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睿：中国上古时期是否有“贝螺紫”？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在云端相见。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中国上古时期是否有“贝螺紫”？》。

介绍内容之前，先说一下为什么今年选做这个题目。因为假期时我自己想做有关“紫”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作为文化符号的演进问题。在我调查资料期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有一类新的学说是关于中国紫色染色技术的，即一些学者提出有“贝螺染紫技术”，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就进行了一番语言式的考古。

接下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于中国古代紫色织物染料的认知，一般认为是草染，并且早期主要是由紫草进行染色的。这一点从文献线索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尔雅·释草》中提到的“藐，茈草”，晋代郭璞解释为“可以染紫”，一名茈䓞。《广雅》云。

20世纪80年代有这样两部书，即吴淑生、田自秉撰写的《中国染织史》，以及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这两本书一致认为古代织物染料大多数是天然矿物和植物染料，有石染和草染两种。同时把紫草列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染紫植物。这是传统的认识。

 新的一种意见是，中国上古时期出现过古罗马时期的“贝螺紫”染色技术。这一观点的首次提出，见于台湾学者王宇清、巫文隆、商武发表在日本刊物《国际服饰学会志》上的一篇论文，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题目是《中国紫衣的价位与贝紫染》。这篇文章提出：“大体上可以肯定，中国在距今以前的两千二三百年前或更早的先民，经由某些生活经验与实践，就获得贝染紫的方法了。”

后来，国内著名的学者王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品研究保护专家）接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在他的著作《王㐨与纺织考古》中提出了一些支撑性的论据。

后来这一观点——即“中国早期已经具有贝螺紫”——陆续被国内很多研究传统色彩的学者采纳，并出现在了一些权威性的教材或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专著中。比如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编的《纺织品鉴定保护概论》采纳了王㐨的意见，将骨螺作为中国早期紫色天然纺织染料，认为紫草是后期仿贝染紫的染料。

周启澄、赵丰、包铭新主编的《中国纺织通史》也吸纳了此意见，明确表示中国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骨螺染紫”。

什么是“骨螺染紫”？或者说什么是“贝螺染紫”？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也知道，它是古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曾流行过的一种昂贵的染色工艺。这种工艺制作过程当中耗费骨螺数量非常大，染织工艺耗时非常久，所以价格不菲。所以也常常命名其所染颜色是“帝王紫”。

那么问题来了：染紫技术出现在中国上古早期的染色工艺，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染料？中国早期是否出现过“贝螺染紫”的技术？文献当中出现的“紫衣”的故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带着这些问题我进行了考索。

持骨螺染紫观点的学者主要六条证据，我主要是沿着这六条证据一一进行考索和辨析。

第一，学者们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有贝染紫，所以我们也应该有。

这个观点显然有一些机械化，从自发的民族情感出发，为了体现我们的文化价值，就宣称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技术），显然不能作为我们有贝螺染紫的基本依据。

王宇清文章当中明确说了写作动机，即1983年在日本举办的前一届国际服饰学术会议上，有两位日本学者讨论了古代紫衣的染法，一篇关于贝紫（西洋紫）在地中海沿岸及墨西哥印第安人生活地域制取的记载。王宇清在当年的会议上就提到中国文献当中，也记录有“贝紫染”，是在《荀子·王制篇》中。这篇写于1988年、发表在1989年杂志上的文章是一篇回应之前会议发言的求证论文。同时他也表示贝染紫的资料很缺乏，已失传，很难求其圆满。

由此可见他只是一个回应性的文字，并且表达上也非常留有余地，是一种具有推测性质的文字表述。

推动他做这个文章的背后逻辑是，他认为既然其他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技术，就以此探寻中国有“贝染紫”的可能性。这是他写作的动机。

显然，这种可能性不能作为一种确定性。

持此观点学者的第二个论据是他们从地理气候条件提出的支撑性意见，也就是山东半岛具备骨螺生长的地理气候条件。

但是，具有骨螺生长地理气候的条件与骨螺染紫并不存在必然关系。通过考察战国科技史，当时生活在渤海湾、胶州湾（也就是山东半岛一带）的先民具有的技术主要是捕鱼技术，但没有见到相关捕捉贝螺类的记载。

而且在经济史的相关研究中我们看到战国时期齐国以东的东夷住民，他们主要赖以生存的产业是渔业和盐业，这两者都是提供饮食使用的，文献中也并没有见到有捕捞骨螺染色获利的记录。

即使到现在，我们看到胶东半岛的人们也并没有任何“骨螺染紫”的工艺。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一论据并不支撑战国时期齐人、东夷住民掌握“骨螺染紫”的认知。

第三是以王宇清为代表的学者一致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论据，他们认为文献当中已经出现了骨螺染紫的记录，主要的根据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荀子·王制篇》《管子·轻重丁篇》里三条相关的材料，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些材料是否能够支撑贝螺紫的观点。

先来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提到的“吾甚恶紫之臭”。王宇清等“骨螺染紫派”学者认为“臭”应该读作“chòu”，恰好指的是骨螺所染衣臭。

我们来看一下文献中的记载。这个故事是讲，齐桓公为齐人追随自己穿紫衣的喜好而导致紫衣衣料价格飙升而苦恼，于是管仲献计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计策？

管仲设计的计策是让齐桓公告来人“吾甚恶紫之臭”，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臭”的意思。

“臭”在古汉语当中是后来成为“嗅觉”的“嗅”的古字，没有口字边的“臭”和加口字边的“嗅”在文字学上是一对古今字。不加口字边的古字，原来的字形可以表示气味的意思。文献当中有很多记录用“臭”表达“嗅”的例子。ppt上都有，大家可以通过文集来了解，我们看到《尚书》里的文字“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孔颖达疏：“臭是气之别名，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这里说到“嗅”是统称。

我们也看到《易》说“其臭如兰”，“臭”也可以用来指香气，当然也可以用来指臭气。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把“臭”字当作“臭味”的话，这个理解是失之偏颇的。

还原到文献当中的具体情况看，如果认为紫衣是臭的话，试想一下，齐桓公、大臣们会不会把含有臭味的紫色染衣穿在身上，这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这则文献里边只能说他们不太喜欢紫草的味道而已。

即使说“贝螺染紫”在染色过程中会有臭味的话，也一定会在穿在身上的时候把臭味消除掉，否则也不会成为“帝王紫”，而被西方早期的希腊贵族趋之若鹜的。

所以，不管是紫草染的味道，还是贝螺染的味道都不可能发出臭味，人们是不会穿着臭味的衣服上身的，这是一个逻辑漏洞问题。

我们再来看《荀子·王制篇》中的“紫紶”。王宇清在论文当中认为“紫紶”就是骨螺。他的论证过程显得非常简单、粗暴，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他根据前人的注解当中提到的“石决明”和“龟首藤壶”，但因为前人提到的“石决明”“龟手藤壶”和骨螺不是一回事，所以认为只有骨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解。认为《荀子·王制篇》中“紫紶”的“紶”应该理解为紫罗、贝螺紫、骨螺。因为只有这种骨螺才能染出来紫色，这种推测没有任何理论支撑，显得空洞。

再来看一下一般学术界对于“紫紶”的解释是怎么样的？

对于“紫”和“紶”的注释，古代著者主要有两种意见：

杨倞认为“紫”是紫贝，“紶”当作“𧉧”，是与“紫贝”相似而稍有不同的一种贝类。

王引之否认了杨倞注“紫”的观点，认为“紫紶”应该是两种事物。“紫”通“茈”，指紫草；“紶”当作“绤”，是粗葛布。

下文是他的一些观点。（见ppt）他认为“紶”作为一种粗的麻布，“紫”是指紫草：“紫与绤皆可以为衣，故曰‘中国得而衣之’”，因此杨注是错误的。

今天研究《荀子》的学者，对于“紫”又有一种新的解释。一种主流意见是于省吾先生提出的，他认为“紫”通“絺”，指细葛布， “紶”应该写作“绤”，它们二者是相对的，其中，“绤”表示粗葛布，“絺”表示细葛布，泛指做衣服的材料。这是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将“紫”解释为“练紫，染成紫色的缯帛”，把“紫紶”视作一物，如日本学者桃井白鹿、朝川鼎、林岗良弼。还有将其视作“紫丝”，如日本学者冢田虎。还有认为它是紫色的粗麻布，如张觉的《荀子译注》。

我们看到国内外学者对于《荀子·王制篇》中“紫紶”的认知中，自王引之以来视“紶”为“绤”的讹写是学界共识，没有可以更改的余地。学者们都持这样的观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会得出从“紶”到“𧉧”这样迂曲地认为它是骨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文献角度不支持其佐证“骨螺紫染”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管子》中“练茈”的相关记载。

《管子·轻重丁篇》里有这样一段话：“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间纂茈空。”

这个故事是说莱地的人（当时齐国东边的小国），他们善于染色，染织。他们做出来的紫色布料在当地只值“锱”这么多钱（锱铢是当时的货币单位），而到周会“中”十倍，就是会有十倍的利润。所以莱人知道这一信息以后很快就把紫色的丝囤购一空。

《管子》里的这则文献主要是在经济上探讨致富的计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的“十金”并不是说，紫色的丝织品“中十金”就一定是骨螺染紫。我们知道拿茈草染紫的工艺也需要繁复的工艺，作为商品贩卖到周所在地区使得它在售卖当中价值攀升，而不是因为“骨螺染紫”造成价格十金的结果。从这一文献的错误解读可知另一派学者的这一论据同样是不能够信服于人的。

最后一点，“骨螺染紫”派学者认为因为可以用现代技术把胶东半岛骨螺成功制取出紫色染料，因此可以证明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有了“骨螺染紫”技术。这样的一个论据显然不能成立。用我们现代技术中制取紫色染料的成功，来推论中国古代这个地区曾经有过这样的“红里骨螺”，还可以制取出紫色染料，这种以今证古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用不一样的技术背景来推论古代已经有这样的技术，是比较牵强的。

从以上“骨螺派”学者的六个观点和论据来看，每一条论据都有不能成立之处。那么我们翻回头，再来看传统说法、传统认知的合理性。

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例如《周礼》中已经明确记录了一些相关信息。譬如说在《天官·染人》中已经记载了掌管丝帛染色的官员，而《地官·掌染草》里则记录有专门采收植物染料的官员。那么这些染草是什么样的染草呢？郑玄给出这样一个注解：“染草，茅蒐……紫茢之属。”这些材料里面的“紫茢”就是紫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在周代已经有了用紫草染色的技术。

再来看一些相关支撑性的论据。《山海经·西山经》里提到“北五十里曰劳山，多茈草。”郭璞也将“茈草”视作染紫植物。顺便说一下“劳山”，这里的“劳山”不是现在的加山字旁的山东崂山，它是位于陕西一带的山。“茈草”的产地是这个“劳山”，也就是说紫草产地和真正的善于染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汉代专门记录仙人故事的《列仙传》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常山道人常常把紫草卖与染家，如何如何。另外，《齐民要术》也非常详细地告诉我们是怎样染紫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有关紫草染紫的记录不胜枚举。

因此，紫草染是目前上古文献材料中唯一记载过的染紫原料，骨螺染并没有文献支持，认为战国时期曾出现过骨螺染，是对《荀子·王制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管子·轻重丁篇》内容的误解误读。

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