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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篇（九江文史 | 永远的修水红军（上））。
1931年初，国民党62师陶广部闯入修水苏区腹地渣津，侦得苏区有一名为“恋爱研究社”旨在“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组织，抓走少共县委秘书熊寿增，将他关押在万载监狱。接着，陶部周密策划，美女特工许少游粉墨登场，“苦肉计”“美人计”连环并施，取得熊寿增信任，设局“成功越狱”。许少游随熊寿增到达渣津后，冒称巡视苏区的“团中央特派员”，对“恋爱研究社”大加赞许，表示要大力推广，哄得少共机关有关负责人飘飘然。一段时间后，许少游见时机成熟 自编自导了一出“反间计”，故意将伪造的“暴动纲领、行动计划、成员名册”等资料“藏匿”在住所房间，借故到别处巡视，趁机逃之夭夭。
许少游金蝉脱壳，苏区政治保卫机关觉得事关重大，在许的房间内搜查到“反革命暴动”证据，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片面地武断“恋爱研究社”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纲领的反革命组织。于是，顺藤摸瓜，对嫌疑对象采压杆、打“土雷公”、灌辣椒水……大肆“逼、供、信”，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历时四个月，杀掉500多人，并波及红十六军。“恋爱研究社”事件，致使修水苏区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和红十六军70多名排以上干部被害，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极大危害。
随主力红军参加长征的2500余名修水红军，大都“北上无音讯”，仅200人幸存；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中走出的修水红军，集结嘉义整编，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现有资料记载，牺牲在二万五千里征程的有：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政委吴天贵、红五师十四团政委毛国雄、军委二局无线电员朱谋生、红十八师营长丁来长、红三师十一团机枪连连长刘桂标、红十八师排长丁德发，战士朱芳枚、卢太和、吴正平、李若祖等10余人；牺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有：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戴克信、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迫击炮连连长吴源德、八路军上尉副官马家贵、新四军军需樊孝龙、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三营营长丁有华等人。而修水红军中无数长征和抗日牺牲的无名英烈，姓甚名谁终成谜，或永远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吴源德，修水三溪坳人。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迫击炮连连长，在对日寇作战中牺牲。家乡亲人一直不知其下落。1980年1月，吴源德生前战友、迫击炮连指导员方福钦（时任广州铁路局顾问）接受党史调访时，回忆说：“我们打埋伏小分队的机枪打响后，吴源德连长听到军号声，亲自当炮手，几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打掉了鬼子的‘膏药旗’，又连续射出10余迫击炮弹，发发落在鬼子野战工地上，打得鬼子丢盔弃甲，四处逃窜。”事隔40多年，方老仍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吴连长是修水三溪坳人，他家有四间房子，两间坐落在平江，两间坐落在修水，所以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两省人民的儿子。”通过方老的回忆线索，有关部门幸运地找到了吴源德烈士的亲人。
2020年5月8日，修水县人民政府在其门户网站发布了一则《让我们一起寻找修水籍英烈戴克信、毛国雄的亲人》的启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反响。
毛国雄（？-1934），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政委、十四团政委。参加了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牺牲。毛国雄是有记载红军过龙胜牺牲的最高指挥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和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有毛国雄烈士的生平简介。
戴克信（1918-1941），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山东根据地，先后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9月任湖西军区巨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正旅职）。同年12月，在山东巨野县作战中牺牲。山西太行干部学院特别推出《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一八路军抗战英烈事迹展》专栏。戴克信是《抗战英魂录——八路军为国捐躯的将领（上、下）》中，收录的146位副旅职以上将领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未找到毛国雄、戴克信两位英烈的乡籍和亲人信息。
三、壮士归来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历经五次反“围剿”斗争、万里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南征北战，修水红军前赴后继，九死一生。目前已知，至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不到20人，他们是：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胡承玉、包玉珍、刘克之、吴翠悟、吴和满；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樊全九、杨力文、荣在东、朱国才；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走出的傅彪、樊道余、吴俩全、龚桂林、卢德贵……此外，有伏洪俊（四川阆中人）、谢树清（重庆彭水人）两位随军南下的长征老红军长期工作、生活，逝世后安葬于修水。截至1984年12月，全县有失散老红军48人。
老红军樊道余
吴和满，1912年出生于今上衫乡同升村，18岁参加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渡赤水，抢金沙，爬雪山，过草地，在离延安仅一步之遥的马莲川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当地群众从死人堆里救活，非常遗憾地离开了红军部队，流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与当地一带有两个小孩的寡妇组成家庭。70多年来，他默默无闻，躬耕务农，直到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固原当地慰问演出，才公之于众，引起强烈反响。10月16日，老红军吴和满在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登上六盘山，来到红军长征会师地将台堡，完成了间隔长达71年的长征，了却了老人多年的心愿。10月23日，在宁夏、江西两地新闻媒体帮助下，95岁高龄的老红军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面对围在身边的乡亲们，老人讲述起长征经历时，情绪激动。当说到一道参加红军的战友时，他眼角泛着泪光，哽咽着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幸福多了！”
1985年6月5日，张平凯将军接受党史调访，谈到在修水的革命活动时，回忆说：“修水人民参加红军的在当时有不少人，还有一些人在红军中当干部。我记得有两个师团干部是修水人，后来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到哪里去了。”张平凯将军提到的两个修水师团职干部，已无从考证。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按照授衔标准，在红军时期担任师长、团长职务是授衔的参考要件。吴天骥、王希圣、吴海贤、冯亚飞、朱治平、毛国雄、吴天贵、王振国、郑绍华、吴平波、戴克信等将领，如果能见证革命的胜利，一路走来，他们中不少人或肩扛将星，跻身开国将军行列。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傅彪，1954年因病未到职华东军区副参谋长，与“开国将军”失之交臂。另一位没有参与授衔，按资历可授少将军衔的是红军时期担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供应部部长，大授衔时已离开部队的老红军包玉珍。
傅彪（1909-1973），修水马坳人。历任中共平修铜中心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平修铜游击队（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队长、新四军修水通讯处副主任，四旅十二团三营营长、特务二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二分区二十团团长、华东荣军总校第五分校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皖南军区徽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宿县军分区司令员。1953年9月，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11月，调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务部长（因病未到职）。1955年1月，傅彪由于连年征战积劳成疾，离职休养，同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正军职待遇。
老红军包玉珍
包玉珍（1903-1984），修水古市人。历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团长、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参谋长、赵城支队司令员、华南军区供应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正师级转业到地方，错失1955年大授衔。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百战归来的修水老红军，淡泊名利，不计得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老红军胡承玉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担任连长13年，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负伤11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公安总队副参谋长等职，1958年因病离职回故乡休养。荣在东，曾任八路军359旅政治处总支书记兼特派员，在抗日战场上负伤，1959年回乡后，安排在县红色福利厂任总支书记；二等甲级伤残老红军吴俩全，从团职岗位转业回乡，自告奋勇担任本乡初级社社长，带领群众从事生产劳动。老红军卢德贵身负三次重伤，担任生产大队长、公社敬老院长，拖着伤残的身体带领群众修水库、抓生产、关爱五保户，一步步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作贡献。
1950年1月，老红军樊全九因长期病重，英年早逝。樊全九是新中国成立后幸存老红军中最早去世的，终年41岁。1973年4月，老红军傅彪在南京病逝，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1974年7月，老红军胡承玉因伤病复发，不幸病逝；1983年2月，老红军刘克之病逝于沈阳。1984年3月，老红军包玉珍逝世……2000年4月，老红军朱国才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2008年1月，老红军樊道余走完了他99个春秋的人生历程，在南京逝世；2009年2月，老红军吴和满寿终正寝，享年98岁；2012年，修水最后6名失散老红军相继离世；2013年1月，修水最后一位老红军龚桂林在江苏盐城逝世，享年91岁。
一代红军，成为修水人民永远的记忆。
【读后记】
修水红军烈士上万名，却无一位将军。讲述修水红军故事的文章也少之又少，也是因为没有名人的缘故。
本文对修水红军的故事讲述得很清晰，是篇很有价值的文史文章。作者对修水没出将军的原因解释为命运多舛，归之于偶然性。
提个问题请读者思考：一南一北，两个带“西”的，都是红军、八路军的兵源大省，革命根据地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最高只有上将，这是是偶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