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非学院青椒一作发顶刊！影响及机理层层推进，快来学习学习
文摘
2024-12-23 11:59
四川
原文链接：李剑培,韦东明,顾乃华.政府引导、政策赋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OL].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22[2024-09-13].
01引言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事关数字经济行业本身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然而，当前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还处于初期阶段，许多企业面临着转型人才短缺、资源投入有限、数字技术基础薄弱、转型成本过高等问题，面临“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数字化困境。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企业个体努力，也需要发挥政府作用，帮助企业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数字经济政策引导企业科学高效开展数字化转型，对于有效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由此也带来如下关键的问题，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判断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助于厘清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路径。02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从营造数字化扶植生态、释放政策性资源红利、发挥信号传递效应三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政策如何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一，财政激励效应。以政府财政资源为代表的政策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成本，促使企业配置更多的资源到数字化转型发展中。第二，人才支撑效应。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优化地区数字人才结构，提高数字行业就业人员和相关技术人员占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数字人才支撑。数字经济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的加入，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数字化机遇，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H2：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数字化扶植生态、政策性资源红利、信号传递效应等作用渠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03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证模型：其中，𝐷𝑖𝑔𝑇𝑟𝑎𝑛𝑖𝑡表示i企业在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𝐺𝑜𝑣𝑃𝑜𝑙𝑖𝑐𝑦𝑐𝑡−1表示c城市在t-1年的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本文通过数字化关键词核算企业数字化资产占比情况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来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标。本文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整理地方政府出台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各类政策文本数据来构造数字经济政策的代理指标。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政策的匹配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和万得（Wind）数据库，数字经济政策数据收集自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04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1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了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因此，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得到了验证，本文的假说H1成立。首先，本文将数字经济政策分为产业数字化政策、数字产业化政策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三大方面。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三大类细分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列（1）~（4）所示。可以看到单独考察这三类政策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同时考察三类细分政策，发现只有数字产业化政策的效果依然显著成立。上述结果表明，当前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经济政策在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主要立足于数字产业化政策。进一步地，本文对数字经济政策16个不同维度的细分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对数字产业化的6个二级指标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出台的“大数据和数据中心”、“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细分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成立，其他细分政策指标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产业数字化的7个二级指标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出台的“智慧交通与物流”、“数字金融科技”等细分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成立，而“数字娱乐与社会”的政策系数则显著为负，其他细分政策指标则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数字政府建设二级指标的检验表明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两个二级指标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数字经济政策不同细分领域的效果来看，部分细分政策不显著但不代表数字经济政策不能产生作用，而可能是政策的合力效果并未显现。第一，数字经济政策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本文采用熵值法从城市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收入、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数字普惠金发展指数四个方面构造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数（Dig_infrastructure），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说明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完善地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数字新基建溢出效应的扩散，从而降低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第二，数字经济政策培育数字产业环境。本文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计算了城市—年份维度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注册企业数占城市新注册企业数的比重来作为数字产业环境（Dig_enterprise）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政策加速了数字领域新企业的进入，激活了数字经济市场活力，营造了良好的数字产业环境。第三，数字经济政策营造数字创新生态。本文从IPC小组层面识别出数字发明专利和数字实用新型专利，根据数字专利的申请人信息识别加总到城市层面，并采用城市每万人数字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城市数字创新活力（Dig_innovation）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列（3）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数字创新活力。第一，本文从供给侧的政府数字补助和需求侧的政府数字采购两个视角对数字经济政策的财政激励效应进行检验。一方面，从供给侧的政府数字补助来看。本文计算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补助金额占政府各项补助总和的比重来刻画政府数字补助（Dig_subsidy）。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补助，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政府数字补助这一供给侧政策工具，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从需求侧的政府数字采购来看。本文计算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金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来刻画政府数字采购（Dig_Procurement）。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政府数字采购这一需求侧政策工具，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第二，本文从城市数字行业就业人员占比和企业雇佣高学历人才占比来两个视角来探究数字经济政策的人才支撑效应。一方面，本文利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城市数字人才资本（TechHuman_city），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发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地区数字人才的集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效应。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计算了企业雇佣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的占比（TechHuman_firm）作为企业数字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发现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企业雇佣更多高学历数字人才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节从激发风险投资的视角来检验数字经济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表5列（5）探究了数字经济政策对风险投资项目总金额（Dig_signal1）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制定和推行数字经济政策会向市场传递发展数字经济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信号，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项目金额得到提升。进一步地，表5列（6）探究了数字经济政策对地方风险投资项目数量（Dig_signal2）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制定和推行数字经济政策会推动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项目数量的增加。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包括：考察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考察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考察外部冲击和干扰因素的影响、更换回归模型。本文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市委书记受教育水平（IV1）、公众数字关注度（IV2）。此外，使用了排他性检验、双重差分法进行内生性检验。05进一步分析
本文尝试结合行业异质性和产权属性来进行考察。结果如表7列（1）~列（4）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在国有制造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是显著为正的，而在国有非制造企业和非国有制造企业中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的功效主要是对国有制造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作用。本文尝试从企业规模和治理能力两方面来相互印证。一方面，本文根据企业总资产年度—行业维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规模较小和规模较大的两组样本，结果如表7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转型产生显著的影响，表明规模优势企业能够吸收政府数字经济政策资源进而转化为转型推动力。另一方面，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三方面构造综合性指标来度量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企业治理能力水平的年度—行业维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治理水平低和治理水平高的两组样本，结果如表7列（7）和列（8）所示，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经济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不显著。本文参考赵婷和陈钊（2019）的研究来测算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即通过计算企业所在城市c行业i的产出占企业所在城市c总产出的份额与企业所在行业i的产出占全国所有行业总产出的份额的比值来衡量（CA），当CA值大于1则表明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CA值是否大于1将样本划分为符合比较优势产业和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两组样本，进而考察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结果如表8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政策对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显著，而对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不显著。06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产业化政策的功效最先显现，且发挥不同细分领域数字经济政策合力尤为关键。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政策通过营造数字化扶植生态、释放政策性资源红利、发挥信号传递效应三个重要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前数字经济政策的落脚点主要推动了国有制造业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政策资源在不同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下的效果差异；对于具备规模优势和治理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来说，外部的数字经济政策性资源更容易被其吸收进而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的视角探讨产业政策有效性发挥的基础，发现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经济政策对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更佳。第一，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供给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第二，提升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发挥数字经济政策赋能功效。第三，优化数字经济政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和企业间的“数字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