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武||你能读懂他吗

【题记】因为我和当事人四年前的约定，今天才将这篇文章公诸于世。

我只知道“反右”是1957年的事，没有想到文革期间竟然会有人被打成“右派”。这个“右派”就是灌县林校（后并入四川农业大学）的梅炯杰老师。

（一）

由于他父母的原因，梅老师1962年从灌县林校发配到马尔康林业局，那时我还没有进校。1979年落实政策他又回到灌县林校任教时，我已毕业。也就是说我和梅老师从未谋面，他更没有教过我，我们是擦肩而过。他是林校三杰（另外两位是饶毅和庞若石老师）之一。我进校后多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关他的传闻也是碎片化的。不过，梅老师的睿智、神秘、特立独行和多才多艺，却是公认的。由此，我记住了他的名字，但对其人其事还是不甚了了。对他的初步了解是通过他的两位高足，王米渠和王米力两兄妹。

他们两兄妹是同一年考上的灌县林校，因为是学霸，很受梅老师的赏识。当然，他们也很崇拜梅老师，把梅老师当成偶象。王米渠兄妹受梅老师励志的影响，毕业后都事业有成，王米渠跨界成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王米力到四川农业大学当了副教授。谈到他们的成长，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恩师梅老师，这就激发了我去拜望梅老师的欲望。正在苦于无人引荐的时候，杨绍安伸出了援手。

杨绍安是我林校时的同班同学，是个热心人。他在马尔康林业局工作时曾和梅老师共事，和梅老师有些交往。他很乐意为我牵线搭桥，陪我去拜望梅老师。

梅老师退休后，深居简出，读书和写日记几乎成了他退休生活的全部。

在杨绍安的陪同下，2020年的一天，我第一次踏进梅老师的家，室内陈设极其简陋，只有书柜里的藏书和日记透露出主人的身份信息。梅老师个头不高，清瘦，对人彬彬有礼。因为患有轻度帕金森综合症，行走有些不便，说话不十分利落，但头脑却十分清醒。

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始有些警惕，欲言又止，随着交谈的深入，他才敞开了心扉。他的语言幽默风趣，一字一顿，显示了梅老师的惊人记忆和敏捷思维。

从交谈中得知，梅老师1935年出生于广西宜山县（现宜州市），天资聪颖，17岁考入广西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他的父亲是桂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少将军衔。母亲是个知识分子，在百色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战时期在香港任中学教师。解放后他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被打成特务。这就是梅老师父母的所谓历史问题。

梅老师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灌县林校任教。梅老师深知父母的历史问题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年纪轻轻，就深谙祸从口出之道，平时谨言慎行，埋头教书，夹着尾巴做人。57年“反右”，更是一语不发，一张大字报未写，因而逃过一劫。

（二）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像梅老师这样家庭背景的，即便你一言不发，在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月里，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1962年他被发配到马尔康林业局接受劳动改造。育苗、种树、伐木、集材、运材，林业工人做的活他都干过。

这样战战兢兢的日子捱到了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必修课。所谓“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记念白求恩》三篇文章。对学习的要求是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组织讨论。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要求，文盲也不例外。如果是文化人，还得写心得体会。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要想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是无法过关的。这是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在学习讨论《愚公移山》一文时，梅老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不鸣则己，一鸣惊人。他说：“从科学的角度讲，愚公门前有王屋太行两座大山，解决出门难的最好办法是搬家而不是移山。毛主席写这篇文章主要是表达不怕困难，遇难而上，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而不是提倡蛮干。”现在看来这句话不仅没有错，而且充满了智慧。但在当时，却犯了大忌。1966年8月19日，梅老师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在梅老师的心目中，“右派分子”是敢于直言的社会精英才能入选。在文革期间把他打成后补“右派”，有点高抬了他。不过，他认为当时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算不幸之中万幸。

为了让梅老师这个“右派”能够充分领略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局领导把他分到208分场去。这个场的农民子弟多，文化不高，思想简单，但阶级立场很高，激动时还爱动手打人。

梅老师到了这个分场，负责喂猪和打扫厕所，这是对专政对象的改造和惩罚。为了避祸，他变得更加沉默，沉默得有点古怪。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到食堂打饭莱时，只伸出手指头来表示买多少饭莱，像是一个哑巴。

开始，这个场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细和水平，只知道他是个不说话的“右派”。

直到有一次上级要来检查工作，需要革命大标语来烘托气氛时，梅老师才翰墨初露。因为这个场几乎没有人会写毛笔大字，这时有人想起梅“右派”来。梅老师也未多加推辞，这正是表现政治立场的时候，方桌大的字一挥而就。众人都一致叫好。这一下，场里的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慢慢和他接近起来。

通过接触，大家逐渐知道梅老师是个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不是徒有虚名的“右派”，对他的称呼也从“右派”变成了老师。于是有人请他讲故事。这是打发无聊时光的最佳方式。起初他并没有答应。

因为长期的沉默，他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文革后期，他看到了一丝曙光，为了迎接时代的转折，他悄悄进行语言训练。当语言能力恢复到足以胜任对话时，他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开始给他们讲故事。

他的第一个故事是“勿忘我”的典故。勿忘我是蓝雪科的一种草本植物，开紫、蓝、黄、红、白等各种颜色的小花。原产地中海，因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而得名。由于这个故事离中国太远，又有点专业，工人们虽然佩服梅老师的口才，但对故事内容却不大感兴趣。大家喊再来一个，梅老师讲了一段西游记的故事，这下大家就听得入神了。接下来，有一个小青年提出：“梅老师光讲素的，还是来点荤的嘛！”对于这一提议，梅老师有些为难，他学富五车，但唯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林业生产部门一般都地处深山野岭，文化生活干涸，女性又特别稀少，过剩的雄性荷尔蒙很容易使人想入非非。梅老师对此非常理解。他想了一下，讲了一个带点荤味但又不低俗的小故事。大家都拍手叫好，说梅老师不仅字写得好，肚皮头有东西，故事也讲得好。梅老师也从专政对象变成了大家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置之度外，梅老师也不能例外。像梅老师这样的身份，无论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都会受到对立组织的攻击。如何站队和表现，是对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

经过深思熟虑，梅老师采取了参加群众组织但不抛头露面的策略。马尔康林业局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聘请有文艺细胞的他担任导演和手风琴伴奏，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不佩戴标志所在群众组织的红袖套，领导出于无奈，只好破例同意了他的条件。他的爱人董莉丽，共产党员，一位很有才华的化学教师，则担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两夫妇珠联璧合，编导了很多优秀节目，在马尔康廵演时大放异彩，颇受各派群众欢迎。

成立革委会时，梅老师取中庸之道，在各群众组织之间进行沟通协调，推动了大联合。因此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一系列的运动中，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

（三）

1979年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工作组向梅老师宣布撤销“右派分子”的决定。对此，梅老师啼笑皆非，他根本就不是“右派”。因为他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况且反“右”是1957的事，哪有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之理。事实上，文革期间就有那么荒唐的事，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宣布撤销梅老师“右派” 决定以后，工作组要求梅老师写个自我鉴定，梅老师问怎么写，答曰：写优点缺点。梅老师眨眼功夫就完成了自我鉴定。工作组一看，加上标点符号共十六个字：“优点，爱动脑筋。缺点，爱动脑筋。”工作组的人一看不解其意，都傻了眼。在他们看来，这鉴定不仅短，而且自相矛盾。这叫什么鉴定？他们叫梅老师重写，梅老师回答，重写还是这几个字，这是他难得的一次刚性表现。工作组的人见梅老师如此执拗，只好悻悻地拿着这几个字向领导交差。

说起平反冤假错案一事，过程有点不可思议。梅老师说他从1976年就开始上访，父母的历史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他的问题就有点“马拉松”了。他前后上访不下30次，不是互相推诿，就是石沉大海。直到1979年，梅老师到了北京国家信访局申诉，问题才有了转机，但解铃还须系铃人。

由于马尔康林业局不买账，落实过程一波三折。梅老师认为马尔康林业局是“独立王国”，既然是“国”，那就只得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真的去信外交部。在我们看来，按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是走错了庙门。这样的思路恐怕只有梅老师想得出来。他也没有想到，他给外交部的这封信居然起到了作用，四川省林业厅专门派人到马尔康林业局去督办，才算尘埃落定，并补发了梅老师两千多元工资。

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梅老师，青春焕发，运用他的业务专长和创造性思维，参与了阿坝州和凉山州的干热河谷造林科研课题，获得了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他主导的云杉扦插造林，克服了针叶树不易生根繁殖的困难，缩短了育苗周期，荣获省林业科研二等奖。

1979年落实政策后，四川农业大学要调梅老师去林学系任教，他认为自己荒疏业务多年，不愿误人子弟，最后还是选择回灌县林校。其实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只是自谦而已。

梅老师功底摆在那儿，稍加温习，就驾轻就熟。他一古脑儿就担任了化学、植物、树木、森保、数理统计等六门科目的教学。这六门科目中，有的并不搭界，但梅老师都很精研，讲课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学生们都爱听他讲课。其中的数理统计，属于模糊数学范畴，听起来抽象艰深。在全国林业院校学术研讨时，很多院校都反映学生听起来很吃力，考试成绩不理想。惟有梅老师讲起来举重若轻，学生听得饶有兴趣，统一考试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梅老师还把数理统计用于生产实践。他用这套理论帮助搞计划生育的王米娟（王米力之妹）进行了数理分析，令人吃惊的是此论文获得了卫生部门的奖励，梅老师为此还受邀参加了全省计划工作学术会议。

（四）

梅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己填词谱曲，创作了不少歌曲，手风琴拉得也很专业。他的字画也很出色，特别是速写，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勾勒得活灵活现。他写的一首长达九十八句的“八十岁自白”的打油诗，是一篇诗体自传，幽默风趣，写得很有水平。他喜欢诗词对联，经常在报刊上巧对下联，引以为乐。

有一年四川日报出了一则上联，“七品芝麻官官小胆大大胆为民作主”，征集下联，应征者如云。梅老师对的下联是“三等哈巴狗狗瘦心狠狠心作伥整人”，讽喻深刻，得到了川报的一等奖。但不知何故，获奖的下联并没有见报。也许是报社担心有人敏感对号入座引来麻烦。

我两次到梅老师家，我们都谈得很投机。他主动给我们讲了很多他身上发生的小故事，比如他在马尔康林业局208林场，自导自演了一次假工伤。凛冽的冬天，他故意跳进漂送原木的水滑道往下滑，制造不慎掉入水滑道的假现场。这非常冒险，需要胆量和精确的计算，刚好达到工伤标准而又不致残，他的目的是为了逃离严酷的生存环境，趁着工伤疗养一段时间。冒险的结果，是带着满身的冰渣被人救起来，受一时皮肉之苦，却达到了预期目的。我听了这个故事差点惊掉下巴，用生命的筹码来赌一把的苦肉计赌得也太大了吧！亏他想得出来。

既然工伤都可以造假，那他说的话又有多少是真的呢？我带着这个疑问，斗胆地问梅老师。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我：“除了我给学生上课是真的，其余很多都是假的。”（注意不是全部是很多）他的这句话石破天惊，让我有些雾里看花。我想到了他的日记，便问他，那日记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说这是真的。实际上我问这句话有些多余，一个视日记为生命的人咋个会去写假日记呢！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参加工作起就开始写，哪怕是人人自危的反右和文革期间，都没有间断。他用的是16开的道林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行书，偶尔用英文书写，写好后装订成册，我大致数了一下，有二十多册，约四、五百万字。文革抄家时，为避免日记被抄走，他们夫妇俩悄悄把日记埋在森林里，1976年才从山里悄悄的挖出来。日记是每天的真实记录，跨度五十多年的日记，对于了解和分析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我很想看。

哪知一提到日记，梅老师就讳莫如深，对我就没有那么慷慨了。他说《四川日报》记者采访他，想翻翻他的日记，他都断然拒绝了。想必里面有很多不愿披露的内容，属于个人隐私。但既然是日记，总是希望有人来看，只是公开的时间和范围问题。于是我问他，你百年归山后，日记的归宿呢？我知道他有两个儿子，都在都江堰。他的回答使我略感意外，他说全部日记不会留给儿子，他将交给在美国读书的孙儿。

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可以和我讲故事，甚至他的罗曼史，以及思想深处的东西，都是津津乐道，绘声绘色，但却不希望我写。他解释，不是我的文章写得不好，而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听了这话，我起初认为他有点神经过敏。但过后一想，他毕竟饱经风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他越是这样，越发引起我的写作兴趣。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说，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中央也作了结论，历史应当不会重演。写他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以史为镜的社会责任问题。趁着他还健在，头脑清醒，文章也便于修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他身后我再去写，不清楚的地方那就只有到公墓去请教，他笑了。我知道问题有了转机。接着，我提了一个折衷方案，文章经他过目，不忙发表。待他去世后，如果有合适的媒体，再公诸于世。梅老师终于点了点头。

拜望和访谈告一段落，我们和梅老师分手告别，他起身已经有点吃力了，但他仍执意起身送我们，在门口他对杨绍安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欢迎再来！”

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稿即获得了梅老师的认可。后来我和杨绍安又去看望了一次梅老师，他又作了些补充。这就意味着他已由被动变主动，希望我能写他。

之后，我们的联系方式主要靠微信。四年来，我信守承诺，把写他的这篇文章窖得很深。好久没有收到他的微信了，正盼望着。

忽然收到他儿子发来的消息。内容如下：“您好！陆叔叔，我是梅家老三梅灿。我爸已于 2024.12.30离开了我们，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收到这条消息时，梅老师已经入土为安。我感到意外和沉重，当即回复梅灿，表达了我的哀悼之情。

现在推出这篇文章，兑现了我和梅老师的君子之约。梅老师历尽坎坷，内心世界十分复杂。他教书是真的，日记也是真的。其它的，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也许是他的生存策略。

梅老师是个有才有趣而又复杂的人，要准确的把握并写好他，真的很难。要知道他的言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并读懂他的多面人生，恐怕只有在他的日记里才能找到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