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通商口岸的中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伙伴1873-1897（上）

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大英帝国一块非正式却又非同小可的地盘。上海国际社会运转顺畅，离不开他的纽带作用。

唐茂枝，又名唐亚植，或唐廷桂，从1873年到1897年担任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怡和洋行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是英国在东亚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

唐茂枝妥善利用广泛的本地人网络，借助他在外国和中国当局的社会关系，包括弟弟唐景星（1832-1892），也就是唐廷枢，在上海的商界和政治界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唐景星曾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积极参与现代化和工业化项目，也就是由清政府官商主导的自强运动，或称为洋务运动。

唐茂枝的网络包括欧洲中介人，如上海著名的亲华大律师担文（William Venn Drummond）。担文经常在上海的法庭案件中为中国商人提供咨询和代理服务，唐茂枝和唐景星也是他的重要客户。

十九世纪后期，这些中介人通过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在上海政商两界影响力不容小觑。上海人分多个阶层。中国人的聚居区通常与英、美等外国人分隔，但居民之间也会有商业和社会往来。由于外国人必须与中国官员、商人和佣人进行商业和日常生活交流，许多中国人从中发现了商机。同时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甚至出现摩擦，需要中介人来解决这些纠纷，并理顺各类人群之间的交流。

因此，本文以十九世纪中外中介人的历史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唐茂枝及其中外合作者。

本文除生平研究外，对唐茂枝在上海的商业和政治地位的研究，也有助于构建中介人角色的史学研究，了解他们在欧洲帝国正式或非正式区域中的作用。

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发展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国，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行动优先扩大具有商业影响力的区域。为了扩大帝国的领地，管治本地群体实质上意味着在欧洲统治者外必须吸纳本地精英人士共同合作。

十九世纪的印度，本土情报人员或“本地线人”，如特工或间谍，会向英国官员提供有关印度本土的政治情报。尽管英国在当地控制政治情报交流的能力存在局限，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更有效的管治。这种本地化现象同样适用于十九世纪的中国。

在此期间，大多数在沿海港口城市（包括上海、香港和天津）经营的外国公司和当局都雇佣了大量买办或本地商业代理人。欧洲殖民者也充当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中介人，经常与买办进行沟通。

梁元生阐述了“上海道台”（最高级官员）的过渡作用，即作为“联动阵地”沟通不同社会和价值观，如东与西、传统与现代等。

然而，梁元生认为上海道是中间角色，在管治上海中协调各种势力，有助于理解中介在通商口岸中的作用。就十九世纪晚期的上海而言，除了道台之外，还有少数中外商业中介人在商业和政治领域运作。这些联系人彼此合作，他们的活动使城市中分散的群体能够连接起来。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中外中介人的角色提供依据，发掘唐茂枝和担文等著名中介人物的社会角色，对相关研究做以补充。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居上海之前，唐茂枝曾居住过香港、旧金山和天津，他的生活事例说明中国民众当时在大英帝国和其他地方流动，并与外国人一起工作。

根据施其乐（CarlT.Smith）对唐氏兄弟的研究，唐茂枝于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当时是许多上海买办的故乡。

1839年9月，唐茂枝11岁时，入读了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他的弟弟唐景星也在这所学校就读。1847年，唐茂枝开始在香港地方法院担任翻译。1851年，唐茂枝被解雇，因为香港地方法院怀疑他与海盗勾结，并与妓院里一个16岁女孩发生丑闻。1851年6月，唐茂枝成为基督徒，受洗礼，并取名“Laying cheu”。次年，他与叔叔一起去了旧金山。他的叔叔是香港警长的买办。唐茂枝之后成为华人群体的领袖，并参与反对美国排华运动的政治活动，偶尔也担任法庭翻译。

唐茂枝大约在1856年至1857年间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海关工作。好景不长，因于1864年至1865年之间接受了一名中国商人的贿赂，他被上海“道台”丁日昌逮捕，并被关押了至少5个月。

1864年11月8日，海关副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记录说，阿植（Achik，唐茂枝年轻时使用的名字）收了一名男子五百两白银。赫德当时倾向于丁日昌，因为丁氏一直正在积极处理清政府官员与中国商人之间的腐败问题。就这样，赫德同意将唐茂枝交给丁日昌，之后赫德得知清政府官员拷问唐茂枝，他又开始争取释放唐茂枝。

唐茂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职业生涯尚不清楚，但到1871年，他在天津怡和洋行担任买办。在1873年，唐茂枝接管了弟弟唐景星在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职位。在上海，唐茂枝还成为广肇公所的首董，并担任华人群体的代表，参与了一系列公共事务。1897年，唐茂枝在上海去世前，积极参与了几项慈善活动。

1897年9月3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刊登了唐茂枝讣告，描述葬礼的盛大场面，葬礼在家中举行，参加者超过三百五十人，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外国人、中国本地人和中国官员。一百多名外国人送来了吊唁，中国人送去了近千张绸缎或丝绸卷轴作为最后的礼物。十九世纪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很少出现中国人的讣告，《北华捷报》的这篇讣告表明了唐茂枝对晚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要性和影响。

在此期间，买办为中外商人牵线搭桥，因为大多数外国商人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了解中国商业制度，反之亦然，中国商人也不会英语，也不了解外国的商业惯例。买办填补了这一空缺，因为他们既会中外语言，还懂两套商业习俗。

买办制度，即中介制度，早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就已经存在。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买办为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当时，只有那些持有清政府颁发的许可证的人才能做买办。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解散了买办的正式监管，并使买办制度私有化。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成立和五个通商口岸开放后，买办人数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稳步增加。据估计，到1870年，中国沿海地区约有五百五十名买办。

在通商口岸世界，买办不但充当物资供应商，而且还负责雇佣中国员工、会计、融资和营销，许多外国大公司都设有买办专办事处或部门。

1876年，唐茂枝是上海怡和买办部门的总买办，该部门由大约10名中国员工组成，包括账房（一个专业的钱币和金条评估员）、簿记员、司库和出纳（钱币收藏家和检验员）。

此外，买办还代表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洽谈生意，作为回报，买办除了正常工资外，还可以获得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的佣金。例如，1876年，唐茂枝在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部门和航运部门工作，他从买办部门获得的年薪为一千三百两白银；又从航运部门拿到百分之二的佣金，当年总共有九百八十两白银。

通过支持中外商人的商业活动，买办积累了丰富的中外商业活动知识。他们因此能够建立并经营自己的企业。著名的“买办转为商人”人物是为太古洋行（Butterfifield & Swire）工作的郑观应与刘鸿生（1888-1956），他们曾在上海开滦矿务局（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工作。郑观应在从事买办活动的同时，也经营茶盐贸易。刘鸿生最初在上海开滦矿务局工作，后来在中国开展了煤炭分销业务。

然而，买办的对外经营活动也给外国负责人带来了问题。买办既是外国公司的内部员工，又是外国公司外部业务的合作伙伴，这种二元性给外国负责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整个十九世纪，买办挪用资金是外国公司经常遇到的问题。尽管买办制度存在问题，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外国公司仍然继续雇用买办，某种程度上因为，对于外国商人来说，买办打通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商业网络，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贸易和商业活动，这一点唐茂枝的事例体现得十分明显。

作为一个富裕的买办商人，唐茂枝在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的中国商界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支持。

唐茂枝主要利用其家族网络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包括航运和制糖生意。其次，作为广东商人，唐茂枝也利用了同乡关系网络。此外，除了中国商人的地方主义，唐茂枝还参与了众多中国协会和行会的管理工作。通过与他的家族和其他中国商人的合作，唐茂枝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下一节试图全面展示他与中国商人的关系。

唐茂枝与亲戚的联系是他最可靠的商业关系，买办商人通常会让亲戚接管生意。例如，在唐氏家族的案例中，唐茂枝在1873年接管了弟弟唐景星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的职位；唐茂枝去世后，唐茂枝的长子唐杰臣（Tong Kidson），又称唐荣俊，继承了上海怡和买办的职位。

此外，唐茂枝和亲戚相互支持对方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唐氏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参与了航运业务。1873年至1884年，唐景星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茂枝同时参与了多家中外合资轮船公司的管理工作。关于唐氏兄弟航运业务的运作，将在后面的“唐茂枝与外国人关系”一节中详细介绍。

唐茂枝的另一位弟弟唐阿扶（Tong Afu），也被称为Tong Aku，也就是唐廷庚（Tang Ting-geng），曾在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工作。1883年11月，越南钦使阮述（Nguyễn Thuật）在上海会见了轮船招商局代理总办唐茂枝。唐茂枝告诉阮述，唐景星已经去了欧洲和美国，还没有回到中国，而另一个兄弟唐应星（又名唐廷庚）在广州。

唐氏兄弟的后人继承了这个家庭的航运业务。唐茂枝任命他的两个儿子唐杰臣和唐纯峰（Shun-fung）为遗嘱继承人，唐杰臣继承了父亲在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位置，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处理该公司的航运业务。

这些强大的家族关系，使唐茂枝能够在中国经营大型企业。例如，唐茂枝和唐景星都参与了史密斯华熙公司（Smith,Wahee&Co.）的管理。威廉·麦格雷戈·史密斯（William McGregor Smith，1831-1907）和唐景星是该公司的早期董事。史密斯持有一万六千两白银，份额最大；唐景星持有三千两白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糖业公司主要在上海开展业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唐茂枝接管了唐景星的份额，开始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1869年，糖业公司在香港东角的威灵顿街25号开设了一个糖厂，用于销售精制食糖，金糖浆和糖蜜。直到1869年12月底，唐茂枝一直在公司担任要职，并通过这种方式和他的兄弟、儿子们经营航运和糖厂等企业。

唐茂枝在广东以及来自其他不同地区的中国商人阶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十九世纪，一些来自广州的买办移民到上海，如同唐茂枝一样继续经营买办生意。许多著名的粤籍买办，如唐景星、徐润和徐荣村成为广肇公所的董事。唐茂枝曾经担任了广肇公所的首董。作为首董，他认识到与各种中国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

1877年9月22日，他在给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逊（Francis Bulkeley Johnson）的信中，提到了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上海有很多事情占据了我的一些时间，我讨厌与之有任何关系，但有些事我无法避免。作为广肇公所的首董，我总是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要调查，要安排，要决定。许多官员和文人在这个港口来来往往，他们来访问我，我必须回访他们。（如果）我忘了这样做，他们认为我是不礼貌的。我必须广交朋友。”

粤籍买办通过地方组织相互联系，而唐茂枝是这种联系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广东同乡有联系。例如，唐茂枝这个名字出现在东华医院的倡导者名单上。东华医院为香港华人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个管理华人群体的半官方机构。另在上海射杀流浪狗事件中，晚年的唐茂枝和当时他和一个名为“苏州四善堂”（the Humane Society at Soochow）的慈善组织在上海捕捉流浪犬，安排到苏州放生。

顾德曼（Goodman）指出，对于广肇公所的董事来说，维护他们的声誉非常重要。广东人与外国商人一起追求经济利益，经常被中国民众批评为“广东贱人”和“洋人走狗”。

唐茂枝不仅是广东群体的代表，也代表了其他中国商人的利益，他还担任广汕鸦片公所（Canton-Swatow Opium Guild）的负责人。该行会主要由汕头商人组成。

唐茂枝在沙逊洋行与行会之间调解纠纷，是唯一不参与鸦片贸易的成员。对于汕头商人来说，唐茂枝是外国公司和商人之间的谈判代表。1879年的汕头鸦片公所（Swatow Opium Guild）案件中（后文将详述）唐茂枝为一名出庭的中国商人充当翻译。

唐茂枝还是上海茶业会馆、丝业会馆、洋货公所、洋药（认捐）公所、钱业公所、商船会馆、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等八大行会的代表人物。

1892年，《北华捷报》发表了唐茂枝的一封信，提及他对一场火灾的反应，并要求上海工部局允许他穿一件印有各行会名称的制服或背心。因此，将来可以确定允许谁进入危险区域以拯救人员和保存房屋。在信中，应八个主要行会的要求，唐茂枝继续拥有这个特权。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唐茂枝是他们与上海的外国商人和管理人员交流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唐茂枝不仅与中国商人合作，还与上海的中国基督教精英合作。

1885年11月25日，唐茂枝、唐景星，其他三位中国商人和两位中国基督徒，给上海租界工部局写了一份关于禁止中国人进入外滩公园的信。两位中国基督徒，颜永京是一位与中国圣公会有关系的传教士和圣约翰书院的院长，吴虹玉是上海老闸圣公会教堂的牧师。他们要求向中国民众开放花园，声称中国人被禁止进入花园，而西方外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可以自由参观，这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很难向到访上海的中国高层游客解释；针对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几个措施：

工部局董事会于11月27日讨论了这个问题。12月2日，工部局答复说，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这个问题将提交下一年2月的年度纳税人会议（Annual Ratepayers' Meeting）上。

《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来自Vix Ra Nostra Voco的信，就是外国定居者对此问题的回应。他声称，这些中国代表企图“入侵”外国人的专属公共场所，并希望工部局拒绝他们的请愿。

然后，12月8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商人请愿的文章。这篇文章呼吁中国商人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纳税人会议之前，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方面的强烈需求，以改善这种情况。

虽然中国精英在1885年的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但中国领导者并没有放弃。1888年，一篇类似的文章呼吁筹款，以建立一个“中国公共花园”，因为中国人仍然不允许进入公共花园。清政府官员也意识到公共花园将中国人排除在外是个问题。1889年3月11日，上海道台龚照瑗告诉英国领事，公园不准中国人进入是对中国的侮辱，公园是中国人出资修建的，况且公园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商人和基督教精英开展了一场关于公共花园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影响了上海的清政府官员。

唐茂枝用这种方式，通过使用家庭成员、同乡和中国商人的各种商业网络，得以扩大他的航运业务，并降低投资新业务的风险。此外，唐茂枝与中国当局的广泛联系，使他成为上海中国社会的领军人物。他有多种背景，广东人、海外华人、华人基督徒。

此外，在上海的外国商人和管理者看来，唐茂枝代表了华人群体的利益。作为华人群体的主要领导人物和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主要买办，唐茂枝与当时管理华人群体的外国人物建立了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