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实招供。这次的电影还没来得及看，在往常属于犯规，无奈实在钟意洪常秀，因为他的新片《在你面前》出了中字，所以凑了这样一份片单。而下面你将看到的这段“断章”和片单中的电影并无关系，是我从之前待处理的文档中翻出来充当这次「卷首的话」。
安东尼奥·利加波尔是意大利原始派画家，喜欢骑摩托车，充分自知。艺术家的天命不可损伤。他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常年不得志，不了解艺术史，但知道自己在星空的位置。利加波尔是今年柏林银熊作品《我想藏起来》的主人公，查阅维基百科得知，利加波尔在世时所受重视有限，死前几年才办了个展，才有几个稀稀落落的采访报道。电影中导演心善，渲染了画家的荣誉，但方式特别。邻居仍不许他将摩托车停到店里，嫌声音太大。反而是利加波尔，他夸大自己的成功，向左邻右舍亮出他的奖牌。
两年前同样获得银熊的传记电影《多甫拉托夫》一直深受我的喜爱。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出身不好，这里所谓出身不好是指他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代。他生于1941年，童年长于斯大林执政期间。往后政治越发不清明，他所坚持的正直使得他无法进入文联，更为致命的是身为作家的他小说无法获批出版。两条路供他选择，要不放弃可笑的尊严和操守，同时同意改动小说内容，但这是他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依凭。在苏联的四十六年里他的同行，如果那些算同行的话，都混的风生水起。1987年多甫拉托夫侨居美国，三年后逝世，作为小说家他的作品生前从未出版。朋友也只有一个——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的诗人、散文家约瑟夫·布罗茨基。
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用《多甫拉托夫》告诫我们的是，如果你一生都没有读者，那你是否还会写作。小阿列克谢·日耳曼家学渊博，父亲阿列克谢·日尔曼是金棕榈获得者，祖父尤里·日尔曼是作家和战地记者，《多甫拉托夫》拍摄动机便来自父亲。阿列克谢·日尔曼35年的导演生涯中只有五部作品，其中却有三部被禁，改编自其父同名作的《途中检查》更是长达15年被放置在苏联的地窖中不见天日。比多甫拉托夫长两岁的阿列克谢·日尔曼和有着和前者相同的太阳和遭遇。
建立于1922年的苏联一共存在了69年。这个时间不长，但却足够承载几代人的黄金岁月，甚至一个人的一生。对于一些苏联公民来说，这样的政治现实是他们有生之年的唯一可能，不存在另一个理想国家。2014年理想国译丛出版了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书中记录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他1933年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遭逮捕和流放，死于流放途中。曼德尔施塔姆一生居无定所，长期失业。妻子娜杰日达相信苏联帝国将会存在上千年，但仍旧写作，写那些几无出版可能的文字。她写下了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当书写被阻绝了获得读者的可能那它便成为一种向内的行为，娜杰日达以此来逃避和对抗残忍的现实，来确认自身。如果写作者有独属自己群体的星空，那通过不断地写作所要完成的便是寻找自己的位置。既然大地居无定所，那星空便成了唯一可能所在。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有一本关于审查的著作《天鹅绒监狱》，书中哈拉兹蒂坦言审查存在的唯一理由便是遮蔽部分事实。国家接替市场，文联和作协的成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御用艺术家。如今的作家渴望重要的认可并非来自读者，而是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艺术创作国家化之后，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御用美学”形成了。不同于白银时代的前辈，哈拉兹蒂通过他考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在匈牙利：“在这无懈可击的审查制度下竟然没有一个艺术家拒绝过任何来自于国家的荣誉或嘉奖。”
最后，我不安地说出一些选片理由。葡萄牙导演米格尔·戈麦斯拍摄的《月八日记》以远离疫情的方式拍摄疫情，导演拉蒙·佐尔彻和西尔万·佐尔彻在《女孩和蜘蛛》用声音取缔影像的主题地位，西班牙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新作《平行母亲》展示日常生活和政治的隐秘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