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税调大数据结合新颖DID角度

文摘   2024-12-30 12:05   四川  
原文链接:田彬彬,林超,冯晨,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税收优惠落地吗?——基于税收遵从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4,40(08):81-101.

01引言

利用财税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抵御风险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普遍采取的做法。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大量针对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涉及到税款的直接抵免,以及各类的加计扣除政策等等。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各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也被广泛应用在应对各种经济危机问题,是进行宏观刺激的主要政策手段。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税收优惠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运行成本,尤其是增加企业内部的现金流,放松其可能的融资约束,因而会形成对于投资和产出的扩张效应。但是,上述逻辑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优惠政策能够有效落地。换言之,能够真正被市场主体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才具备理论上的产出扩张效应。

02制度背景:税收优惠备案制改革

2008年,以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为契机,为进一步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管理、激发市场活力,国家税务总局在审批制和事前备案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事后备案的方式来管理备案类减免税项目,以此推动优惠政策更好的落地。如图1所示,在实践层面,事后备案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精简流程与减少资料证明。
企业层面成本数据的变化也对事后备案制的改革进行了有效反馈。在表1中,我们以税收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在事后备案制改革前后相关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表1所展示的回归结果来看与预期一致,在改革之后,无论是总样本中的企业,还是申请税收优惠的企业,交易费用均出现显著的下降。

03研究设计

1.数据描述
(1)微观与宏观层面数据
微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2008~2015年)。宏观经济变量分别来自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2)小微企业事后备案制实施状况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来确定政策实施情况并获取数据资源。第一,我们在“北大法宝”、“威科先行”、“税屋”等各大财税政策汇编类数据库中搜索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信息。第二,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总局网站中有专门的纳税服务专项平台,其中会记录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的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信息。第三,我们使用搜索引擎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进行分省、分时间搜索,并整理汇总网络上有关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式变化、落实等相关新闻,对研究所需的数据进行再补充和完善。
2.模型与变量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的思路来评估政策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iftdeductipt是核心的被解释变量,反映小微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落地程度,若位于p省的企业i在t年汇报了正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额,则取值为1,否则取0。在图3中,我们根据计算的结果对各年份的落地程度进行了展示,可以看到,在不同年份中,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落地程度总体并不高,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2014年,可以看到,全面推广事后备案制之后,落地程度出现了显著的提升。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反映企业所在省份的税务部门(LTB表示地税系统,STB表示国税系统)是否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实行事后备案制度的虚拟变量,实行则取值为1,否则为0。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04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1.实证分析
基本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如果以第(3)列的回归系数为基准来测算政策效应,事后备案制使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落地程度提升约5%。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来看,上述政策的效应事实上并不高,特别是考虑到对中国的小微企业来说,从审批制到事后备案制是一个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下降的过程。
进一步地,我们尝试从征管环境,尤其是企业税收遵从程度的差异来探究政策效应的差异。从逻辑上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化改变的是企业在优惠获取过程中收益—成本框架,在给定优惠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优惠获取过程中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能够提升总体的收益,进而提高纳税主体申请优惠的激励。不过,较低的税收遵从度则可能改变上述激励路径,如我们在引言部分中所提到的,在比例税制下,较低的税收遵从度一方面缩小了税基,另一方面也缩小了企业得自税收优惠的收益,这意味着交易成本需要降低到一个足够小的状态才能改变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激励。不仅如此,较低的税收遵从还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获取优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会使得企业面临税务部门更大的关注度,进而增加企业被稽查的风险。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化来说,稽查风险的存在无疑会进一步弱化其提升企业响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表4中,我们对上述逻辑进行了检验。在税收遵从程度的度量上,我们使用蔡和刘(2009)所开发的国民收入核算法来衡量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其具体思路是通过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推算出企业的实际利润,然后通过与企业自身的报告利润进行比较,其差额定义为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其中,推算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在表4的回归中,我们根据企业在政策前基期的税收遵从程度对企业样本分别进行了二等分和进一步三等分,从第(1)、(2)列和第(4)、(5)、(6)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事后备案制改革之后,面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高遵从程度的企业对政策改革作出了明显反应,其对于税收优惠的响应程度上升了11%~18%的幅度,而对应地,低遵从程度的企业则没有明显变化,无论是系数绝对值和统计显著性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结果如表4第(3)列和第(7)列所示,相对于低遵从组企业,显然高遵从组企业对政策更加敏感。
理论上,税收遵从通过税收优惠的收益和未来稽查风险两个渠道影响了税收优惠落地,利用中国在2009~2015年间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的变化,我们尝试对潜在的两种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剥离。如表5所示,在2010年以前,小微企业仅能享受20%的税率优惠,而没有额外的应纳税所得减半征收优惠。
在表6的回归结果中,以企业在基期时低遵从程度的样本作为实证分析基础,依据减半征收政策的标准和推行时间,通过交互项的方式来观察前后政策效应的差异。从两次回归的结果来看,其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一致,由于是低税收遵从组的企业,反映事后备案制改革的水平项系数均不显著,且系数绝对值较小。同时,可以看到两列中交互项的系数也均不显著,这说明在优惠收益明显增加之后,遵从程度较低的企业仍然没有增加对于税收优惠的响应程度。对未来税收稽查风险的担忧可能是导致低遵从企业税收优惠响应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2.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重新构造了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层面数据并将其由非平衡面板更改为平衡面板、按照报告利润与推算利润的比值来作为划分企业遵从程度的标准的稳健性检验。
3.拓展性分析
在表8前3列中,我们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额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如表中回归结果所示,可以发现集约边际上,事后备案制改革同样推动了税收优惠的落地,企业享受的优惠额度显著增加。并且,与前文的异质性结论一致,上述集约边际的效应也主要体现在低逃税程度的企业中,高逃税的企业的回归系数为负,且统计上并不显著。在表8的第(4)列中,回归的样本为不符合小微企业标准,却享受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改革之后这类企业享受优惠的比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契合了已有文献研究中的结论。

05一个理论框架

1.模型
纳税人选择收入申报比例α和是否领取税收优惠P来最大化其税后期望收益:
我们将纳税人选择领取税收优惠引致的变化归纳如下:(1)支付δ>0的领取成本;(2)法定税率从t降低到t';(3)监管力度从A提高到A';(4)受稽查的概率从β提高到β'。
我们假定罚金的计算以纳税人不遵从程度为计算依据。这样,期望税率T(α,P)等于:
2.模型分析
在本文考虑的征管技术下,纳税人的问题存在唯一的内点解。其一阶条件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求解企业问题可得最优申报比例α和申报行为P作为交易费用δ,征管强度(A,A'),和实际边际税率(τ,τ')的函数:
上述结论直观的说明了企业的逃税行为和申报税收优惠的行为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申请税收优惠的行为需要考虑其给逃税带来的难度和风险。另一方面,税收不遵从行为将影响申请税收优惠带来的减税效应,从而反过来影响纳税人的税收优惠申请行为。后者可从下列式子中直观的看出:
正式的,我们有下列结论:
引理1:设为企业申报率为α时的单位收入获得的税收优惠。单位收入的税收优惠随着纳税人申报收入比重的提高而提高,即
在进一步分析前,我们需要对模型设定做出进一步假设。为避免企业总是选择不申请优惠的情况,我们给出假设1:
假设1:
假设1意味着当纳税人选择完全遵从时,申请税收优惠的净收益大于零。t'<t是这一点满足的必要条件。当δ=0时t'<t也是充分条件。在引理1下,若完全遵从的纳税人无法从申请税收优惠中获取额外的收益,则其他纳税人更难以从中获取收益。因此,不满足假设1的税收优惠是无意义的。
3.异质性分析
现在,假设经济中有一系列异质性企业,这些企业仅在申请税收优惠前面临的征管力度Abefore上有差异􀃊。设企业不申请税收优惠和申请税收优惠下的利润为:
求解企业问题我们发现:
命题1:考虑一系列企业,它们申请税收优惠前面临的征管强度Abefore有所不同。则有下列结论:(1)给定任意δ>0,若Abefore=a时企业选择申请优惠,则Abefore>a的企业必然也选择申请优惠。(2)当经济中并非所有企业都申请税收优惠时,随着δ的下降,申请税收优惠的企业会增加。
命题2:若α∈(0,1),我们有下列结论。(1)P=0时纳税人的最优申报比例α随着征管强度Abefore的提高而提高,实际边际税率τ的提高而下降;(2)P=1时纳税人的最优申报比例α随着征管强度Aafter的提高而提高,实际边际税率τ'的提高而下降;(3)P=1时纳税人的最优申报比例高于P=0时纳税人的最优申报比例。
推论1:(1)在不申报税收优惠的企业中,纳税申报比例越高的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越强。(2)在申报税收优惠的企业中,纳税申报比例越高的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越强。(3)企业在申报税收优惠后的纳税申报率提高。
推论2:考虑一系列企业,这些企业仅在征管强度Abefore上具有差异。给定任意δ>0,若申请税收优惠前逃税比例为1-α(0)的企业选择申请优惠,则逃税比例小于1-α(0)的企业必然也选择申请优惠,其中α(0)∈(0,1)。

06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实证研究发现,备案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落地程度。但政策效应主要来自于税收遵从度较高的企业,遵从度较低的企业对交易成本的下降反应相对较弱。
机制分析显示,对于稽查风险的担忧是税收遵从影响税收优惠落地的主要渠道。
论文创新性地结合了经典的税收遵从模型和不完全税收优惠申领模型,在异质性税收遵从成本框架下分析了税收遵从与税收优惠领取间的交互作用,并讨论了税收征管对于税收优惠申领行为的影响。
2.政策建议
首先,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优惠政策落地的障碍。
其次,切实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夯实优惠政策落地的基础。
最后,加大征管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协同力度,捋顺政策间的逻辑关系。

PPdata Academy
聚海内外社科学术英才,传播统计、计量经济学知识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