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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24）
肖炜霖
在19世纪遭遇西方列强前，传统家庭制度在中国和日本均构成重要的社会支柱。然而，随着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日两国在改革传统家事法方面采取了近乎相反的策略。明治时期的日本法律改革家加强了家制度权威，并强调其政治功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家则试图削弱家的权威，降低其重要性。
通过对两国立法历史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中日的不同进路源于两国家制度承担的不同历史功能以及法律现代化期间的政治语境。在日本，家制度在历史上与国家具有政治联系，其突出表现在家受国家的控制。明治维新后，为了将民众整合进新的绝对主义国家政权，利用既有的家制度便成了明治精英们的选择。相反，在中国的帝制末期开始，家制度便与政治脱离了联系。其表现在与日本相比，家并不受国家控制。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权面临着诸多政治挑战。于是，政治精英们选择削弱被视作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家制度，并且也可以此来将自身塑造成现代、自由的政党，来获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