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发文，两套数据库匹配新测算模型！
文摘
2024-12-20 11:55
四川
原文链接：李小平,余远,袁凯华,等.出口企业的价值链长度、结构变化与新发展格局[J].经济研究,2024,59(06):107-125.
01引言
受益于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和贸易成本显著降低，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合作日益频繁。跨国企业通过分工网络将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外包至世界各个角落，缔造了连接不同国家（地区）的价值链条。由于价值链条可以通过黏合中间投入的方式实现价值创造，因而如何延伸价值链长度成为多方关注焦点。不过，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生产链条中断风险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国际循环受阻或外需减弱问题。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显然，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既是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方向，也是推动价值链长度延伸的重要路径。02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某一具体部门为例进行说明。假设上标c代指中国，下标j代表部门，Ecj为中国部门j的出口列向量（除中国部门j的出口数值外，Ecj中的其余元素均为0）。此时中国部门j出口的价值链长度PL_Ecj可以表示为出口产品引致的生产足迹X_Ecj与增加值V_Ecj之比：利用L表征单国里昂惕夫逆矩阵，利用D_Ecj、XD_Ecj分别代表部门j通过国内价值链引致的完全增加值和生产足迹，利用GVC_Ecj、XGVC_Ecj分别代表部门j通过全球价值链引致的完全增加值和生产足迹。出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与生产足迹、国内价值链引致的增加值与生产足迹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将跨越国境的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垂直专业化率（VSS）的乘积称之为出口中的国际循环长度（PLTC_E），用于计算国际循环诱发的价值链长度。本文将XGVC_E拆分为全球价值链国内环节引致的生产足迹XGVC_D_E和全球价值链国外环节引致的生产足迹XGVC_F_E。将全球价值链国外环节长度与垂直专业化率的乘积定义为出口的国外循环长度（PLFC_E）。此时，国际循环长度可以表示为：将（6）式代入（4）式，出口的价值链长度将被完全分解为国内循环、交互循环和国外循环三种类别。假设加工贸易的进口投入全部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从属于行业j企业k第t年的出口中的DVARcjkt与VSScjkt可以设定为如下形式：由于DVARcjkt和VSScjkt包含了出口企业的微观信息，（10）式可以有效弥补宏观研究遗漏异质性特征的偏误，充分刻画不同企业的价值链长度与其背后的国内国际循环互动。本文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两套数据：一是WIOD数据库；二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03企业价值链长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首先测算了2000—2013年不同情形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长度与分布，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加权测算是指在宏观核算基础上利用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作为权重得到的结果，异质性测算是指综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宏观核算与微观价值链核算得到的结果。观察表1发现，在加权测算方式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长度增长十分明显。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价值链条不断延伸，能够从事更加复杂的分工生产。相比加权测算，异质性测算的重复比例更低、标准差更大，更能有效捕获个体差异。本文进一步剖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长度的构成分布（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价值链长度的变动存在如下特点：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家，国际循环仍是中国产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随着国内市场整合的不断加快，国内循环已经成为中国价值链条延伸的首要动力。最后，考虑到国际循环亦是借助本土分工网络进行延伸的循环类型，本文进一步区分国际循环类型，以便检验交互循环是否与国内循环同步延伸。图3汇报了不同贸易类型的价值链长度构成与变化趋势。整体来看，尽管不同贸易类型的价值链长度都在上升，但是一般贸易的价值链条长度普遍低于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贸易的追赶速度明显加快，与其他贸易类型的价值链长度差距正在缩小。结构分解表明，不同贸易类型的分工偏向构成了追赶差异的主要诱因。本部分在贸易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企业其他的类型特征进行扩展分析（见表2）。（1）不同“贸易类型—所有制”的价值链长度与结构组成。就价值链长度来看，外资企业对于内资企业的链条长度赶超明显。就结构分解来看，外资企业在价值链长度上的优势可能源于更强进口能力下的多种循环协同提升。（2）不同“贸易类型—技术类别”的价值链长度与结构组成。就价值链长度来看，技术越高的样本数值越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一般贸易—高技术”部门，更是成为该分类中价值链条长度提升最快的样本。就结构分解来看，价值链长度变动的差异可能在于协作水平的分化。（3）不同“贸易类型—区域空间”的价值链长度与结构组成。就价值链长度来看，样本之间存在东部地区超越中西部地区的动态演进。在观察期初，价值链条长度按照“加工贸易—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中西部地区”“一般贸易—中西部地区”“一般贸易—东部地区”的顺序依次递减，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及东部地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深度融合，逐步形成东部地区链条长度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就结构分解来看，东部地区的赶超可能归功于完善产业配套能力下国内循环与交互循环的协同发展。04进一步讨论
由于统计特征仅是简单的加总结果，为了排除样本选择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协调交互循环与国内循环、推动价值链延伸过程中的国内国际循环互动提供借鉴。据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考虑到企业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利用内生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表3汇报了影响交互循环变动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尽管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国内循环变动对交互循环变动的系数绝对数值轻微波动，但显著水平十分稳定、数值结果均在-0.907左右徘徊。这意味着，国内循环替代交互循环的结论不只是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得到了进一步计量检验支撑。本文引入进口来源地数量和进口分散化程度来表征进口能力；继而利用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的验证。其中，进口来源地数量lnorigin_num指标为ln（1+企业进口来源地数量）；进口分散化水平imp_diversity在计算中国HS6位码层面的进口中间投入集中程度基础上，利用进口总额加权到企业层级，最后利用这一数值的倒数衡量企业进口分散化水平。根据表4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进口能力能够缓解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效用。本文利用WIOD数据和IFR数据，进行数字化（digital）和智能化（AI）的构造。其中，数字化（digital）利用制造业的数字消耗系数衡量；智能化（AI）使用IFR公布的机器人安装数量与行业的就业人口之比进行衡量。根据表4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PLDC_E与digital或AI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无论是数字化还是智能化，都能抑制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为了衡量产业配套程度，本文首先利用WIOD数据得到不同行业的直接分配系数h；继而利用城市就业人口测算不同“城市—行业”的空间集聚eg指数与整体集聚agg指数；最后，借助直接分配系数与不同集聚指数的乘积，构造进口eg指数（imp_eg）与进口agg指数（imp_agg），用以刻画不同行业的下游配套情况。根据表4第（5）列和第（6）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交互项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产业配套集聚抑制了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效应。05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相比传统加权测算，本文构建的测算范式更能捕获微观企业的分工特点，揭示中国企业“内外循环协同不足”的痛点。第二，利用区分异质性特征的微观信息，本文发现尽管样本企业的分工偏好都是按照国内循环、交互循环、国外循环的顺序依次递减，变动方向却存在较大差异。第三，借助计量模型，本文探讨了国内循环变动与交互循环变动的关系。第一，理性把握价值链长度的结构变动，有序制定“补链”战略、推进“强链”行动。第三，以实体经济与数智行业融合为引擎，构建高效协同、互动紧密的交互循环体系。第四，提升产业配套聚集水平，实现国内循环与交互循环的联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