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贵明，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历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
陈平(通讯作者)，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博士，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香山知县姚启圣的“政治经济学”
——兼论对其督闽平台的影响
清朝初年，姚启圣从被罢官永不叙用，到因资佐军而成为封疆大吏，他的仕途由香山开始，大破“澳门贼”霍侣成，为前任知县偿付欠饷，擅开海禁与澳门葡人通商，因此被下狱革职，又因商致富，筹资募兵，直至平定海疆、收复台湾。
他在香山知县任上，运用“政治经济学”处理与朝廷、广东督抚、平南王尚可喜，以及澳门葡国官员、葡国商人和百姓的关系，以致官声良佳，并由此奠定了东山再起的基础。姚启圣的一生与清初的重要政局相始终，而其香山知县的经历又对认识香山和澳门的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姚启圣；香山；澳门；迁界禁海；政治经济学
姚启圣(1624–1683年)，字熙止，号忧庵，浙江会稽人，在收复台湾中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康熙二年(1663)，姚启圣八旗乡试中举，授广东香山知县至康熙八年(1669)。
在香山知县任内，姚启圣破“澳门贼”霍侣成，为前任知县偿付欠饷，又擅开海禁与澳门葡人通商，被下狱革职，后因商致富，筹资募兵，投靠康亲王杰书，自此在东南沿海一带任事，直至平定海疆、收复台湾，完成国家一统。
郑观应曾在其最能体现持家处世教育的《余涉历世事备受艰虞聊赋长歌以诫儿辈》中表达了对姚启圣的高度赞赏和评价，“仰慕姚启圣，汪洋征度量。
生平具仁慈，代人认亏帑。弃职复从戎，百战气益壮。万里建奇勋，超迁膺将相”。香山知县姚启圣在罢官五年后重回香山和澳门时感慨到：“余放逐五年矣，及至香，而人之视余一如曩昔，因思见放后人情凉薄何处蔑有，而斯民独厚余如斯”，这说明当时香山和澳门人仍然对姚启圣心存爱戴，对他的政绩是充分肯定的。
岭南三大诗家之一的陈恭尹，虽然作为明朝遗民对姚启圣擒治以霍侣成为首的反清势力颇有不平之气，但仍作有《寿姚香山熙止》歌颂了姚启圣的功绩。
姚启圣收复台湾功勋卓著，可谓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楷模。香山知县姚启圣有一套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学”，用此来处理与朝廷、广东督抚、平南王尚可喜，澳门葡国官员以及葡国商人的关系。他虽被革职下狱几近处死，但仍能败而不馁。治理香山期间，他所展现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才能和手段，也在其东南任事期间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彰显。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出发，梳理姚启圣担任香山知县的史实，以窥清早期香山澳门历史之一斑。
康熙元年(1662)，清廷为阻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氏政权，颁布“迁海令”。澳门近海疍民起兵反清，抵制朝廷的迁海政策，逐渐形成规模，势力强大，竟致“督抚不能制”。
霍侣成是这支队伍的首领之一，史称其为“澳门贼”。实际上，这支反 清队伍不仅对抗清廷，对澳门葡人也带来巨大的困扰。
文德泉(M.Teixeira)神父曾写道：“1647 年，澳门附近出现海盗，劫掠来澳船只。议事会装备了5只快船，追击海盗”，而澳门葡人追击海盗的成效甚微，“1655–1656年，海盗活动猖獗，澳门城里百姓也遭到袭击，有50只船和更多的海盗，他们洗劫了有钱的家庭。市民及黑奴们以短剑、标枪为武器，与海盗展开激烈的战斗。死亡惨重，尸体不断用船运走”。
康熙二年(1663)，姚启圣上任香山知县，参加了剿盗行动，生擒霍侣成，建下奇功。
据《清圣祖康熙实录》记载，“(康熙四年)四月丙子，广东总督卢崇峻疏报，香山县知县姚启圣招抚疍寇黄起德等共四千余人”。姚启圣上任伊始，治盗的成就获得了澳门葡人的信任，此后，他作为满清广东政府的代表，在与葡人违禁通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姚启圣亦体恤其治下百姓。在迁界禁海实施的过程中，百姓死伤遍地，官兵诱杀百姓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复界后，枯骨遍地”，“督迁兵士恣俘掠，知县姚启圣力争之，稍戢”。
姚启圣针对兵士的胡作非为，敢于据理力争，因此兵士欺负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此举使得姚启圣获得百姓的信赖，这也体现了姚启圣“喜任侠”的义气，真乃侠义之士。
顺治初年，姚启圣曾在江苏通州游历，受到当地土豪侮辱，他“赴军前，请以家财佐军，求判通州，许之，乃权知州事。既至，立执豪，杖杀之，弃官去”；还有一次郊游萧山，他遇见两个兵卒抢掠女子，上前佯装好语相劝，夺取佩刀杀了兵卒，救下女子送还其家。
到了香山，因“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姚启圣“悉为代偿”的行为更彰显了其侠肝义胆、性情豪荡的个人性格。
明末以来，广东连年战争，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香山地区“民税不登”，姚启圣之前已有7任知县“坐负课系狱”，所负课税额高达17万两。严苛的迁界禁海令下，地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姚启圣必将成为第8个“系狱”的知县。
经济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下澳通商也许是唯一解决香山所欠负课税的办法。
这不仅能偿付欠饷，还能解救前面7位“系狱”的知县。姚启圣在未下澳通商之前，直接将7位知县释放，并声称7位知县名下的课税已交纳入库，“公姓姚，……宰广东香山县。明末，广东寇灾，民税不登，知县坐负课系狱者七人。公叹曰：明年，增吾为八矣。乃张乐置酒，出七人于狱，痛饮之，为办装遣归，而牒大府云：七令名下应追金十七万，已于某月日收库讫。”
然而，根据当时的律令，下澳通商是死罪，“如借端在海贸易，通贼妄行，地方保甲隐匿不首者，照例处绞。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处斩”。为了填补17万两负课税，姚启圣决定“擅开海禁”下澳通商。
与此同时，澳门葡人也深陷禁海之苦，“从1662年起，有整整两年时间，在澳葡萄牙人不能进行任何贸易。到1664年夏，有15艘装备精良的葡萄牙船和4艘暹罗国王的船被迫停泊于澳门的港湾之内，任凭狂风浊浪的摧折、腐蚀。它们的主人不敢将它们稍稍移动，以免受到清朝官吏的严惩。”
两广总督卢兴祖也正思索趁机敲诈澳门一笔，“时总督说，我将此事启奏，若准行，要银贰拾万，准行不准行，为启奏情由，必要银伍万两”。于是，香山与澳门双方就违禁通海一事一拍即合。
从姚启圣担任香山知县的前期作为可以看出，他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管理能力，在破澳门贼的过程中，运用了招抚手段而非直接剿灭；敢作敢当，一力承担前任知县所欠的税课；注重矫正官兵对百姓的骚扰行为等。
姚启圣的将帅之才已初步展露，为其督闽平台的成功埋下了伏笔，但也因此导致其人生际遇发生重大转折。
为解决香山的财政危机，姚启圣在下澳通商的事件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一方面他充当总督卢兴祖的谈判代表，另一方面还替葡人谋划，甚至代表澳门上书朝廷。
“在这些谈判及其他谈判，姚不太像召集人民听从他命令的高高在上的县令，更似一个颇具说服能力、游刃有余的调停者。”
与卢兴祖的诈贿不同，姚启圣始终不忘通过通商来偿负课税的初衷，哪怕明知卢兴祖、尚可喜等人在通商中有不法勾当，他亦没有立即捅破，甚至进行了很大程度地配合。
最终，直到姚启圣受审时，他才将卢兴祖的罪行捅出，“总督卢兴祖差我追要伍船货物去来，我同詹其祯等到澳去，叫鬼子唩嚟哆等，说将伍船入官货物收了给我。唩嚟哆等向我们说，伍船货物所到之年，我们就送了总督银壹万叁千两，将货物退给我们卖讫。
若要赔补入官货物，商人所买旧货物因禁截住在此，你们拾分之内抽取肆分，给予商人陆分。及告诉总督，将我们仍着在澳住着，并叫海上贸易，若如此，我们给银贰拾万。……时总督说，我将此事启奏，若准行，要银贰拾万，准行不准行，为启奏情由，必要银伍万两。”
为使葡人答应通商条件，姚启圣前往澳门宣布令澳门葡人内迁的圣旨，并敦促澳门执行旨令；与此同时，他还向澳门葡人建议，如果交纳二十五万两白银，他将设法重开通商。
为迫使葡人就范，在宣布圣旨前的几天里，就有十二艘清军船只开到湾仔和氹仔沿岸，包围了澳门，禁止船只出海捕鱼和运输木柴，同时还关闭了关闸，实际上早在此之前的二十天已禁止向澳门运进大米，而澳门葡人不得以用25万两换取澳门免迁和开海贸易。
姚启圣不仅将过去征收商税“十分抽二”改为“四六抽分”，“各商人搬回旧货的，每拾石抽肆石，买新货的，每拾石抽壹石，卖货鬼子，每拾石抽叁石也。凑成肆陆之数”，“趁今往澳装入官夷货，准商人跟去买物，只要四六抽分”。
他还思考出较为完善的货物处置办法，“已购进葡人进口物品的华商可到澳门取回货物，但须将货物的十分之四交官府，这些商人和其他人亦可运货到澳门出售，购买葡人货物亦可在广州出售”。
姚启圣利用交给官府的十分之四货物，很快偿还了前7任知县拖欠的赋税。这里可以看出，在通商中，姚启圣在事实上“严格”遵守了朝廷的禁海令，他与葡人的交易地点不在澳门，“我等带领众商人出所禁之界，非系我私到澳贸易”。
康熙六年(1667)，朝廷得知广东违禁通商的消息，决定处理此事，卢兴祖直接将全部责任推给姚启圣，“督抚忌公才，故以通海劾公，将置公死”，并先下手为强，“卢兴祖显然已将姚下狱，欲将一切归咎于姚启圣”。
此时，姚启圣找到了平南王尚可喜，“公夜见平南王，以危语动之，王上疏白其枉”。
姚启圣之所以找到尚可喜，很大可能是姚启圣利用了尚可喜的把柄，即尚可喜曾多次派商人、家人到澳门贸易，甚至出洋经商，而且在清廷下令澳门迁界时，尚可喜曾就为了自己的利益给澳门求过情，“王以为既奉泛海之禁，则澳彝之船不许出海贸易，界内之米，不敢私运出边。
内地既不便安插，彼不知耕种，又别无营运，是坐而待毙也。恐非朝廷柔远至意，乃与将军督抚会题请命”。
尚可喜为洗清他与违禁通商一事的关系，决定向卢兴祖开刀，“10月12日夜，4位低级官员秘密抵澳，携带尚可喜的手令，要澳门写出反对卢兴祖的冤情，议事会不想卷入中国人的官司之中，婉拒之”。
实际上，如果没有尚可喜的出面，姚启圣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在澳门，调查官员听到的全是姚启圣的好话，卢兴祖栽赃的阴谋未能得逞。接下来，清廷派员审理此案时，涉案人均供出卢兴祖的勒贿事实。但姚启圣与涉案官员的下场是一律革职，“姚启圣去职，和商人们被科以重罚，损失惨重”。
自此，姚启圣的香山仕途告一段落。姚启圣在违禁通商中灵活地运用了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让香山在通海贸易中获利颇丰，在事发后他有力地为自己洗清冤屈，乃至平南王尚可喜和澳门葡人都为其开脱。
康熙六年(1667)年底，澳门正式免迁，而姚启圣此时“客粤中”，先是“无以为生”，穷困潦倒，后又依靠香山知县任内的资源和经验，开始了经商生涯。
姚启圣在香山知县任上获得较高的评价，连办案人员都认为他“材猷骏发，敏干有为，守平才长，政勤”。
姚启圣任香山知县期间，对澳门葡人及其贸易方式已较熟悉，在罢职“永不叙用”、仕途无望之时，也只有经商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在《忧畏轩遗稿》中所载《再至香山》《香山闲咏》《再至香山澳》及《香山澳道中》等诗词，证明了姚启圣在罢官后常年活动于香山，而他大概率是在同澳门葡人做贸易，且获利颇丰，“蠢彝无远志，航海作安窝。
鬼国饶珍宝，边臣恣网罗”。后来，姚启圣任福建总督时，曾被怀疑所捐巨额银两来路不明，他解释道：“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革职后贸易七年，颇积微赀”，这进一步佐证了姚启圣罢官去职后因商致富这一观点。
姚启圣捐资军前为康熙十三年 (1674)，而他被革职是在康熙六年(1667)，据其所称“贸易七年”，可见姚启圣被罢免后很快就开始经商了，而且迅速摆脱了窘境。这也与清朝廷实施宽界政策有关。
姚启圣指出，在当时“三十番船锦织梭，百年洋贩独今多。廷臣筹国兵亏饷，荒服输租吏溢科。战舰尽装方外物，长鲸犹鼓岛中波。谁遵巡海当时录，公帑虚縻十万何”，说明当时海上贸易又一度繁盛起来了。
然而，因商致富的姚启圣仍常怀报效国家的壮志，“所乖多壮志，非为稻粱谋”。他对朝廷宽界后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但对自己未能继续履职尽责而懊悔，“扁舟复渡铁城阴，见说农樵出远岭。
圣主已宽边界令，逐臣未尽抚绥心。几年共尔栖荆棘，此日怜余载鹤琴。犹幸斯民还旧业，莫教盗寇再相侵”。
虽客居香山一隅，但姚启圣心系天下，感慨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别去三年今又过，桑麻鸡犬近如何。已知俗厚民无讼，还念鲸扬海复波。降志欲吟招隐赋，埋忧那办莫愁歌。相逢处处堪垂泪，不禁关情此夕多”。
虽身处商海，但姚启圣仍然憧憬着回归疆场，再立新功，“无数瘾犯海波，我来守土竟如何。荒陲百事怡情少，孤岛三年战血多。献馘楼头骈卖菜，受降城下奏饶歌。弹丸若使劳臣在，未许湟池复弄戈”。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康熙十三年(1674)，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举兵叛乱，此时的姚启圣心系东南“山联百粤胜，潮接万方多。
骄蹇今如此，东南事若何”，于是他抓住机会，再次“以家财佐军”。他认为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居亡何，三藩反，天子命康亲王南征。公谓其友吴兴诈曰：我贾祸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脱”。
于是，姚启圣回到家乡捐资募兵，直接找到当时东南战事的最高指挥官，投靠了康亲王杰书。他收复诸暨县后“随委署诸暨县”，随后以随征知县身份随康亲王征讨叛军，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招抚能力再次得以施展，屡立战功，“随征知县姚启圣……前后杀贼数千，阵斩贼首朱得福，招抚伪总兵等官四十四员、贼兵七千余”。
在此过程中，与力争香山迁界中“兵士恣俘掠”一样，姚启圣极力阻止清军在浙江大肆抢掠，“本道已经启请贝子，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以后，不许擅抢一名；并求贝子印发‘清’字告示，遍行张挂，禁兵现实夫强买等事。间有强横者，本道当即拏请贝子鞭责；此项亦可稍止矣”。
姚启圣是最早领兵进入福建的清军将领之一，在劝降耿精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战绩突出，康熙十五年(1676)，姚启圣升任福建布政使。期间，姚启圣使用精明的经济手段，为平乱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布政使姚启圣，捐资赡养兵丁、买备马匹、制办甲械，......父子亲临征战，着有捷功”，朝廷也因此下旨嘉奖，“姚启圣捐银五万余两，买马制械、赡养兵丁；其子姚仪亲身征战，着有捷功，俱深为可嘉，着一并从优议叙”。
此时，福建战事吃紧，形势危急，姚启圣提出《敬陈补救十事》，就修城、浚湟、屯粮、制械、安民、励兵等制定了一套综合性的、标本兼治的作战方案，稳定了局势。
在安抚投诚官兵方面，姚启圣不惜动之以利，“官给月俸，兵给月粮，并行题叙，循序迁补”，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至十九年七月，用以招抚投诚的赏银共计十二万六千九百余两，其中姚启圣就捐银七万八千五百七十一两。
为了实施水陆夹击的战略战术，姚启圣除了在福建招兵买马外，他还大力修造战船，“前赴兴化、福州等处，务要造足战船三百号”。
可见，姚启圣能够结合实际需求规划钱财的使用，招兵买马之战事、民生经济之发展、安抚投降之官兵等均得到关照，还兼顾平台渡海的战船。
姚启圣在大兴军事平息叛乱的同时，消解民苦也是他重要的施政理念。
其一，他请求减少满兵，增加绿旗兵，一来减少不易管理的满兵抢占民房、强征夫役、骚扰百姓的情况，二来减少满兵的用饷，此举为朝廷节约了一百万两开销；其二，姚启圣对随军出征的民夫数量做了限制，还限制官兵住房数量；其三，姚启圣上疏复还迁民，又奏请部分开放海禁，福建人认为“姚公活我”。
在姚启圣的经营下，福建社会经济明显复苏，为平台创造了良好稳定的后方条件。平台过程中，姚启圣自捐士兵和船只参与其中，同时还为施琅大军提供后勤保障，不惜向商人借款、挪用司库银，兵部参奏他冒领钱粮四万七千余两。
至康熙二十年三月，他已在布政使及总督任上为整顿军备捐银十五万二千四百余两，再加上捐膳官兵、捐建船只、买米济贫、捐盖兵房等，他在福建先后捐资达四十七万五千余两。故此，姚启圣倾家荡产。他去世后，家里“萧然无储蓄，诸子卖田以葬，贫如故”。
施琅为此给予姚启圣极高的评价：“捐造船只，捐养水兵，与臣共勷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缵粮饷，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成效也。”平台后，姚启圣依然关心百姓民生，再次请求朝廷赦免福建沿海四府未完钱粮，让百姓休养生息。
姚启圣到任香山知县，擒治霍侣成等“澳门贼”，展示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招抚手段。为解决香山课税，他违禁通商，几近处死，但他冷静地通过关系网为自己洗脱罪责。
被革职永不叙用后，迫于生计从事海上贸易，因商致富，展现了过人的经济能力。在其政治前途几无出路之时，他依靠敏锐的洞察力，捐资佐军，迅速从知县升任总督，他的军事才能、经济才能和民生治理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从而封侯拜相，青史留名。
因此，姚启圣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学”，值得归纳和总结。
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尤其是政治家更需懂得经济。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理解，本文所述之姚启圣个人的“政治经济学”实是一种比拟。
“政治学”是如何纵横捭阖于各种关系，如何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处理与百姓的关系、处理与澳门葡人的关系等。这关系到姚启圣在香山及闽浙的治理成效及其官声好坏。“经济学”是如何赚钱和花钱，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施政和民生的成败。
姚启圣的“政治学”，第一是侠肝义胆。姚启圣为了百姓不受迁界兵士的骚扰，据理力争；为了香山澳门近海的安定，破澳门贼；为了前7任知县不受牢狱之苦，违禁下海通商。
这些都让他在当地获得不错的口碑，乃至在身陷囹圄时，澳门葡人为其美言，罢官去职回香山澳门时，百姓依然对其感念。
第二是洞悉利害。虽然姚启圣在通商中发现了卢兴祖诈贿的情况，但是没有直接捅破，而是利用督抚诈贿但对通商的支持，坚定不移地用通商偿负课税，同时在被卢兴祖栽赃后，找对关键人物为其洗脱罪名。
第三是好谋善断。在与澳门葡人通商中，善于使用阳谋和阴谋，利用葡人急需恢复贸易的心态，加之政治、军事等手段恫吓，为香山争取最大的利益。
这在其督闽平台时进一步体现。他先是投靠对戴罪之身起复起到关键作用的关键人物康亲王杰书，后来从前期物资筹备到战时部署，再到善后工作，无不安排的井井有条、甚为妥当。
第四是懂得取舍。姚启圣能够让金钱发挥最大的价值，起初以资佐军求判通州是为个人，但后来是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
在香山知县任内，姚启圣的政治学崭露头角，并为其经商致富打下基础，再经过闽浙任事后更加熟练，以至“设奇制胜，用间用谋，招徕国轩，取信克爽皆公之力”。
关于姚启圣的“经济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商对儒家教育下的读书人来说不是正途。
然而罢官永不叙用的姚启圣没有更多的选择，课以重罚，陷入窘境，他不得不利用开禁的机遇，通过海上贸易积聚财富。
姚启圣父子并未因此安于富裕的生活，而是使用自己的财富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建功立业的封建名利思想作祟，但是能够利用自己的财产不遗余力地为国为民，可谓一股清流。
作为父母官，姚启圣非常关注百姓的生活，敢于为民舍财、为民请命，确保战后地方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安定。
作为军事统帅，他在不滋扰百姓的情况下，保障官兵的后勤保障，同时关顾降卒的生存生活。作为封疆大吏，他不惜倾囊，甚至大举借债，保障平台的顺利进行。
姚启圣去世后，“百城惊悼，群聚而哭于都亭，舂不相，降卒有私为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争乞公之遗衣冠葬之其乡。
福州之民乞留葬于城外之东山，既不得，请麻衣执绋号眺送者直过仙霞，归而各以私钱为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
姚启圣的一生，为己时可以将事情做的酣畅淋漓，为国为民时亦倾其所能毫不保留。他饱读诗书，却不是传统文人或士大夫的做派，具有浓郁的侠义之风。
姚启圣在香山知县任内及之后的经商中，与葡国人沟通交流频繁，观念相对开放，因此任事练达，行事务实。
同时，他个人的理想远大，李光地曾称赞他“少年颇有图王定霸之想”，在香山罢官后，虽然仕途黯淡，“沉埋困顿，永无奋兴之日”，却还有强烈的进取心，常怀为国效力之心。
姚启圣顺应了历史潮流，用他独特的“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当然，他也在香山和澳门的历史上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姚启圣还值得更深入地研究。他在任和去任后所撰写的与香山相关的诗歌，收录于《忧畏轩遗诗》中，这为香山、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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