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通商口岸的中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伙伴1873-1897（下）

唐氏兄弟中的唐茂枝和唐景星，与在怡和洋行工作的外国商人合作，经营各种现代商业，特别是航运。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怡和洋行在中国开展航运业务。作为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和唐景星有机会与怡和洋行员工一起参与业务。其中一位是约翰逊，他认识到买办在中国商业成功中的重要性。1868年，约翰逊表示，买办的信誉和敏锐度，是他们从中国本地银行家的短期贷款投资中获利的关键。

1871年，约翰逊在天津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唐茂枝的能力。约翰逊写道，天津办事处效率的提高，可能是因为新雇用的唐景星的工作人员的贡献，即唐茂枝的贡献。1870年7月，当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陷入财务困境时，约翰逊鼓励唐景星和他的中国朋友从该公司购买一艘轮船（即“南浔号”轮船）。1873年，怡和洋行的子公司华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正式成立，“南浔号”（Nanzing）此后由该公司控制。唐景星参与了“南浔号”的管理，因为他是半个主人。唐景星和怡和洋行的工作人员A.J.How，也是公司的创始董事。

买办商是建立华海轮船公司的重要贡献者。1873年，新成立的公司总资本二十九万九千两白银，唐景星和他的中国同胞（主要是买办）认购了的六万七百七十五两白银。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华船轮船公司的管理工作。

1877年，唐茂枝写了一份关于怡和洋行所持华海轮船公司股份价值的备忘录，并报告了1873年至1877年股票价值大幅下跌。根据这份备忘录，怡和洋行在1877年损失了七千六百八十两白银，占公司过去五年总亏损额中的百分之三十七。1877年春，唐景星失去了华海轮船公司董事的位置，也有这部分的原因。1877年4月，唐茂枝写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中，指出鸿记（Kung Kee）接管了唐景星在华海轮船公司的董事职位是不公平的，强调唐景星合伙的一家中国公司是华海轮船公司的最大客户，而鸿记并非华海轮船公司最大的托运人。在信中，唐茂枝还希望继续担任华海轮船公司的董事和怡和洋行的买办。1883年2月，唐茂枝和其他股东，包括一名怡和洋行员工豪（A.J.How），一起参与了公司的清算。

唐茂枝还在担任了另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早在1882年，他就是荣泰驳船行的股东。1890年，在荣泰驳船行的年会上，唐茂枝和同孚洋行的希孟（J.F.Seaman）以及德兴洋行的林格（J.M.Ringer）再次当选为董事。十年后，在1892年2月8日的会议上，唐茂枝当选为第二年的董事。1893年，唐茂枝担任荣泰驳船行高级董事，并与其他外国股东一起参加了股东大会。唐茂枝通过这种方式，与他的兄弟和外国商人合作，长期从事航运业务。

此外，唐茂枝和唐景星与一些外国律师建立了建设性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间，买办和中国商人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法庭案件中，处理包括合同违约，委托人资金使用困难和破产等所导致的麻烦。在上海的法庭案件中，唐茂枝和其他中国商人的代理律师通常由担文大律师和托华哈律师行的罗伯特·欧内斯特·文莱（Robert Ernest Wainewright）律师担任。

担文尤其以上海华人行会的“法律顾问”而闻名。1894年2月20日，新加坡《每日广告商》报道说，上海当地华人行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反对任命担文为上海律政司（Crown Advocate）；这些行会担心如果任命成功，将来没有外国律师可以处理中国案件。担文被任命为律政司，也在上海英租界引起了争议。据《北华捷报》报道，1894年1月26日，英国在华商会上海分会会议（Shanghai Branch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讨论了担文的任命问题。由于担文与中国商人和官员的密切关系，一些协会成员对他的任命表示反对。一位与会者说：“一个精明的、排外的中国道台和一个声名狼藉的亲华律师合作，他所有的行为和阴谋随时可能得到后者的支持和鼓励，邪恶即将降临上海。”

担文最终还是接受了律政司的职位，但在不久就放弃了这个职位，主要是因为他很难兼顾作为总督的外交事务首席法律官和律政司的工作。担文在许多法庭案件中，成为唐氏兄弟的辩护律师。

1875年，担文在法庭案件中为唐景星工作，该案涉及4月份“福星”火轮和“海洋”（英国怡和洋行轮船）蒸汽船的碰撞，福星沉没，包括中国官员、乘客和船员在内的50多人死亡，价值20万两白银的货物丢失。“福星”轮船属于轮船招商局，由于唐景星是这艘船的船东之一，他代表其他船东、船员和乘客成为这起案件的原告。

此后，担文继续积极为中国商人工作，特别是唐景星和唐茂枝。担文与唐茂枝的合作，可以从1879年9月和10月汕头鸦片公所（Swatow Opium Guild）的案件中窥见一斑，这是外国商人和中国行会之间的一场重大案件。

1879年，镇江新顺昌船务洋行代理商达夫（Thos.W.Duffff）和镇江裕康船务洋行代理商戴维（D.M.David）对汕头鸦片公所的成员提出指控，因为行会违反了条约规定，将外国商人排除在鸦片贸易之外。英国驻上海领事亚瑟·达文波（Arthur Davenport）在法庭上作为观察员，反对担文和文莱（Robert Ernest Wainewright）担任中国被告的代理律师，但反对意见被驳回，唐茂枝因为与公所中鸦片商人的密切联系有嫌疑而需要出庭。

唐景星也出现在法庭上，但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的行会主要由汕头商人组成，唐茂枝是唯一说粤语的成员。他还是广肇公所的首董和鸦片税务办公室的总董，以及怡和洋行的买办。然而，由于汕头鸦片公所没有以明显的方式垄断鸦片贸易，原告提出的索赔被驳回，被告强调，行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帮助汕头同胞的场地，而且由于没有执行法规，他们并没有垄断鸦片贸易。在“汕头鸦片公所”案中，一些清政府官员与中国商人合作。署理两江总督吴元炳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会垄断了鸦片贸易，并且只是简单地命令“中外商人应该和谐地开展业务”。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英国官员还在继续讨论和调查“汕头鸦片公所”案件。1880年3月，担文试图命令唐茂枝来报道案件的细节。

这对广汕鸦片公所的垄断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行会的垄断地位，唐茂枝作为行会总理与反对行会垄断鸦片贸易的代理总领事阿拉巴德（Alabaster）谈判，在国际租界范围内收缴厘金。在唐茂枝与阿拉比斯特谈判失败后不久，同样在行会工作的担文，通过与进口鸦片的英国公司（如怡和洋行和沙宣洋行）进行谈判，试图分享收税的利润。尽管他们未能成功确保行会利益，但这个案例证明了担文与上海华人行会的密切联系。

正如郝延平所说，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买办建立了一种共生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以便实现互利互惠以便实现互利互惠。

以唐茂枝为例，他利用怡和洋行的商业网络，并与其他外国商人合作，拓展了现代企业业务，特别是在航运领域。然而，由于中外法律、文化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唐茂枝和唐景星遇到了一些商业问题。作为群体另一方的中介人，担文帮助唐氏兄弟解决了困难。通过提供有用的法律建议，担文协助并促进了唐茂枝和其他中国商人的商业活动。中外商人之间有许多竞争和争议，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上海，一些中外精英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建设性的、有利可图的关系。

唐茂枝是上海中外群体不可或缺的中介人。除了与中外商人合作外，唐茂枝还通过参加公共活动与中外精英合作，比如上海动物园的开园活动。

除了法庭案件外，担文还与唐茂枝合作开展了多项慈善活动。在上海为公共事务设立的委员会成员通常由相同的成员组成，包括中外代表。这些委员会或组织中成员的重叠表明存在一个共生群体，其中包括像唐茂枝和担文这样的中介人。

唐茂枝被上海租界当局认定为华人群体的代言人。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开设动物园时尤为明显。1888年9月，上海的中外精英召开会议，商议共同建立中国动物园夏季和冬季花园。唐茂枝参加了在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图书馆举行的会议。与会者有英国、美国、德国、瑞典、挪威、意大利等国领事，以及担文和他的女婿、海关副税务司义理迩（H.M.MacGregor，1886-1893年任怡和洋行大班），担文的中国秘书杨信之（YangKungthe或Yang Kin Tuck）和春恩（Dr.Chynen），以及中国士绅、四十多名买办和一些中国官员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唐茂枝致辞，表示中国与会者希望得到外国人的支持，希望建立动物园。虽然未有考证，该项目是否最终完成，但鉴于会议来宾甚广，意义非凡。

担文在会上表示，“这次会议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中外居民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目标。”唐茂枝、担文、旗昌洋行的工作人员杨经德、挪威与瑞典联合领事馆总领事暨博物学家柏固（Carl Bock，1886-1893任挪威驻上海副领事，1886-1893任挪威驻上海副领事，1893-1899升总领事）、美国总领事侃（General J.D.Kennedy）和其他四位杰出的中国人，被选为项目委员会成员。1888年9月21日，《申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要求为建设“中国公共公园”提供资金支持，这个公园可以被确定为中国动物园夏季和冬季花园。也可以说，之前1885年在中国人准入公共花园许可事件上的失败，刺激唐茂枝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物继续为在1888年建立中国公共花园而努力。

参加会议建立动物园的中外代表，还参加了其他公共项目。当华北饥荒救济委员会（North- Chin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于1889年成立时，其中包括唐茂枝和担文；其他成员包括义理迩（H.M.Hillier）、杨信之和罗贞意（LoCh'enYi）。

在1892年晚些时候，唐茂枝和杨经德在虹口购买了土地，以便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担文和唐茂枝还深入参与了上海格致书院的管理工作。

1883年4月14日，在上海格致书院会议上，担文、唐景星董事长、唐茂枝和其他中国与会者讨论了该机构的筹资问题。唐景星和唐茂枝计划向清政府朝廷的高级官员请愿，如两江总督和李鸿章，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以获得上海中国矿业公司（Chinese mi ning companies in Shanghai）的资金，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教授化学、采矿和冶金的学校。

这表明唐氏兄弟能够得到中国官员和英国当局的支持。七年后，即1890年，委员会成员由十六名中外成员组成，担文是董事长，唐茂枝是名誉司库。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外的中介人与清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像唐氏兄弟这样的商人精英通过支持清政府工业和军事的西化，与清政府建立了建设性的关系。

唐氏同胞兄弟还购买了官衔，以便培养与清政府官员的关系。唐景星获得道台头衔，并经常在许多公众集会上穿着官服，表明自己是一名官员。唐茂枝虽然曾于1865年丧失官衔，但后来他与清政府官员重新建立了友好关系。1880年，唐茂枝斥重资帮助清政府建立西式化的军队，因而获得了花翎（the Decoration of Peacock's Feather）。担文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清政府授予各种级别和荣誉，以奖励他为清政府提供的法律服务，以及他为山西省饥荒救济筹集资金的努力。

中介人的角色和他们的调解技巧至关重要，是建立与清政府建设性联系的根本，借以提高和保障其社会地位。

唐茂枝的谈判、说服技巧使他能够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上海，与中外领导人物建立联系，这一点可以从唐茂枝写给怡和洋行工作人员信件中看出来。

在许多信件和备忘录中，唐茂枝详细解释了他的情况，并对他的行为和意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1877年9月27日，唐茂枝致函约翰逊（F.B.Johnson），报告他的手下和买办办公室的簿记员在处理洋行资金方面犯了错误，试图说服约翰逊保留他的员工，认为很难找到替代者，并承诺他们将来会有更好的表现，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强调信任员工的重要性。

另一个例子是1876年，唐茂枝关于他在怡和洋行收入的说明。

唐茂枝从买办部门和船务部门获得收入。为了使这种双重收入合法化，他解释说没有从航运部门大量收益。唐茂枝的讣告也表彰他在调解和协调上海各群体利益方面的技巧。

“他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机敏，阻止了许多案件进入法庭”，担文还在调解中外商业和政治利益方面找到了机会，而不仅仅是为上海的英国租界当局服务，一些外国人确实与中国人建立了共生关系。担文的讣告声称，他从未为工部局工作过，因此可以“在工部局议会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在十九世纪末期，中介精英们热衷于寻找和填补不同群体之间的缝隙，他们的整体社会和商业活动使他们成为上海国际社会的代表人物。

唐茂枝和担文等中介阶级精英的出现，象征着十九世纪末中外精英共生圈的兴起，尤其是在通商口岸。

仓田明子（Kurata Akiko）指出，在清朝末年，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中国知识精英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得西方知识的情况，如太平起义领导人的堂弟兼太平天国西式改革倡导者洪仁玕，他以各种方式向中国社会介绍了他的外国知识。

这一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比如王韬，一个著名的翻译家、记者，以及深受外国技术、知识和社会制度影响的中国基督徒。仓田将他们描述为“通商口岸知识精英”（开港场知识人）。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中国商业和政治精英，他们同时采用外国商业和文化习俗。除了中国精英之外，学习汉语和习俗的外国精英也可以被归类为“通商口岸知识精英”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社会的了解，他们成为了在商业、政治和学术界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中介。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茂枝和担文都属于这类中介精英的一部分，他们主要在通商口岸地区活动。

就上海而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和外国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各种公共项目中进行了合作。

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认为，富裕的买办是十九世纪末中国急剧转型时期的“重要角色”，他们为中国的自强运动做出了贡献，并为应对饥荒和洪水而筹集资金。除了中国的中介人外，还有外国中介人，例如与中国商人合作的律师。

在同一时期，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马高可（John M.Carroll）讨论了中国精英，包括买办、商人、律师和医生，他们通过出席商业和政治活动以提升了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与欧洲定居者的合作。

同时，上海的中国精英也做了类似的尝试。在上海，像唐茂枝和担文这样的中介人是关键人物，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些项目以改善上海当地中外居民的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中国买办、商人和传教士经常往来于通商口岸和殖民地之间，可以分享有关其社会经济活动的新闻和信息。因此，两个城市的中国精英互相启发并不奇怪。

在这两个方面，像唐茂枝、在英格兰接受教育的律师暨香港立法会的第一位非官方成员伍廷芳（Ng Choy，伍才），都是关键的中介人，促进了中外精英之间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与华人群体的外国合作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的担文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和为公共项目捐款来支持中国商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香港第八任总督约翰·波普·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实施了许多有利于香港华人群体的政策，受到欧洲社会的强烈反对。

1897年，唐茂枝去世，因而没有见到清朝末期连续不断的令人不安的事件。然而，唐茂枝的一些合作者经历了那个混乱时期，而以唐氏兄弟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外共生体系却得以幸存。

唐茂枝的长子唐杰臣继承了父亲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在父亲去世后，唐杰臣成为了上海怡和的主要买办人，和他的父亲一样，又成为了广肇公所首董。

《北华捷报》刊登的唐杰臣的讣告说：“他的去世将对这里教育事业和整个租界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强时期结束后，革命运动兴起，除了商业阶层之外，还出现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这是因为对可能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新行政体系的人员的需求增加。

早期买办和商业精英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往往成为武装分子、政治家、外交官和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国外接受教育，回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唐茂枝家族的后代也在中外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圈子。例如，唐杰臣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位嫁给了著名的中国外交官施肇基（Sao-Ke Alfred Sze，1877-1958）。

最终，通过与中外精英建立的密切联系，唐茂枝改善了他在十九世纪晚期上海的社会地位。

唐茂枝的亲戚和同乡支持他在中国的商业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的是，唐茂枝的弟弟唐景星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与唐茂枝合作，在通商口岸扩展其航运和制糖业务。

通过与其他中国知识精英的积极合作，唐茂枝成为上海华人群体的代表人物。唐茂枝还与外国商人建立了联系，包括怡和洋行的员工，以及在一些法庭案件中为中国商人辩护的外国律师担文等人。这些外国商人支持唐茂枝的航运业务，并为他的商业活动提供法律支持。此外，基于他与这些有影响力的中外贵族的关系，唐茂枝参与了许多公共项目，如上海格致书院的管理和外滩公园的开放。

通过参与多个公共项目，唐茂枝巩固了他在当地群体的社会地位。唐茂枝及其合作者参与公共项目表明，至少有一些外国和中国有影响力的人物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共生群体，为改善上海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做出了贡献。

因此，本研究强调在十九世纪后期上海中外商人、知识分子和买办组成的中介精英的功能，尤其注重建立买办商人和城市的中国社会的非正式代表唐茂枝。

通过商业和社会活动，中外群体领导者建立了互利关系。这些中介人在联系属于不同社会的当地人民方面例如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广州人和汕头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多元文化的城市，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以及当地华人之间也存在着区域竞争。因此，唐茂枝的广东人、买办、商人和基督徒的多重身份，使他成为不可或缺的协调者。此外，唐茂枝能够找到另一位中介精英担文，进一步简化了中外群体之间的沟通。

中国和外国中介人的崛起，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都有所体现。唐茂枝及其中外合作者的案例，为十九世纪晚期中国通商口岸世界的中外共生群体提供了一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