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通常与北岛、顾城一起被推为“朦胧诗派”的代表，同时，人们又承认舒婷诗并不“朦胧”，显然，在新诗群中舒婷以她独特的诗歌观照方式，唤起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
舒婷是一个抒唱心灵的诗人，她笔下诗的形象都是经过自己心灵折射、点染的，为了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她不满足于单调的传统的手法，而寻找着适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她的独特地位就在于，她的思维不是单线推进的，而是双向流动的。这就使她在抒唱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时往往观照着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寻找“自我”时观照着一代人的遭际、命运；在借鉴“现代派”手法时又观照着民族质朴的诗歌传统，形成了她既独特又具普遍性，既繁丰又素洁的诗风。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一下舒婷诗的观照方式。
一
在舒婷诗中爱情诗是占着很大的比重的，怎样理解她的爱情诗，也就成了舒婷诗歌研究的基本问题。对舒婷的爱情诗不能作简单的理解，在它单纯的外观形式下，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含量。她往往用爱情诗观照着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当浪漫主义诗情与现实的积重搏斗，在胸中掀起狂澜时，诗人放到风暴中的却往往是一叶爱情的小舟。爱情，这是人世间最细腻、最复杂的感情，它反映着作者的身世、经历、世界观、人生观。时代的风雨，光明或惨淡的现实，也无不在爱情中留下投影。爱情诗的形式有助于表达作者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而对于舒婷这样敏感、细腻、充满女性温馨的诗人，爱情诗的形式又往往抑制着汹涌在她胸中的风暴，使她不是用大喊大叫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化作了汩汩不息的诗情，款款倾诉着，安慰着受伤的灵魂，歌咏着不灭的信念。而这种对感情的净化和节制，又使她的诗充分表达了特定环境下压抑的心境，忧郁、深沉，产生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发表在《诗刊》1979年4月号的《致橡树》是作者有名的一首爱情诗。这首诗作者标的写作日期是1977年，那时爱情诗的田园还是一片索寞，作者以她诗中追求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形成了女子的两种爱情观：依附或奉献。诗人不满足于依附：“攀缘”，“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满足于一味地奉献：“长年送来清凉的慰藉”，“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不，这些都还不够! /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在这首诗中，“橡树”和“木棉”两个意象，显然超出了爱情诗本身的内涵，人们认为这不仅是对爱情关系的追求，也是对理想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向往。诗人在爱情中倾注了理性意识，挖掘了爱情的深刻社会内涵，同时又注意着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在抒唱爱情中，为我们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
她经历过那个动乱的年代，有着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青春被摧残、心灵被扭曲的痛苦经历，因此在她含泪的笑容之后，往往使我们感受到一颗承载着历史重负的心灵和因痛苦的磨难而愈加熠熠发光的信念，从而把目光投向深远的时代。这在《礁石与灯标》中表现得尤为撼人心魄。
在《礁石与灯标》这首堪与《致橡树》媲美的姊妹篇中，舒婷把重大的政治生活主题纳入爱情诗的形式中，波澜壮阔地反映出一幅动荡年代不屈的人民与黑暗现实搏击的画卷。
黑色的墙耸动着逼近， / 发出渴血的阴沉沉的威胁， / 浪花举起尖利的小爪子， / 千百次把我的伤口撕裂 / …… / 假如我的胸口不能 / 为你抵挡所有打击， / 亲爱的，你要勇敢些。
这不只是爱情的儿女情长和海誓山盟，它包含了一般爱情诗不能包含的社会内容。诗人以恢宏的气度、悲壮的色彩，展现了孕育在人民胸中的与黑暗势力的最后搏斗，和人民坚定的必胜的信念。
舒婷不是一个沉溺于爱情的浅吟低唱的诗人，她的灵魂似乎总在探求着，她不允许自己沉迷，也不允许自己陶醉，已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和一种对未来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她即使在爱人怀抱中憩息的短暂梦中，也会忽然惊觉：
等等!那是什么?什么声音 / 唤醒我血管里腥红的节拍 / ……那是什么?谁的意志 / 使我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齐睁开 / ……(《会唱歌的鸢尾花》)
她时时以自己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起去观察现实，她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答案，而对生活作更深沉的反思。在天上人间代代相传的美丽传说中，她看到的是“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神女峰》)。在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成为封面和插图中风景、传奇的惠安女子，她的目光却落到“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惠安女子》)。即使在《脱轨》这样的小诗中：“一扇门 / 开了，又关上 / 如此而已”，诗人也要紧接着问一声：“如此而已吗?”感情的流变，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过去与未来的撞击，在诗人内心形成两股力，她总是以这样双向流动的思考观照内心与现实世界，形成一个“张力场”，从而反映出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生活。也因为她这种对内心与现实的观照方式所揭示的社会内容，使她的爱情诗和非爱情诗的分野往往很难划分。
二
诗是心灵的艺术，诗人通过拨动自己心灵的三弦琴(思想、感情、技巧)向读者传达出某种情绪和感受或揭示人生的一段经验和哲理。诗应该具有诗人独特的心灵特征，但如果只沉溺于自己内心的吟哦，就会陷进个人感情的狭窄圈子。诗人的心灵必须是开放的，使自己心中的感情激流汇入时代的洪流中去并感染着时代的情绪和色彩。这样，个人的心灵才能传达出时代的声音，个人独特的感受才能具有时代博大而精深的情感内涵。
舒婷是个注重主观感受的诗人，她的敏感、温柔、善于省察自己内心律动的气质，使她诗中的抒情形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给人打开一个清新、奇异的世界。但对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祖国人民的深挚热爱，又使她寻找着通向世界和人们心灵的道路，寻求着与人们的沟通和理解。通过对自己内心的审视，来反映外部世界；通过自己心灵的抒唱，传达出一代人的情绪；通过寻找“自我”，反映一代人的遭际、命运。这是舒婷努力追求的。
“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做证。”(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她后来公开发表的诗，有许多写于十年动乱后期，记录的就是那一代青年由迷茫、痛苦到觉醒的过程：
从海岸到巉岩， / 多么寂寞我的影， / 从黄昏到夜阑， / 多么骄傲我的心!(《致大海》)
而对着浩瀚的大海，诗人找不到生活的位置，她倔强地徘徊着、思索着、抗争着，终于以高亢的声音唱出了：
任你的飓风把我炼成你的歌喉， / 让你的狂涛把我塑成你的性格， / 我决不犹豫， / 决不后退， / 决不发抖， / 大海啊，请记住 / 我是你忠实的女儿!(《海滨晨曲》)
在这里可见到雪莱《西风歌》的气势，在风暴涛峰中讴歌的诗人形象正是那一代不甘沉沦的青年群像，这是他们对祖国发出的战斗誓言。诗人把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受，把对自己生活经历的细致描写与祖国、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真切地传达出一代人的心声，这是与诗人与那一代青年的共同遭遇、命运分不开的，也是与诗人在思想上的努力追求分不开的。
但思想上的共鸣、心灵的沟通要表达出来还必须寻找一种适宜的艺术手段，在舒婷诗中就是自由意象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产生了更高的概括效果和更大的随意性，超越了诗人的“自我”形象。
四月的黄昏 / 好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 也许有一个约会 / 至今尚未如期 / 也许有一次热恋 / 永不能相许 / 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 / 流啊，流啊，默默地。(《四月的黄昏》)
这首诗写于1977年4月，当诗人刚刚历尽艰难的跋涉，在静谧的四月黄昏温柔歌唱时，仍禁不住泪流满面。她珍视今天的自由，她痛惜在那场噩梦中被夺去的一切。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遇，在那场波及全国的灾难中，谁没有过类似的痛苦经验?诗人把人们内心这场深刻的悲剧具体化为不确定的意象，使人们欣赏时因自己不同的经历而异，任思绪在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中驰骋。同时她诗中象征手法的应用，也产生了大于形象本身的含义，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 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 / 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 / 但是我站起来了， /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
我们不必去诠释一道道定义、一层层枷锁是什么，我们不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阴沉森严的年代吗?我们曾被禁锢的心不还在回忆中揪心地啜泣吗?舒婷诗中的“自我”形象，正是和祖国一起受难的那一代人的形象，她反映的是一代人的遭遇、痛苦、迷茫和求索，这一代人的歌声扣动读者心扉，产生了巨大的使人向上的力量。
三
舒婷在艺术上除了运用我们前面提到的自由意象和象征的手法，还运用了大量的意象迭加、人称转换、视角变化、通感、具象与抽象结合等表现手法，使其创作不断地向人的内心世界深入。然而，在运用这些现代派表现手法时，她又时时观照着民族质朴的诗歌传统。她那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宛若万花筒般缤纷多姿、大海的潮汐般层层叠叠的艺术世界，往往是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最琐碎的事物构成的，从而形成了她既繁丰又素洁的诗风。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诗人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奔突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十六组迭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这都是人们常见而又忽略了的事物，一经诗人主观感情的点染，它们就以其深刻的社会内涵震撼了人们心灵，这是驮着累累重负的祖国的昨天。“簇新的理想”“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窝”“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诗人却赋予它们颤动的生命，从各个角度展现了祖国的新容，给人们一种鲜明的形象。
象征派、意象派讲的意象迭加，常常是把若干并无有机联系的意象迭加在一起，就像一个一个的珠子，让读者自己去串；舒婷诗中这些迭加的意象，却像是树枝上一片片滴着露珠的绿叶，在晨光中展示着缤纷的色彩，如果离开躯干，就将失去跃动的生命，它们以其内在的联系诉诸于人们的感情和理智，进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召力。
《黄昏星》也是被指责为舒婷诗作中较为晦涩的一首。这首诗和舒婷写于那个年代的许多诗一样，仍是执着地歌颂一种矢志不渝的信念，渴盼着希望之星的来临。所不同的是这首诗中具有迅速的人称转换，诗人运用了这种强烈的表现手段，从“你”的深情到“我”的誓言，继而又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写那些烟囱、电缆、鱼骨天线、野天鹅、小云雀、孩子们的画册和他们晚上的梦，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说过：“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戴望舒《诗论零札》十五、十六)
舒婷自己也说过：“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舒婷《生活·书籍与诗》)生活本身是丰富变化的，人的感情更是复杂微妙的。诗人对细微的感情的差别应取得像画家对油彩那样的辨别能力，诗人对诗的艺术技巧的掌握应像雕塑家运用手中的刻刀那样纯熟。舒婷的诗艺虽然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显然她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而可贵的是她在探索前行中，始终没有忘记热爱她的读者。为了拓展诗的空间，她也运用视角的变换，打破时空的顺序，但她不会抛弃中国诗歌的质朴传统。《路遇》中的主人公骑着自行车在旧日的长街上飞驰，“凤凰树倾斜”的一刹那，记忆和现实重叠在了一起，但诗人决不想用一个错觉为读者留下谜语，她不加矫饰地告诉读者：“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可是诗人只想告诉读者一个错觉吗?“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这时我们才感受到诗人那颗隐忍着的坚强的心。《往事二三》则是以空间的转换，写出了发生在不同地点的往事，乍看读者感到摸不着头脑，但一看标题就会恍然大悟，并感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舒婷诗中还大量地运用了通感、具象和抽象结合等手法。“烟囱、电缆、鱼骨天线 /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黄昏星》)“空中”是具象的，“残缺不全”则是抽象的，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新奇的意象。“抚摸这些传闻如抚摸琴键 / 你真正的声音是一场灰。”(《那一年七月》)“琴键”是具象的，“传闻”则是抽象的，声音和灰之间也没有本质联系，但诗人运用通感，把抚摸琴键时冰冷、死寂的感觉与爆不出火星的灰烬联系起来，感受着失去生命的爱情。“笑容锈在脸上很久了， / 孤独蚀进心里很深了。”一个“锈”字，一个“蚀”字写尽了主人公的悲哀，这也是我们古人常用的寻找“诗眼”的手法，一字点石成金。而紧接着却是“七月的流水在你血管里 / 一明一灭”(《那一年七月》)，用的又是象征和虚实结合的手法，变幻着奇异的光彩。诗人的笔触可谓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诗人留下了大量空间，任你去填补，但诗人又是你的伙伴，她时时与你的心灵相感应，伴你轻松地走入她的世界，让你同她一起欢笑、歌唱、痛苦、流泪。
虽然舒婷诗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看到她在摸索着向上攀登。虽然她的诗还常常遭到误解和责难，但她仍要千百次奉献出光洁的心。我们期待着舒婷取得新的成就。
附记：
此文写于1986年，为研究生结业论文，后收入《文史论集》，1987年出版。
论文指导老师：杨匡汉，1940年生人，曾任内蒙古日报社记者、编辑，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师，1979年来到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匡汉老师是新诗潮理论的一面旗帜，能亲耳聆听杨老师的谆谆教诲，得其指导论文写作，何其荣幸！转眼近四十年光阴逝去，谨以此文致敬恩师！
封面题图：我珍藏了四十年的诗集，“未名湖丛书”《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1985年，谢冕作序。
写作此论文时期，1986年摄于北京青年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