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1]徐舒,魏文博,王茹.企业社保减负的就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提振效应[J].管理世界,2024,40(07):121-144.
01引言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同时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影响家庭消费的诸多因素中，社会保障水平无疑居于关键地位。在我国，居民社会保障的参与和缴费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决定的。由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直接关系到其劳动成本的高低，因此普遍存在社保规避和缴费不足的情况。这对应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不缴纳社保的非正规就业，也意味着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社保获得。
02事实特征与生命周期模型
1.事实特征
（1）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累退性
我国企业与个人的社保缴费金额由法定缴费率与缴费基数及上下限共同决定。
按照社保缴费基数的计算公式，我们基于CFPS数据将样本按照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10组，分组计算了参保样本的实际缴费率，绘制在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呈现出逐步降低的趋势。
（2）社保缴费基数负担与社保参与
图2展示了社保缴费基数负担与企业社保遵从度。如图所示，当企业面临更高的社保缴费基数负担，企业按照政策规定为劳动者足额缴纳社保的概率越低。
社保负担降低企业对正规部门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导致均衡状态下的正规部门就业比例降低，本文接下来通过回归分析验证这一特征。
借助工具变量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采用如下回归模型分析社保基数负担对劳动者就业部门选择的影响：
表1汇报了公式（1）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出台后，企业面临的社保缴费负担降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相对劳动需求发生改变。通过劳动者就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会通过工资差异影响劳动者的消费。
2.生命周期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数据中展现的典型事实特征，将劳动者的动态就业部门选择纳入生命周期模型中，在传统家庭跨期消费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刻画社保缴费负担带来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企业劳动需求调整。
（1）劳动者效用
劳动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效用函数设定为如下：
家庭的动态财富约束方程为：
（2）就业部门转换和社保缴纳
在公式（4）中，我们将Пt定义为劳动者从非正规部门转移到正规部门的转移成本。由于转移成本是一个正数，Пt的具体函数形式设定如下：
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依据我国当前社保缴费规则缴纳养老保险，个人社保缴费额度T由如下公式决定：
累积缴费期数S的动态转移方程为：
劳动者在不同部门的收入由如下公式决定：
将劳动者T+1期的消费函数设定为如下公式：
劳动者在T+1的值函数为：
3.模型求解
文采用伊斯哈科夫等（2017）的方法，通过引入随机偏好冲击对消费函数进行平滑。
假定劳动者的就业部门选择除了受到确定性效用的影响，还受到不可观测的偏好冲击（TasteShock）影响。带有偏好冲击的贝尔曼方程可以表示为：
根据麦克法登（1973），在误差项为一类极值分布的情况下，t时期的期望效用有如下公式：
由此可以得到劳动者选择部门Dt的条件概率为：
容易求得上述动态规划问题的一阶条件（欧拉方程）为：
03参数校准和估计
1.外生参数校准
本文将无风险利率R设为1.04。
2.内生参数估计
（1）初始状态设定
劳动者的初始部门选择概率设定为如下Logit形式：
（2）内生参数的MSM估计
给定初始参数θ0，通过DCEGM计算得到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Ct（Wt，St）}Tt=1以及概率选择路径{Pt（Wt，St）}Tt=1。在此基础上，结合初始财富分布和初始选择分布，以及不同时期的收入冲击{ηit1，ηit2}i∊I，t∊T，模拟生成Nsim个劳动者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消费和选择的路径。基于上述模拟数据，计算与真实数据对应的矩条件，通过数值方法寻找内生参数向量，使模拟数据与真实数据计算的矩条件差异最小。
令。参数θ可以通过MSM估计，最小化如下目标函数得到：
在标准正则条件下，MSM估计量是真实参数的一致估计且具有渐进正态性，并有如下方差—协方差矩阵：
V是矩条件m（θ）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由对真实数据自举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利用矩阵V，还可以构造如下χ2统计量以评价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
04数据处理与估计结果
1.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包括：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手工收集的各省、地级市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数据，以及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涵盖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4个年度。
2.参数估计结果
（1）收入相关参数估计
表2列出了年龄、年龄的平方及收入冲击的参数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平均数，各参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两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风险的估计结果表明，正规部门的确定性收入高于非正规部门，同时正规部门的收入风险小于非正规部门。此外，正规部门收入的峰值相较非正规部门出现得更晚，正规部门收入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比非正规部门更大。
在给定无风险利率R和收入过程等外生参数的基础上，我们采用MSM方法估计出模型的剩余内生参数。
（2）效用函数参数估计
表3列出了效用函数中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关于效用函数的4个参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关于效用参数的估计十分准确。
（3）初始就业选择和部门转移成本的参数估计
从表4中可以看出公式（5）中转移成本的3个参数和公式（15）中初始选择概率的3个参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4）退休消费函数的参数估计
表5列出了退休时期消费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式（9）退休消费函数的6个参数中，除与缴费期数s直接相关的参数γ2和参数γ5外，其他4个退休消费函数的参数均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05数据拟合和反事实模拟
1.数据拟合
我们从参数估计的矩条件出发，从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生命周期消费、非正规部门生命周期就业选择概率和平均社保缴费负担等维度，展示模型对现实数据的高度拟合。图3~图6列出了上述4个维度的劳动者生命周期最优选择路径和对现实数据的拟合。图中散点表示现实数据，实线则是模型的拟合值。由图3~图6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中关键变化趋势，抓住了现实数据的主要特征，重现了现实数据中劳动者的生命周期动态的连续性消费选择和离散部门选择。
2.反事实模拟
本部分通过反事实模拟考察社保缴费基数下调带来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降，对劳动者生命周期消费的影响及其经济作用机制。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保缴费基数下降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生命周期消费的差异化影响。
我们通过反事实模拟评估以下两种政策方案的效果。
方案一（降低基数）：按照《方案》规定，重新计算样本中各地区社保缴费负担和缴费上下限；
方案二（取消下限）：在《方案》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取消社保缴费下限的限制，使下限以下群体以其收入为缴费基数。
通过比照现实数据与反事实模拟结果的差异，可以量化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对劳动者就业决策和消费决策的影响。
（1）经济作用机制分析
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下，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可以通过如下两方面的机制作用于家庭消费。
第一，预算约束与跨期替代的权衡。
第二，就业部门动态转换的收入效应和缴费积累。
（2）基准结果
从图7画出了劳动者生命周期消费的反事实模拟，可以看出，两种政策方案均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生命周期消费。取消社保缴费下限的政策效果显著高于降低社保缴费基数。
为了更具体展示政策效果，我们将反事实模拟的关键结果进一步展示在表6中。从表6可以看出：劳动者的生命周期消费，在降低社保缴费基数的情况下提高了4.429%，取消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比降低社保缴费基数高出3个百分点，达到了7.520%。
（3）作用机制分解
①预算约束与就业部门选择机制的分解。
图8画出了在控制劳动者就业部门选择不变的情况下，正规部门中收入在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取消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反事实模拟结果。该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预算约束的缓解，并不是社保缴费负担下降促进家庭消费的主要作用渠道。
图9进一步展示了非正规部门就业概率的反事实模拟情况。可以看出，两种反事实方案均能够明显降低非正规部门就业概率，提高社保覆盖率。
综合图7~图9的结果可以看出，劳动者就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效应和累积缴费期数的提升是社保缴费基数下降促进消费的主要渠道。
②工资收入与养老金财富的机制分解。
我们通过反事实模拟，将上述作用机制（2）中的正规部门工资收入增加和未来养老金财富收益增长这两个渠道的作用进行分解。
图10和图11分别画出了在控制未来养老金财富收益不变、但允许部门转换引发工资收入变动的情况下，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和取消社保缴费下限两种政策的反事实结果。在图10和图1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降低社保缴费下限还是取消社保缴费下限，由部门转换引发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均发挥着主要作用，未来社保收益的增长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
（4）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从图12和图13中可以看到，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差异化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受降低社保缴费基数的影响更大。但是，取消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对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则有更加明显的效果。综合图12和图13，可以看到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对高收入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的提高更加明显，并且不能缩小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差距，甚至有微弱的扩大。
06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首先，基于我国2019年实施的社保缴费基数下调政策的模拟表明，该政策带来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降使得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平均提升了4.43%，产生了积极的提振消费的作用，但在改善不同收入群体间消费不平等方面未能取得显著效果。
其次，社保缴费基数下调提振消费的主要机制确实是上述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机制。正规部门企业劳动需求的扩大意味着社会平均意义上家庭养老金财富增加和收入风险下降，进而提升了生命周期消费水平。
最后，相较于2019年的缴费基数下调，取消缴费基数下限对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大，达到约7.52%，并且使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更多，有利于改善消费不平等。
2.政策建议
本文深入研究了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更全面考虑社保缴费制度的优化设计。
其一，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着眼于为企业“输血减负”的减税降费政策，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降低劳动者收入风险，从而起到提振消费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视角上的延伸，有利于系统认识着眼于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如何作用于整体经济复苏，说明了相关政策可以实现对企业纾困解难与促进家庭消费的双重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其二，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养老金收支平衡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通过低费率、严征管的方法，可以达到降低企业缴费负担与养老财政可持续的双重目标。
其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和数字化发展，灵活就业（如自由职业者、兼职工作、远程工作等）成为劳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类就业形态通常涉及频繁的行业和部门转换，为适应这种就业形态的变化，简化跨部门转换的社保手续并制定统一的社保转移和接续政策显得尤为关键，具体举措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信息管理平台，使得社保账户能够实现数据的即时更新和对接；制定统一的社保转移和接续流程，以简化办理程序，减少劳动者的等待时间和经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