去光环、保护和财富。
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洞穴隐喻”新文本的喜剧前提已经等同于乌托邦的定义,文本主题也已被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1年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所扭曲。赫胥黎的故事中,人类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后所有欲望都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满足,而求真的代价又变得无比沉重,囚人要舍弃的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反抗行动又阻碍重重。假如不断渲染自由选择的优点,闭口不谈其中的代价,便会掉入另一种虚伪当中。观众和银幕角色无法产生关联,只能是理想的归角色,世俗的归观众。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指明了到达地面的那条路如何不易,选择它面临着嘲笑和危险,它更侧重暴力在其中的威胁。
然而,赫胥黎指出的是另一种统治之术,这种统治会将残酷的那一面最大程度上隐藏,取而代之的是美好的许诺。古希腊神话中,河神埃克罗厄斯的三个女儿在与缪斯姐妹的挑战中落败因此被拔掉了翅膀,失去飞翔能力的塞壬三姐妹从此留在海边,以美妙的歌喉迷惑来往的水手。水手在美好的幻觉中情不自禁地驾着船向山崖撞去,船毁人亡。《奥德赛》中,唯一躲过毁灭的奥德修斯事先用蜡封住船员的耳朵,又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才终于成为一个听过塞壬歌声的幸存者。在暴力统治被更柔性的治理之术替代后,囚人面临的是新的考验,类似塞壬的歌声。《楚门的世界》里,真人秀导演在楚门跨出桃源岛时的言辞,充斥着诱惑、劝服和警告:“外面的世界比我虚构的世界更不真实,同样充满谎言,同样虚伪。但在我的世界你不必害怕,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这一生都在看着你。我看着你出生,看着你学会走路,看着你第一天到学校报到,你第一次掉牙。你不能离开,楚门。”最终使得楚门跨过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外面有女友等他。
鲁珀特•巴尼,《缪斯们拔去塞壬们的翅膀》1922
在电影《抓娃娃》中,马成钢劝马继业留下来时也采用了这种“塞壬的歌声”:
“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真实地呵护着你,全世界都围绕着你转,每天都让你收获满满。哪个家庭能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付出这么大努力,你个幸运儿你还委屈上了,你走吧。假装让你吃点苦而已,没真饿着你吧。你经历过真正的磨难吗?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男人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给你铺的这条路,你踏上去就是顶峰。善意的谎言从来就不是欺骗,是保护,是爱,是最高纬度的爱。The Great Love!你以为是我操纵了你的人生啊,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
他的言下之意是,别不知足了,都是为了你好,我容易吗?马继业缺乏的是个人选择,即他人以为的好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的“好的生活”,就像楚门拒绝留下来时说的,“你没有在我脑袋里安装摄像机”(你不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
赫伯特•詹姆斯•德雷珀,《尤利西斯与塞壬》,1909

03.

在“楚门的世界”不断被书写之后,同样值得讨论的是,楚门离开桃源岛,从一个威权环境出逃的他在自由社会能否生活得更满意?他有没有可能重返此前意味着熟悉和安全的乌托邦?即马继业出走之后,会发生什么。意大利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在她的名作《幸福的拉扎罗》中对这个问题表现得十分悲观,拉扎罗等人从侯爵夫人的极权农场中被解救出来后,已经无法应对城市的生活,沦为城市流民。影片最后,拉扎罗等人又回到了农场。
法国怀疑论者蒙田论及教育的时候,认为自我实现依靠不断地发问而非盲从。首先予以儿童的教育应当是“教他认识自己,教他如何死得其所,并活得有价值”。马继业的家庭教育是教他背诵那些脱离时代的道德教条。蒙田认为,凡是教条人都可以。而只是盲目顺从,会使人成为连什么是幸福都不曾想过的可怜虫,更无真正的幸福可言。这在苏格拉底那里表述为“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相对囚人的无知,马继业则代表着另一种满腹经纶的无知。而后一种无知更糟糕,因为修辞可以用来说谎,从而成为一种公共危害。
《幸福的拉扎罗》海报,2018
古希腊语境中,教育和统治(治理)有着相同的涵义。今天,柏拉图在《理想国》给出的诸多观点已经被几代人认为是不恰当的了。“哲人王”设计的“好的生活”这个行为本身就靠近威权。见到光亮的囚人重返洞穴要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教育。这成为问题所在,谁能保证“哲人王”名副其实?“好的生活”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意味着好吗?能够拒绝“好的生活”吗?学者徐贲在《统治与教育》一书中就此写道:
“那些历史上强制性的实现‘好生活’的途径和手段,都是为了教育人们什么是好生活,如何把这样的好生活永远延续下去。然后,这种强制的好生活充满了欺骗、权术、暴力和恐怖,它给无数的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深重的苦难。这样的教育,即使是出于像柏拉图那样真诚高尚的动力,或者完全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无关,也还是使人觉得不寒而栗。”
如果“好的生活”是以威权和暴力的方式普及,那它必然会让无数人吃尽苦头。较远的秦皇、汉武,近处的康熙、乾隆,他们都拥有自己对于“好的生活”的理解和实施,以此博得了超越时代的名声。然而,依靠大兴战事,带来的往往不是繁荣,更多的是凋零。司马迁就他所理解的盛世给予了逻辑说明,“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只能进一步加重赋税徭役,自然民不堪其扰了。在《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中,学者张宏杰展示了康乾盛世下民间社会的凋零,吃不饱饭的流民大面积存在。
在《抓娃娃》中,马继业不认为父亲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因为他欺骗了自己。家庭教育之外,窥见一斑的学校教育,魏老师口称“公开课和平时没有区别”,却提前安排好了回答问题的同学,学校同样充满着虚伪和谎言。如果观众将字幕和彩蛋默契地划归电影文本之外,那马继业同时说不的除了他父亲,还通过交白卷表达了他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以《抓娃娃》的具体语境来讲,如果活人可以被死亡,死人能够现世,医生能够向病人撒谎,父子不能正常相认,同学从身边能被消失。那这样的社会没什么是不可能的。而对大多数非幸运儿来讲,这种可能意味着一个毫无安全可言的环境。这是马继业的恐怖来源。
如果在《抓娃娃》中父亲马成钢退回到一个不那么夸张的父亲,他只是教育儿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帮助他见多识广,告诉儿子孝顺是很重要的品质,劝说儿子“咱们这么大家业谁来继承”,所以你得考上“清北”,这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位好父亲,但至少可以被容忍。这之间的区别在于马继业自婴儿时期便来到了父亲打造的“贫寒之家”,没有任何选择,没有人教育他人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更令人不安的是家庭教育、营养补充、体能训练都是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的,差劲的、不那么好的和好的教育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于是,在毫无察觉和不经思考的情况下他成了一个“好学生”。
如果我们将“好的教育”替换为“好的治理”,《抓娃娃》要表达得更加明晰。仍旧引学者徐贲对此的判断:“由哲人或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专制极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电影《抓娃娃》中,一开始就被剔除出接班人行列的马大俊蕴含着更为隐晦的表意。马大俊和马彼得被后妈春兰“误认为”是一对同志恋人。马大俊热爱爬山,而非上学。对于竞争关系的弟弟马继业,两次父亲以为的伤害都没有发生,反而是对弟弟的关心。父亲口中失败的儿子马大俊是影片在向观众展示,因为理想的教育实施得不够成功,反倒有了一个还不错的人。
究竟什么是好的教育?首先应当是公民教育而非国民教育,其中的差别恰好是电影《抓娃娃》强调的,即不干涉公民想要追求的生活。好的教育应当是引导和鼓励孩子作出选择,而不是替他们去决定,不是强制灌输,更不是当孩子尝试选择另一种时,就让他吃苦头。好的教育是教育者自身的言行一致、明辨是非。好的教育是当他的选择不损害到其他人,就没有理由对他颐指气使,横加干涉。个人通过追求得到的“好”和被安置的“好”即使结果(或表面)看起来没有差别,后者也不能算作真正的好,因为真正的好包含自由选择,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好的教育也是通过不断驳斥“坏”从而建立的,而不是只允许接触正面案例。
必须强调的是,从囚人到楚门,自由和理性的获得从来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完成的。《抓娃娃》中,马继业的同学会戏弄和嘲笑比自己穷的人,魏老师为了评职称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完成公开课表演。这个时候说真话和变穷都非常需要勇气。面对这样的环境,更多的是魏老师的选择,顺从以谋得利益。以哥伦布为偶像的楚门,要涉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才能逃出桃源岛,喜欢跑步的马继业穿过长长的通道,才能摆脱被安排的人生,成为梦想的体育生。

参考:

  1. 柏拉图,《理想国》,谢善元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

  2. 史提夫·卡普兰,《超棒喜剧这样写》,吕继先 译,镜文学,2019年11月。

  3. 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月。

注:楚门拒绝一句:“你没有在我脑袋里安装摄像机”,贝特朗·塔维涅导演的《死亡的窥伺》(1979)中,记者罗迪的大脑里被植入了摄像机,他现场直播自己见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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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胶囊
电影院在体验上接近航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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