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旭东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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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编者多年前第一次到修水县，开始探究它的历史文化。当时觉得很是不解：被描述为红色遍染的修水，有如此之多的革命烈士，为何却没出一位开国将军？本文来自一位修水作者的投稿，讲述的就是修水红军的故事。
修水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率先爆发地，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最早首府和中央苏区战略侧翼，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338人，是湘鄂赣苏区四个和江西六个万名烈士县之一。在修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三个第一”：创建了第一支具有独立番号的工农革命军队；诞生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打响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枪。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修水苏区人民参加红军的达5万余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兵源地。然而，作为“烈士大县”和“红军大县”的修水县，竟没有走出一位开国将军，身为“红军大县”也鲜为人知，令人大惑不解。带着疑惑，穿越时空，让我们回到那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走进——修水红军。
一、红军源头
史料记载，从1927年9月秋收起义到1937年9月国共合作，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修水几乎年年都有地方武装与团体成建制、成批次集体加入正规红军。
（一）1927年9月，由党代表余经邦、队长丁长盛率领的农民自卫军100余人，集体编入秋收起义队伍。修水党组织又积极动员各地农民暴动积极分子参军，起义部队到修水后还招募了200多名新兵，县政府一支20余人的法警队通过做工作也投入到起义队伍的行列中，并分散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二）1928年10月，红五军党委和湘（鄂）赣特委在台庄召开会议，“台庄会议”后，红五军吸收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游击队、赤卫队，混合整编为三个纵队，十一个大队，陈秋光（1934年牺牲）任第一大队党代表。1929年10月，湘鄂赣特委将重建的修水游击队编入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团。
（三）1930年7月，修水县委、县苏组成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配合红军攻打长沙。7月下旬，从各区乡精选4000名赤卫队员作为第一梯队，赴平江参加“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暨“夺取长沙”总暴动誓师大会，会后分散编入红三军团行列；随后，又有若干支区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集体加入红三军团。8月，红十六军在长沙成立时，修水游击队80余人枪，全部编入该军。随着土地分配运动的深入，“当红军去，保卫胜利果实！”工农群众参军热情高涨。台庄、万祥、大桥、经邦等区苏维埃纷纷开展“拥军扩红”竞赛运动，源源不断地向红军输送兵员。
（四）1931年初，修水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组成了赣北警卫营，于同年8月该营编入红十六军九师七团三营；同年夏，县总工会为执行中共湘鄂赣特区委“选拔先进工人干部、工人到红军中去，加强红军无产阶级领导”的决定，动员县工人纠察队全部编入了红十六军。这年，全县各级工会组织选送参加红军的青年工人达393人。同年，少共修水县委根据当时敌人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的形势，响应“猛烈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在几次“冲锋”期内动员14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并输送500余名新兵给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少共修水县委又组织青年工农与团员一批一批当红军，超额完成了510人的扩红计划。
（五）1932年4月，湘鄂赣边独立第二师在修水渣津成立，修水赤色警卫一营、二营共400多人，全部编入该师。次年三月，红独立二师同在浏阳成立的红独立一师合编为红十八军，独立二师改成五十二师。不久，红十八军缩编为红十八师，五十二师遂改为五十二团，划归红六军团，后参加了长征。1933年7月，修水县委从台庄中心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模范排中精选800余人到万载高村集结，编入红十六军四十八团和红十八师五十四团。其中，加入五十四团的修水红军，后随部踏上了长征的征程。1933年秋，少共修水县委为响应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发动全县100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组成以朱国栋为团长的少共国际团，后来，这个团的战士分别补充到红十六师和独立团。
（六）1934年“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岌岌可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号召老兵归队，中共路口区委书记，红十六军七师一团原政委吴海贤、吴宗山等一批老兵应召紧急归队。修水县委、县苏在自身处于极度危险的环境下，由县军事部副部长杨柳春带领县独立团100多战士补充到红十六师四十六团。这是修水苏区最后一次成建制集体加入红军。不久，修水县委、县苏解体。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修水苏区只剩下边境几块小而偏僻的游击区。尽管敌人对游击区进行残酷镇压，但人民群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如1935年中共平修铜县委台漫工作团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的扩红号召，动员了52名青壮年参加县保卫队；中共修通县委、县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大半给了红十六师，还动员修通边界一带30多名党团员和青年加入红军。1936年9月，红十六师路过东渡港时，农民徐高廷、徐有方等5人即参加红军。三溪坳的樊林轩自己年老，就将女婿陈继明、女儿樊年风送去参加游击队。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二、满城忠烈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修水红军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浴血奋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1927年9月，近200名参加秋收起义，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修水战士，或中途战死，或失踪失散，或到达井冈山……已不得而知。由于战争的残酷激烈，长眠在井冈山的4.8万余名烈士，无名烈士达3.2万余人。率队参加秋收起义的县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余经邦到达井冈山后，奉党组织指示返回修水，组织“杨祠暴动”，任杨祠暴动委员会主任。暴动失败后，受中共湘鄂赣特委派遣，前往崇阳工作，建立起中共崇阳县特别支部。1929年春，党组织指示他到湖南临湘白军内部，从事兵运，在一次组织士兵哗变中被捕牺牲，时年仅23岁。共产党员，县农民自卫军队长丁长盛下落不明。据《修水英烈谱》记载，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牺牲的英烈，有名有姓的仅有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三连战士余昌道、吴世林、余盈秋、卢德祥等少数几人。
1928年10月，红五军整编为三个纵队，十一个大队。11月中旬，湘鄂赣三省之敌对红五军再度围剿，进攻红五军驻地台庄，红五军在牵狗岭与敌激战，冲出包围圈，向黄金洞转移，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红五军转战台庄期间，修水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台庄区西源徐骆驼屋是湘鄂赣红军第一医院驻扎地，这个当时只有10多户人家的屋子，有12人参加红军先后牺牲，某部连长徐在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用身体保护战友，被敌机炸成两截，尸骨无存……
1930年秋，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牺牲惨重。就修水苏区而言，自马坳以上几乎每个乡镇，村村落落都有当红军的亲人在“两打长沙”战斗中牺牲。大桥、余塅、石坳等地的樊姓、吴姓两大姓氏牺牲的红军英烈达100余人；不少女战士，如白沙岭的沈连英、黄龙的何继增等也在此役阵亡。登记在册的“两打长沙”战役中牺牲的修水红军英烈超过千人。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余经邦烈士
红十六军（师）是湘鄂赣人民的子弟兵，主力红军长征后，红十六师成为红军在长江以南保存的唯一正规师，湘鄂赣省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湘鄂赣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红十六军成立开始，修水子弟接连不断地加入到这支“坚强苦战”的钢铁部队中，牺牲惨重。红十六军（师）牺牲的英烈是修水县登记在册人数最多的英烈群体之一，湘鄂赣省所辖20多个县，几乎县县都埋有修水红军战士的英魂忠骨。白沙桥战斗是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红十六师同敌50师、4师、98师激战一天一夜，尸横遍野，炮壳满地，数里之外都闻到恶臭。
当地百姓于心不忍，偷偷掩埋了数不清的红军战士的遗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改葬于蓝沙窝烈士纪念墓，2005年迁葬至都岭烈士陵园。相关资料显示，红十六师从白沙桥突围到兵败永修云山，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修水籍红军官兵牺牲达5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牺牲的修水英烈，曾在红十六军（师）担任副团职以上的干部有：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七师政治部主任王师圣、七师一团政委吴海贤、八师四团政委冯亚飞与朱治平、八师四团副团长熊祖应与杨柳春、八师四团政治处主任杨碧环、军兵工厂主任樊满堂、军政治部宣传队长刘既臣、军政治部教导主任丁凡；红十六师四十八团政委王振国、四十七团副团长丁光辉；湘鄂赣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吴平波、湘鄂赣省军区中路指挥部副总指挥郑绍华；中共修铜县委书记樊明德、中共修通县委书记樊益升、中共平修铜中心县游击队长吴春满等20余人。
红十六军七师一团政委吴海贤烈士证明书
由于“左”倾路线恶性膨胀导致的“肃反扩大化”，折损了不少修水红军骨干。如红十六军首任政治部主任吴天骥被诬为“托陈取消派”，红十六军八师四团政委冯亚飞、科长樊江如等因“恋爱研究社”事件，蒙冤被害。
吴天骥（1903-1933），原名余垂成，修水全丰人。曾任修水县暴动委员会主任、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副总指挥。1930年8月，红十六军成立，任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3月调任湘鄂赣肃反委员会主任。1933年10月，被诬“托陈取消派”，在万载小源被错杀。1945年在“七大”上，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吴天骥是同红三十一军参谋长龚炳章、西路军第五军参谋长李屏仁齐名，目前已知曾担任副军职的三位九江红军烈士之一，是红十六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湘鄂赣苏区一位威震敌胆的指挥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