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专访张湖月|当中国式监管遇到互联网巨头

学术   2024-05-13 15:22   中国香港  

点击上方蓝字HKUCCL关注我们~


*以下内容摘编自端传媒于2024年5月10日对张湖月教授进行的专访报道。



张湖月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黄乾亨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与2020-2022年刮起的一场监管风暴有关。

这场针对本国互联网巨头的监管运动从2020年底开始,首先是史上融资最高、募资超340亿美元的蚂蚁集团沪港上市计划被叫停。 到圣诞节前夕,阿里巴巴又接受反垄断调查,股价大跌13%。次年4月,阿里因违反《反垄断法》,受创纪录罚款27.8亿美元。 到2021年7月,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在美上市后,受中国网信办作网络安全审查,其后 APP 下架,同年底宣布将从美国退市。 监管风暴一路蔓延,更席卷教培、游戏等行业,产生巨大冲击。

到2022年3至4月,在股市抛售潮下中央终于释出信号,要求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并就平台治理、房地产和中概股等给出正面政策风向。 其后监管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化,一场历时18个月的监管风暴暂告一段落。然而震动已经造成,互联网大厂重组业务,裁员不断,市场仍心有余悸,如今中国科技巨头的市值比三年前的顶峰下跌75%。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场已然停息但仍未远去的监管风暴? 这场监管运动造成什么深远影响? 又怎样揭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这些问题都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黄乾亨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湖月2024年4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有深入的解答。 在书中,张湖月提出“动态金字塔模型”(dynamic pyramid model),通过考察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科技公司和平台参与者的动机、行为与互动,探讨中国特色监管体制的结构、 过程和结果。


端传媒就此专访张湖月,复盘蚂蚁事件和滴滴事件,讨论最高领导层和监管部门的互动、不同监管部门的张力等如何导致种种监管效果,分析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 、香港在中国监管形势下的有限红利,由此透视中国政商关系的博弈,并剖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次动态。




一、意外还是必然? 复盘蚂蚁事件

我觉得必然会发展成这样,但是意外的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是无法预测的。 


端传媒: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是当代社会与市场的现象。 不同国家都因为哪些原因监管科技巨头? 中国政府又为什么监管科技巨头? 背后的原因一样吗?

张湖月:我觉得共性大于差异。 当互联网企业形成垄断地位,会产生种种法律上的问题,包括垄断、数据、隐私、劳动权利方面,这些都是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西方国家也担心科技巨头对于政治的影响,包括之前特朗普参选时,他们可能觉得俄罗斯用Facebook影响选民,如很有名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丑闻。他们担心科技巨头的垄断影响民主政治。

在中国,当互联网企业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对社会舆论有影响,政府肯定是担忧的。 但在中国的监管事件上,最直接的因素其实是政府对金融稳定的考虑,导火索是蚂蚁上市。


端传媒:在2020年底到2022年初,中国官方重锤多个互联网巨头,被外界形容为“监管风暴”。 事隔几年回看,你觉得这场监管是意外出现的吗,还是某种必然结果?

张湖月:我觉得必然会发展成这样,但是意外的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是无法预测的。

蚂蚁之前的一系列操作,包括把自己的名字从“蚂蚁金服”改成了“蚂蚁集团”,可以说是在逃避金融的监管,一直标榜自己是科技企业,不是金融公司——如果是金融公司,需要取得牌照,并且面临很多金融监管的问题。 蚂蚁一直跑得特别快,监管就一直在后面追。

当快上市时,蚂蚁金服的正式独立才6年时间。这6年它做了很多事情,刚开始从支付宝到余额宝,都特别成功,后来央行要求压缩这块业务,又出现花呗借呗,不停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 这些产品有点“四不像”,类似传统金融产品但又不受金融监管。 从监管的角度,希望了解这些产品是怎么回事,不想一下子就压制创新,也不太好下手,因为跟传统的金融产品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这是场蚂蚁跟监管的赛跑。马云曾经在彭博社的访问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监管的角度是不管发展,就管监管,所以我们必须要比他们跑得快,不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蚂蚁的逻辑是一直往前推,我觉得它可能推得有点过头了,包括最后上市前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还在上市招股书说自己不是“FinTech”(金融科技),而是 “TechFin”(科技金融),强调自己是科技公司。这样首先可以不受监管,第二IPO的估价可以很高。 最后估值高达3200亿美元,超过当时最大银行 J.P. Morgan 的市值。 这个估值也超乎了央行的想像,它可能没觉得这个公司能值那么多钱,所以定价出来之后央行还是挺意外的。

本来大家也知道蚂蚁的商业模式涉及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问题,因为蚂蚁是作为中间人联系双方,帮银行借钱,不断劝客户借钱;又采取各种手段,如在淘宝买东西,不小心就按到花呗借呗借钱,还鼓励大学生过度消费,可见道德危机的苗头。 从业务的角度,蚂蚁想进取地推产品,但不一定考虑风险是怎么样、这些客户能不能还,虽然实际上坏帐率是很低的。

这个危机是一直存在的,但蚂蚁 IPO 定价出来之后,我觉得央行更加担忧。 因为体量很大,在香港、上海上市,这个“泡沫”如果破了,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很大,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专访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端传媒网站订阅会员


HKUCCL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黄乾亨中国法研究中心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