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1895年澳门流行病腺鼠疫报告（下）

文摘 2024-07-10 17:00 广东

高斯华（José Gomes da Silva，1853—1905），葡萄牙人，医生、植物学家、记者，曾任利宵中学首任校长、澳门医局公会会长；代表作有《暹罗之旅》《澳门帝汶报告》《卫生局1886年度报告》《1888年澳门霍乱流行病报告》《1895年澳门流行病腺鼠疫报告》等。

田一言，澳门科技大学外国语学士（葡萄牙语专业），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语言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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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澳门流行病腺鼠疫报告（上）（中）

澳门学（2022年第1期）

防疫史研究

我不得不在报告里专门用一章来讨论城市公共卫生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面对澳门周边频发的流行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从我的报告中读出我希望大家忠实履行法定义务的深切愿望，以及希望我的工作能够造福这片土地的良苦用心，从而保障澳门居民的健康以及提高城市的“免疫力”。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从我本着善意书写的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澳门议事公局的不敬，且澳门议事公局本身就依法负有制定和执行市政卫生条例的责任。

自我有幸荣升澳门医局局长的十年间，我已竭尽全力地数次呼吁，即便不订立新条例，至少也应当认真贯彻落实现行条例。然而，一直到了本届议事会，议事公局才出于维护市政议员的好名声，或出于腺鼠疫流行病造成的重大后果，当然更可能是在以上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根据总督阁下下达的指示处理公共行政中的这项无比重要的事务——地方卫生问题。

幸运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的卫生警察局已经建立起来，专门负责相关领域的市政议员也正在研究卫生条例的编修，最重要的是，本届议事会及该机构人员在传染病疫情结束后对卫生领域表现出空前的关注，并正在积极行动。上述种种表现无不让我对澳门的市政管理即将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充满希望。到那个时候，市政部门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利益将高于一切，尤其将高于单个市民或某一个市民群体的利益。

由于本殖民地卫生方面的改善并不完全取决于议事公局（尽管我认为应该完全由该机构负责），由于工程公所和其他政府部门也有义务肩负起协助改善澳门卫生状况的重任，所以我本应该用不同的章节分别讨论市政厅在卫生政策方面的调整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应协作。然而，这样的划分只会破坏不同部门在医疗政策方面所追求目标的统一性。因此，我将只针对提出的政策调整方案进行探究，不会考虑相关主管部门是否批准、确定、执行该方案，亦不过问上述部门是否会因方案无用、无根据或有损市政利益而进行否决。

流通的空气与充足的阳光是预防传染病，特别是腺鼠疫的两大基本要素。

在澳门，卫生条例规定必须有合理的通风和采光，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守。从前的欧洲人聚居区如今已建起许多属于华人市民的房屋，华人生活在那里。他们的房子两面通透，前后无遮挡，楼层较低；周边围、里不多，少有人居住；区内有多个广场，面积较大；绿化分布较为合理。稍有遗憾的是，罗宪坊尚未建设完成，但目前正在和隆园旧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街区，上述二区建设完成后将拥有目前殖民地最令人满意的卫生条件。而华人聚居区、营地街市、下环街市、妈阁村等地，如何能够拥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又需要多久才能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有序的行政管理扭转这一局面？

我们还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努力改善该地区建筑和公共道路的卫生条件。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时间耗费了，而澳门政府、市政和公民的钱却没能善用于此，澳门，或者至少华人区，仍会不时受到霍乱、伤寒等突发性致命传染病和其他危害居民健康的卫生问题的威胁。

鉴于在一年之内彻底改善澳门的卫生条件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可行的方案是选择某一个点进行整改。根据当前的环境和我们从上一场传染病疫情中汲取的教训，目前最优先的工作是清理和拆除澳门城内的大小围、里。首先要在西人社区内进行清除，原因不言而喻，其次是华人社区的围、里。如果我们能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澳门公共卫生改善的程度或许将远大于采取其他措施。

果真如此，目前聚居在围、里的华人不得不面临搬迁，幸而澳门周边还有大片区域足够使城市继续向更卫生、更宜居的新街区扩张，且华人在建设新街区方面有着极大的能动性。沙岗新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很多住宅建立起来了。此外，还有在和隆园旧址上新建的街区，等到建设完成就可以开始征税，新街区必将有利于城市环境的美化。因此，目前需要下达的两个指示是：开辟新的街区，并将围、里中的居民迁到新街区内。因为城市内的大小围、里的存在是对澳门卫生、审美和公共财政的玷污。

人员的聚集与肮脏的生活环境是继缺乏空气流通和采光之后的另一大滋生霍乱、鼠疫和其他一般性传染病的温床。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取决于居民的个人卫生而不是公共卫生，因此，政府很难针对居民个人强制执行科学的卫生规定。在华人贫民窄小的茅舍或阴暗的棚屋里，往往生活着一个大家庭，家庭中不仅有因一夫多妻制而产生的多个家庭成员，还包括鸡、猫、狗和其他家畜（据观察，有时还会有老鼠）。这些家畜对于华人贫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程度等同于肝脏、脾脏和胰脏之于消化道的重要程度。为了使卫生警察局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华人在其住宅前方安设至少一个鸡舍和畜栏，并每天由负责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清扫。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些位于人口稠密街区的华人棚屋的内部是什么样的。事实是，华人的住房内是一幅人畜混居的景象：猪睡在主人的床下；鸡踩在猪背上；小猫踡缩在主人的头上；狗趴在猫的对面；老鼠在小床上旁若无人地漫步，或在未铺砌的地板上肆意繁殖；而硕大且充满恶臭的蟑螂则在房间内横冲直撞地飞行，不时还会飞到猪的背上或人的脸上。在没有蟑螂侵扰的晴朗夏夜，男人会让妻子、孩子们和动物一起躺在地上，他自己则来到路中央，光着肚子，翘着二郎腿，凝望着对面屋檐上的一小抹蓝色夜空。没有卫生警察进屋干涉华人住宅内的人畜混居现象。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发展，这个国家的未来还会跟过去几个世纪的情形一样。没有人强迫日本人注重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也没有人可以强行要求中华帝国的子孙比他们的祖辈更干净。国家和人一样，要改变必须从教育入手。

但是，澳门当局所能做的，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不断挑战这些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终止我们一贯以来对这些陋习的宽容和忍让。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现在处于葡萄牙治理的土地上，不能由我们去适应华人的习惯，我们要努力让华人适应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文明，这才是我们的使命。因此，只要当华人贫民切身体会到法律制定出来是必须遵守的，让乞讨回家的丈夫、结束工厂工作归家的妻子发现因为不遵守卫生规定，今天被罚走了一只鸡，明天被罚走了一头猪。只要这样做，他们为了不失去一切，只能选择要么带着未来可能会感染传染病的一家人离开澳门，要么服从我们的习惯，放弃蓄养家畜，停止在夜晚配种。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让排水沟布满蠕动的蛆虫，公共道路上垃圾堆积如山。只要清洁部门和卫生警察合理管理、严格执法，那么在卫生方面最令人头疼的华人，特别是贫穷的华人，将不再会破坏社区的公共卫生，因为他们要不选择自我纠正，要不就只能自行离开。

我厌倦了不停有人跟我说这个过程是多么的严酷、不人道、不仁慈，因为自私的宽容更加严酷、不人道、不仁慈。仅仅为了轻率、省事的一时慷慨，就让局部的腐烂蔓延到整个机体，让欧洲人、土生葡人和部分开化的华人承受由那些因为从小缺少教育和习惯于邋遢的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此外，尽管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地方当局维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指的是整个城市的居民，当然也包括那些破坏卫生环境的人。

居民点想要保持卫生，特别是在传染病疫情期间保持卫生，其关键点之一是快速且安全地处理居民排泄物。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目前仍在研究当中，有人选择排污系统，即通过良好的下水道网络来实现排污效果；也有人出于卫生和农业经济方面的考虑，支持选用移动粪池系统。

澳门历任工程公所局长已多次在官方报告中阐述了澳门管道系统的价值。我不认为澳门未来可适用管道排污系统。在城市周围的山丘中，只有西望洋山（主教山）人口稠密；仁伯爵山高原地带建有武营医院，西南坡有两间私人住宅和加思栏兵营；其余方向的山顶均设有一炮台或灯塔。大炮台所在的圣保禄山山坡上人口较稠密，居民主要集中在面朝城市一麓，但面向大海这边则以平地为主。岗顶是唯一一座有人居住且适宜采用排污系统的山丘，但遗憾的是，该地正是目前管道建设最薄弱的地区之一。而大部分人，即绝大部分华人则恰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平地，如望厦、沙岗、龙田村、新桥、沙栏仔、营地街市、下环街市和妈阁等地，这些街区都不太可能安装良好的管道系统用于接收各种排泄物，并以此改善卫生条件。这些地方缺乏使排污系统发挥作用的两大基本条件，即足够的倾角和大量的水源。

武营医院、加思栏兵营和圣若瑟修院均采用了排污系统。武营医院目前的下水管道就算不是绝对完美，也至少符合现代公共卫生设施的所有原则。下水道管体涂釉，呈内凹型，管壁光滑，弯道平整，全线坡度大于要求的倾斜角度；下雨时依靠雨水清洗，因此有时还需利用屋顶储水。在通常为期四个月的旱季（有时会延长至六七个月），医院会通过管道排出粪便、洗澡水或治疗和清洁过程中使用过的污水。

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是很难补救的，但事实上并不是什么突出的问题，由于新管道入海之前在与建筑物平行的高度绕开了整个建筑物，因此，旧管道产生的难闻气味在更换新管道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加思栏兵营的下水管道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有时候管道内会出现难闻的气味，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气味又会突然消失，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该处下水道设施的大致情况，截止目前还没有其他进展。

圣若瑟修院的排污管道则不存在上述问题，该地的排污系统本来就建设得比较好。我不知道修院的人有没有发现该处管道从未受到管内物质腐烂的影响。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修院的厕所采用的是虹吸式马桶。从圣若瑟修院到海边不乏自然坡度，从这一点来看，修院安设排污管道的倾角条件与仁伯爵山类似。但不知出于哪位“艺术家”的奇思妙想，修院的下水管道先以缓坡向下，到达支撑岗顶剧院前地边缘的路堤，并于该处以直角弯折，继续沿墻而下，然后再次以相同的角度弯折，平行穿过龙松正街地下，经圣奥斯定街到达南湾，并由南湾直通大海。这大概是圣若瑟修院排污管道的路线。我猜想是因为工程公所没有保存旧的城市管道规划图，且此管道唯一已知的部分就是沿墻向下穿过龙嵩正街的那一段。但最令人感到吃惊是，不管是管道的已知部分、外露部分还是推测可能平行下降至圣奥斯定街的那一段，其地面都被房屋占领了。支撑墻体的路堤背后紧靠着一排房屋，其中两间房屋竟然以管道的前墻作为自家的后墻，接着该管道在穿越龙嵩正街之后便消失在圣奥斯定街西侧住宅的地基之下。

在上次瘟疫期间，我曾与工程公所局长以及华政务官一起考察了该管道的外露部分。龙嵩正街背靠管道的两间住宅均由嚤啰人居住。管道外壁多有破损，从中流出可疑液体并散发着该类房屋的典型气味。值得一提的是，该两处住宅对面和隔壁商铺中的华人已经因为染疫或因为恐惧而弃家跑回中国内地去了，但这些嚤啰人却待在自己的家中，门窗大开。唯一用来抵御传染病的武器只有漂白粉，他们每天都抓一把漂白粉撒在管道外的墻壁上。疫情期间，龙嵩正街有十名华人染疫身亡，且少有华人住宅未被传染病入侵，反观嚤啰人，他们总是待在自己通风的家中，整个半年仅有一人死亡，且死因还是自然衰老。是因为漂白粉吗？是因为充足的空气和光照吗？是嚤啰人更注重个人卫生吗？还是因为本身的体质差异？针对这一案例的观察，可能会得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如前文所述，根据澳门目前的管道铺设情况以及城市的地势形态，我认为不宜采用管道排污系统。尽管我们还是应该妥善利用目前已有的管道，但目前改善老街区管道和建设新街区管道主要还是为了排放雨水和家庭生活污水。而至于居民的排泄物，我们目前采用的方式还是只有将其运送出城，甚至运送出本殖民地。

既然这座城市唯一可采用的清除粪便的方式是粪池系统，那么我也无需再赘述其优点，因为这些优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对于目前无法安全适用管道排污系统的地方，当前卫生条件下可采用的方式只有移动粪池。由于使用粪池清除排泄物完全符合本殖民地人口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故在这一问题上，除了以下几点，我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建议：

（1）减少公共厕所的数量。

（2）要求业主给所有住宅修建移动粪池。

（3）要求粪料承充人在冬季（11月至2月）每两天、其余时期每一天对公私粪池中的粪便进行清理。

在我看来，想要证明这些措施的必要性非常容易。在整个文明世界，公共厕所都是非常重要的设施，但此设施对于华人而言尤为重要，可以说既代表着需求，又代表着风险。所谓需求，是因为人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习惯，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住宅之外，自然有需求；所谓风险，是因为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没有受到严格监管。在平日，每一个公厕都存在公共卫生的潜在风险，而在疫情期间，这些公厕就成了传播中心。对公共厕所的需求及其带来的危险，随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增高，就会显得尤其突出。事实上，除中国以外，在整个文明世界，公共厕所都是为那些因工作需要或后天习惯而不得不每天或偶尔远距离通勤的人而设立的。在欧洲、美洲、澳洲甚至非洲，我从未听闻过会有人到离家不远的公共厕所去如厕。然而，澳门并不存在所谓远距离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为除华人之外的其他居民点设立公共厕所，而且这些非华人居民也从未因此提出抗议。

如果说欧洲人和土生葡人都没有要求议事公局为他们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较偏远的地方分别设立公共厕所，以省去必须在家里方便然后再出门的麻烦，那么，为什么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之下，这座城市的华人居民可以享有我们所没有的权利？就公共厕所而言，白人居民连小便池都没有，而华人却在街市之内就有好几个公厕，同时还有大大小小的公厕广泛分布在阴暗的小巷、街区，乃至龙嵩正街。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如果公厕是为临时使用者而设立的，那么就应该也有针对非华人居民的公厕。如果是为特定人群，如街坊、堂区居民等人而设立，则违背了卫生和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家里如厕，从道德上讲，任何人都不应该手提着裤子出门。

除了适用于澳门的中国法律带来的诸多不便之外，由于公厕散布在城市各处，且数量众多，很难对每一处进行妥善的检查，从而增加了潜在的风险。因此，对公共厕所进行限制，一方面是出于卫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道德义务方面的考量。

有人可能会对我主张减少公共厕所数量并强制要求只可在临时突发情况下使用公共厕所表示反对。因为，如果华人也像土生葡人和欧洲人一样被要求在家中放一个涂釉的器皿用于储存排泄物，并等待粪料承充人于当日或次日上门清理，那么新的规定将会导致从事该清洁工作（同时也是一门生意）的人员数量大幅增加，粪料承充人的利益可能会受损；同时，第二年市政预算资金中的2,301澳门元也可能面临金额减少或彻底归零的风险。这是唯一一个让我认真思考的反对意见。我不愿意损害任何市民的合法利益，即使是间接影响也不行，当然我更不愿意损害市政当局的利益。我提出上述主张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其次，我认为，节俭并不总是最经济的办法，不去挣这份钱反而是更好的节约。

我认为，采用移动粪池系统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所有非华人居民的家中都能有一个角落用于贮存排泄物，为什么华人的住宅不能也安装一个类似的设施？另外，我多处走访发现，澳门没有专门为女性设立的公共厕所，连为华人女性设立的也没有。这说明什么？会不会是华人女性跟白人一样使用器皿贮存排泄物？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华人男性不能也采用这种方式呢？

有人问，华人的房子会不会过于小以至于无法设置用于贮存排泄物的器皿？可实际情况是，就算家再小，也总有空间用于养一头猪或一窝小鸭子，怎么会没有空间安放一个密封的小器皿？还有人问，这种器皿放在家中是不是会散发臭味？难道男性排泄物的气味比女性的更恶心？还有人担心，如果家里房间较少，坐在便盆上如厕会不会被家人看到？难道这会比澳门公厕里两排人蹲着闲聊、甚至谈生意的场面更不道德吗？至少在自己家的室内方便，外人是看不到的，而在公共厕所，几乎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路人经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葡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被迫“欣赏”这一奇观。在众多公共厕所中，我就以罗宪坊的公厕为例，好奇的人可以自己去看看我说的到底是否准确。

目前看来，使用形状、大小均适合的带釉陶器贮存每日的排泄物，可以暂时满足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即实施一种比现行措施更卫生、更道德的粪便清理方式。然而，这个方法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因为华人贫民不讲卫生和疏忽大意的本性足以在短时间内将一项卫生措施转化为流行病病因。所以我们要求便器必须放置在卫生警察可以接触的地方，以便他们核实该住宅是否已经设立了移动粪池以及检查清洁和消毒情况。粪池或便器的容量须足够大，以便在不能每日清理的异常情况下贮存家中所有人的排泄物。每间住宅必须设置至少两个粪池或便器，以作备用和补充。最后，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移动粪池系统都必须实现，我的设想就是，在粪便发酵前务必予以清除。

为此，为了使行政局和华政衙门更有效地采取此项措施，必须规定，从现在开始，如住宅不修建附带移动粪池的厕所，则不允许该住宅的建设；在已经修好的住宅内，业主必须尽可能安排一处小空间用于安放移动粪池。只有让房主担起责任，才能使租户遵守相应的规定。

但是，要想让房东和租户承担责任、遵守规则，更重要的是让粪料承充人和负责在适当时间清理排泄物的人员肩负起同样的、乃至更大的责任。如果粪料承充人继续像往常一样消极怠工还不受处罚，如果家住在专营商收集路线之外的居民继续聘用无资质的掏粪工，如果圣若瑟修院继续在使用下水道排污（市政法律已明令禁止）和自费清理粪池之间犹豫不决（这也是为什么修院院长声称专营商从未派遣过任何一名员工前往清理的原因），如果一切照旧，那么，我们根本没必要继续讨论这件事，各自顾好自己就行了，其他人就交给上帝吧！澳门气候宜人，少有流行病入侵，而当传染病来临的时候，如果上帝保佑，疾病只会杀死华人，这对整座城市的少数居民而言已是莫大的安慰。

关于城市中的脏乱现象，我还要谈一谈澳门的街市。澳门街市的问题无需由我来讨论，我将引用比我更可靠的专业人士的文字来说明这一问题。

城市各处均有卫生条件极差的各类街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板樟堂前地和议事公局附近的营地街市。其卫生条件曾一度有所改善，但最近一段时间又进一步恶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该街市周围是低矮、潮湿且阴暗的房子，街市内的地板总是湿漉漉的，其间充斥着难闻的气味，地上流淌着血水，摆放着鱼、家禽、猪肠和其他禽畜部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还设有这座城市最糟糕的厕所。我不止一次表示，必须将街市从现在这个位置迁走。〔席尔瓦（Lucio A. da Silva）医生《1874年澳门医局报告》，澳门1880年，第13页〕

引起本委员会注意的另一大问题是澳门各街市的状况。这些狭窄、脏乱的街市看起来更象是猪只争抢饲料的猪圈，完全不像为居民供应食品的地方。我们去这些极其脏乱的街市视察之后，几乎都表示再也不想吃来自这里的食物。

营地街市是澳门最主要的市场，此街市位于一个狭窄而阴暗的地方。街市里杂乱地堆放着肉、鱼和菜蔬，毫无秩序可言，完全没有任何基本的卫生概念。其中一个入口的旁边设有一间厕所，该厕所扑鼻的恶臭进一步凸显了整个环境的脏乱。

澳门其他街市恶劣的卫生情况比起营地街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王新街街市和沙栏仔街市白天采光之差，令人咋舌。其他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小型街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令人作呕的程度不同。

本委员会认为，只需三个街市就足以供给整座城市的需要。首先需要在目前营地街市所处位置附近修建一个大型中央街市，然后在万里围和沙梨头建设小型街市。当然还须包括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位于美基街和燕主教街之间新填地的新街市。

如要建成上述第一个街市，不仅需要首先征用相应的土地用于街市的建设，还需征用周围一带的土地用于通风和人员通行。街市需设置至少两个入口，一个通往板樟堂前地，另一个通往华人街市……至于其他街市，则并无太大阻碍，因为无论是在沙梨头还是在万里围，都不需要征用土地。〔《澳门城市设施改善委员会研究报告》，见上引，第5页。工程公所局长布里托（C. J. Brito）以及医局局长席尔瓦（Lucio A. da Silva）医生均为该委员会委员〕

事实上，我可以在这里引用澳门医局于不同时期就此事宜发出的公文。现在，我再引用一份澳门医局公会会长、医局代理局长阿尔梅达（E. E. P.d’Almeida）于今年5月12日发往澳门辅政司署的公函：“……医局公会已前往澳门大部分街市视察，发现街市的卫生条件相当恶劣，大量待售食品混杂放置于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因此，本委员会认为：（1）营地街市、桔仔街街市、美基街市、玛利亚·费理巴街街市应禁止售卖鱼、肉，只可售卖蔬果；（2）于康公庙前地新设一街市用于售卖鱼、肉，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地方分开售卖鱼、肉。”

我认为，这一请求将节制和谦恭发挥到了极致。医局代理局长清楚地知道，目前将营地街市完全迁走以及进行相应的土地征收工作是绝对无法实现的，所以才会要求保留这个脏乱的街市，允许其继续贩售蔬果。不仅如此，既然约两年前突发的大火都不能将这个向澳门市民供给食品的脏乱差聚集地摧毁，那么，澳门医局局长的抗议又怎么能将其夷为平地并改造为符合卫生条件的场所呢？

至少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此外，这并不妨碍我继续指出导致本地恶劣卫生状况的原因以及在我看来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但是，如何让每个人都做他们认为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政公共利益的事情，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现在，我将开始讨论澳门公共卫生的另一大缺陷，且是在实际操作上最难补救的缺陷（如果能找到任何补救措施的话），即饮用水源的缺乏。这个问题在前文引用的工程公所局长撰写的报告中已经被详细地论述过，但却没有太引起我的关注。不是因为它不值得关注，而是因为，如果湾仔一直是外国领土，那么我们就完全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重建亚婆井，此前该处水源出现变质，但无人前去探求原因，也无人对其进行管理；探索可能存在于西湾炮台和妈阁村所在山丘西麓的溪流；将大龙喉泉和二龙喉泉的水运至望德堂区的新街区；架设管道，将龙泉的泉水引至武营医院所在的高地或至少引至仁伯爵山东麓；在大炮台、东望洋山和仁伯爵山高地安装人工泉。总而言之，在澳门这样一个地少人多、夏季多雨的地方，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帮助政府将澳门建设为远东的休闲胜地。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关闭和填堵城内大部分公共、私人水井。对于这些水井，医局公会之所以容忍至今，是因为委员会知道供水是不可或缺的，水资源不仅用于饮食，还用于地方和个人的卫生用途。但是，我们即将下达明确的指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关闭所有靠近厕所或其他任何污染源的水井，无一例外。只允许继续使用水源来自雨水或海水的水井，且要求这些水井中的水须经不含腐烂分解物的土壤过滤，确保不会危害饮用者的健康。

至此，针对当前澳门公共卫生调整方案的讨论还有几个点没有涉及。比如，介绍各种公共道路系统的优缺点；讨论排水沟和市政道路、空地排污渠的最优方案；从卫生角度针对建材的选用提出建议；介绍街道、马路、广场等地绿化措施的优缺点。总之，只要是有利于改善环境卫生、消灭造成人员周期性大规模死亡的传染病的因素都值得研究。由于上述事项大多属工程公所负责，故在此不进一步展开。此外，本报告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介绍避免此传染病再度暴发的方法。

根据本章节内容以及我们从此次腺鼠疫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出以下几条必须采取的措施。

由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所有公共卫生措施的调整，我将这些必须采取的措施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包含了亟需尽快实行的措施：

（1）封堵澳门城内所有围、里，首先清理西人社区，其次是华人社区。

（2）减少城内公共厕所的数量。如公厕建设用地缺乏采光、通风和卫生、消毒条件，则不允在该处设立公厕。

（3）统筹安排对公共、私人厕所内的粪便进行清理，须做到每日一清或至少每两日一清。

（4）强制每家每户采用移动粪池系统或临时使用釉质陶瓷便器，有条件使用虹吸式马桶和下水道排污系统的住宅除外。

（5）禁止超过住宅额定人口的人员聚集。

（6）关闭并废弃所有位于厕所附近的水井或水源不干净的水井。

（7）高度关注澳门城市人口饮用水供应问题。

（8）关停并替换目前的营地街市和万里围街市，或将其拆除并改建为卫生且美观的新街市。

（9）将三巴园填平并改建为供贫困人口居住的卫生街区。

（10）完成新桥至内港段运河建设。

（11）所有住宅必须首先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充足的采光。为此，住宅建设高度不得超过路宽的两倍；门窗开口面积须符合标准；建筑物须至少两面无遮挡。

（12）街道应尽量呈直线，南北向的街道尤其须达到此要求，街宽不得小于5米。小巷之所以被称为小巷，不取决于它的长度，而是宽度；所以，小巷可以短，但不能过于狭窄和弯曲。

（13）广场和宽敞的街道都应种植树木，以避免行人被烈日灼伤，但须保证住宅不被树荫过分遮挡。街道两侧应种植直根系落叶树，比如澳门常见的榕树，避免对下水管道、住宅地基和路面造成损害。

（14）每条大马路和每个前地必须开设一条向阳道路通往最欠缺通风和采光等两大卫生条件的华人街区。

（15）马路、广场、山丘和荒地都需种植树木。

（16）应当立即严格执行所有公共卫生方面的市政条例，特别是与道路清洁、垃圾清理和猪、鸡放养相关的规定。

（17）下水管道系统在样式和功能上应与城市和居民的具体情况相符。

（18）在专门用于埋葬传染病死者的坟场或类似临时性墓地，所有下葬尸体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且必须等待一段特定时间之后才可以将尸体从墓中挖出，此时间之长短由当地土质情况和传染病性质决定。

（19）禁止在普通坟场和特殊坟场附近新建楼宇，尤其应禁止在同时位于坟场和夏季盛行季风下风向的地方新建楼宇（即于澳门东北方由北往西建设）。

我以后可能还会针对澳门公共卫生领域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作出规定，比如罗宪坊与和隆园、沙岗旧址所建新区的完善、城市公共小便池的设立、龙田村和望厦村等地菜园的撤销等。但这些问题的紧急程度不及我在上面列出的那些措施。

根据本报告讨论的全部内容以及现行医疗政策给予我们的信心，我的最终结论是：只要澳门政府、议事公局和澳门的资本家们不愿看到腺鼠疫再度入侵澳门，那么，此传染病就绝不会再回到澳门。

*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

“澳门学”是以文献档案、文化遗产为基础，以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为对象，探寻和建构澳门文化价值和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国际性学科，致力阐释澳门历史文化、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发展模式及其对人类文明互鉴的意义和价值。

《澳门学》（国际刊号：ISSN 2788-9165，澳门出版，半年刊）由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学研究中心主办，林广志主编，是以研究澳门历史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学术杂志。该杂志既是澳门学研究成果发表的国际平台，也是培养澳门学青年学者的青葱园地，更是澳门学学术共同体的心灵家园。其栏目“文明大视野”开展以澳门为样态的关于中外文化互动相生乃至人类文明互动发展的讨论；“澳门史新论”鼓励基于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创研究成果；“专题研究”秉承回归以来学界注重专题史拓展的传统，定期对某一专题进行纵深研究和集中呈现；“澳门学学人”则是学术史研究，评述和致敬长期以来从事澳门学研究的知名学者。

创刊词

加强澳门历史研究服务澳门发展繁荣（高翔）

研究澳门历史与编撰《澳门通史》（吴志良）

文明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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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史新论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门历史的资料宝库——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清代粤澳汉文档案述评（汤开建）（上）（中）（下）

澳门议事会的成立及其早期运作（〔英〕博克塞撰赵殿红译）（上）（中）（下）

亚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门——东南亚反殖民民族主义者的避难地（〔澳〕杰弗里·C. 冈恩撰项方译）（上）（中）（下）

小横琴：中外文地名考释及其历史地位（金国平）（上）（下）

澳门路环岛村落建置与客家民系迁入考析（黄文辉）（上）（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