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小羽和妈妈陆梅及两个妹妹被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接到了北京，母女四人终于住进了正常的房间，好好洗了个澡，睡上了正常的床。此前的一个月，包括中秋节，三个疾病缠身的女童都由摔伤了腿一瘸一拐的妈妈陆梅独自带着，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度过。小羽10岁，出生在一个西部小城，原本聪明活泼、成绩优异，却常年遭受肾病、阑尾炎等多重病痛的折磨。更为不幸的是，2023年她在上海求医的时候，在病房里遭到了猥亵，又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一家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这场噩梦将小羽和她的家庭推进了更深的泥潭。一年过去，小羽仍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大部分时间里都需要以帽子口罩围巾掩面，情绪极不稳定。她抵触一切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男性。9月22日那一天，在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上，小羽又开始发烧，到达北京的当夜，烧到了39.9°C。她刚开始拒绝吃药，妈妈哄了好一阵子，小羽才勉强服下药物。一重又一重近乎绝境的困难叠加在母子四人身上，在她们被压到几乎无法喘息的时候，一群公益人站了出来，群策群力各尽所能为小羽一家营造了一间“社会服务ICU”，帮助母女四人度过艰难时刻，重建生活。时间回到2023年，当时小羽和妹妹小葵因为罹患肾病，长期血尿、腹痛和反复高烧，在家乡治疗无效。在老师的建议下，妈妈陆梅给频繁请假的两个女孩办了休学，在那一年4月带着三个孩子前往省城医院治病。省城医院五个科室对小羽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也没能确诊。半年后，医生建议陆梅将孩子转至上海或北京就医。于是，2023年9月21日，母女四人到达上海儿童医院医学中心。因为反复腹痛持续两个月，小羽先后被安排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消化科、普外科和肾科住院。疾病的折磨、环境的嘈杂、就医程序的繁琐，都挡不住小羽学习的热情。在病床上，她仍坚持看书、上网课，甚至在语言学习app上打卡学英语，连续多天排名第一。小羽的肾病在上述三个科室仍未得到确诊，医生考虑到小羽腹痛时伴有手脚麻木，便做出了让小羽住进该院神经内科继续检查治疗的方案。2023年10月24日，小羽住进了上海一家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病房。这间病房里有三张病床，小羽的病床靠近门口。最里面的病床上是一个有父母陪护的孩子，中间的病床上是一个婴儿，由他的外公杨某某陪护。初进病房时，陆梅觉得杨某某很热情，主动来和母女们搭讪。到了傍晚晚饭时间，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安顿好无法自主站立行走的小羽，并在征得护士的同意后，带着两个小女儿出去买饭，并顺便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大概一小时后，当陆梅再次回到病房，天已经黑了，病房却没开灯。她进门后，一边开灯一边问：“怎么这么早就关灯了？”杨某某的外孙和靠窗的一家三口仍在休息。小羽坐在床上，双臂抱在胸前，哭着告诉妈妈：“旁边的爷爷摸我。”陆梅立即跑到离病房5米之外的护士台，告诉护士台的一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我女儿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和陆梅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问他：“你做什么了？”杨某某说：“我没做什么。”陆梅将小羽抱出病房，然后报了警。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10分钟后，警察来了，在护士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询问小羽和陆梅。小羽一直哭着不说话，警察问了好久，她才说出其中的细节。随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事发当夜，陆梅久久无法入睡。小羽则在深夜突然惊醒，哭着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安慰女儿说：“你什么也没做错。”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也不配合治疗，拒绝吃药，医生跟她说话她也不搭理，只躺在床上蒙着脸默默地哭。这天，在陆梅一再争取下，医院终于给小羽换了病房。第三天，小羽突然对妈妈说：“我要剃头发。”妈妈带她去了理发店。头剃光了之后，小羽对着镜子大哭了起来。从那以后，她拒绝任何人的肢体接触，连妈妈也不能碰。直到现在近一年过去了，小羽没洗过一个澡，终日躺在床上不说话，每天靠安眠药入睡。妈妈只能每隔几天多给她吃一片安眠药，在她熟睡之后，给她擦身子。医院社工部帮小羽联系了精神科医生，并帮忙挂上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号。事发第九天，2023年11月3日，陆梅第一次带小羽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诊。首次门诊记录中写道：“哭闹，性格大变一周。”小羽被该院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经历严重创伤性事件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出现的一过性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恐惧、焦虑、愤怒或悲伤等）。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区别于一般只在创伤发生后几日内出现最多不超过一月的急性应激反应，PTSD的发病时间一般在一个多月以上。一些PTSD会延续数年，病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长。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4月期间，陆梅每周带小羽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一次门诊。4月至今，因为缺钱，这个频率降到了每个月一次。2024年春节前，心理咨询师陈倩开始为小羽提供心理干预。她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小羽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连眼睛都不露出来。陈倩意识到，对小羽不能用常规的心理咨询、沙盘等工作方式，转而采用了带母女四人去公园玩，带她们吃家乡菜，吃冰激淋等非谈话心理治疗方式。但在陈倩与小羽的多次接触中，小羽始终都不说话。只有在陈倩带她们出去玩的时候，小羽才跟她有过几次眼神交流，脸上浮现过少有的几次短暂的笑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心理变化：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首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上，除了之前提到过的：“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意识清，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紧张时有自伤行为。”还加上了“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陆梅说，月经初潮后，小羽整整哭闹了7天，还将月经与猥亵事件联系在一起。她对妈妈说：“就是因为我受到那个（侵害），才会这样。”陆梅不断解释和安慰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子都会有。”肾病和心理创伤交织在一起，使得小羽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最近一个多月，她的肾病在加重，胃口也变得更差，需要妈妈喂才吃上几口。9月24日，《中国慈善家》记者在北京一处酒店式公寓见到小羽母女四人时，小羽刚吃过退烧药，在床上睡觉。多数时候，她都用被子蒙着头，对窗外的世界，以及客厅里妈妈和志愿者的谈话没有丝毫好奇与反应。除了偶尔的咳嗽和翻身，她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除了妈妈和妹妹之外，她拒绝外人的任何交流，包括眼神交流。“向大家求助：看完这个女孩的经历，我的心在滴血，谁有相应的资源可以支持？这种情况不是短期的经济帮助可以解决的，需要长期的跟进。”9月19日晚，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小羽的相关报道，并如此写道。“找我吧。”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在下面留言。
几分钟后，一个名叫“帮帮9岁的她”的微信群建了起来。除了崔澜馨、刘正琛以外，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仇序、“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心理咨询师陈倩等陆续加入了群聊。刘正琛表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可以先拿出5万元资助额度，来服务这个家庭。
随后两天，这个群里的交流总是持续到凌晨，大到母女四人的身心治疗、稳定居所、教育陪伴，小到天气转凉后母女四人的保暖需求、日用品需求，甚至细到救助过程中，尽量减少男性出现在小羽面前的频率，大家都考虑到了。
最终，几家公益机构商定由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主导为陆梅母女四人制定社会服务计划。当务之急是给母女四人提供一个稳定住所，为小羽提供心理治疗，并为母女四人提供身体治疗，还要为小羽的两个妹妹提供教育陪伴。
在评估各方面的情况，并征求母女四人意见后，9月21日晚，新阳光决定将小羽一家接到北京。他们为小羽一家订好了一间酒店式公寓，为小羽安排了擅长PTSD治疗的女性心理咨询师。同时也在积极想办法，安排小羽两个妹妹在幼儿园和小学插班事宜。
9月21日晚上，陆梅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椅子上接到刘正琛的电话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后来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接到好消息后她甚至不敢笑，“害怕一笑，好事就被冲没了”。
这一年来，母子四人经历了不幸，但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包括在上海的时候，一家社区公益机构先后资助了小羽8000元的治疗和住宿费用，其负责人还以个人名义对她们进行了帮助。小羽的病友家属，也纷纷给小羽提供了轮椅等物品，甚至有人还直接给了她500元。
9月22日，在爱心接力下，母女四人搭乘高铁来到了北京，住进了酒店式公寓。第二天开始，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安安带小羽和陆梅去北京儿童医院，解决小羽的高烧问题；新阳光的同事爽爽带着陆梅去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检查脚踝伤病，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在专家会诊后给出了下一步治疗建议。新阳光病房学校老师（为住院治疗或无法出门的重疾儿童提供送学上门服务的老师）果果，则每天到公寓，照顾陪伴小羽的两个妹妹，还制定了每天的学习计划。
随后几天，女性工作人员带小羽去见心理治疗师接受初步咨询访谈，带陆梅去检查她的脑动静脉畸形问题，上门给小羽的两个妹妹提供教育及陪伴，各项安排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9月24日，小羽的两个小妹妹和她们的果果老师已经变得很熟了。三人一起出去晒太阳、捡树叶、荡秋千，玩得不亦乐乎。
小羽的情况也出现了可喜的迹象，这天下午，她从昏睡中醒来，突然小声对妈妈说：“我想吃葡萄干。”女儿的一个简单的要求，让陆梅喜极而泣。毕竟，这是事发近一年来，小羽第一次开口提需求。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吃了一个包子，比之前胃口好了一点。
“多种负面因素都集中在一起了，没有外界的支持，她们母女四人基本上无法应对。可偏偏她们的支持系统十分薄弱，没多少能给予支持的亲友。这时，我们大家的帮扶，就像是让她们进入了一个‘社会服务ICU’。”刘正琛说。
虽然小羽一家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得到了应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仍然有一大堆，比如：陆梅的脑动静脉畸形有出血和致残等风险，需择期住院治疗，她的踝关节伤也需要住院，可小羽目前还寸步难离妈妈。小羽仍害怕陌生人，尤其抵触男性。在上海的最后几天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工部曾安排陆梅母女四人住宾馆。由于宾馆没电梯，老板便下楼开门，并好心帮忙抬小羽的轮椅。结果，小羽一看老板是位男性，马上开始哭闹，坚决拒绝住进宾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众一理事长、“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一直呼吁，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陆梅刚开始带小羽去看精神科时，医生让陆梅做好心理准备，“这个病没有一两年的时间好不了，而且好了之后还很容易复发。”随着心理症状加重，医生又对陆梅说，小羽已出现退行（指人们在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他建议陆梅准备8万—10万元钱，陪护小羽住院4—6周。医生还强调，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明白，但她没钱。为了给孩子看病，家庭已经耗尽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小的债务。小羽遭遇猥亵之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小羽系低保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又需要持续而高昂的治疗费用，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标准，帮助陆梅申请了4万元的国家司法救助金，但这些钱也很快就耗光了。在获得公益机构救助之前，陷入绝境的陆梅只能带着三个女儿，住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门诊大厅里，有时甚至每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小女儿头上长了虱子，陆梅还不小心摔了一跤，韧带损伤，但她也全都顾不上了。也是因为缺钱，陆梅和侵害小羽的杨某某签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肾病缠身的小羽已经患上严重的PTSD，陆梅无力承担孩子的治疗费用，便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陆梅告诉《中国慈善家》，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当时都建议她降低标准，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随时可能会死。而杨某某一旦死了，她可能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陆梅于是将赔偿金额降到了8万，而后又降至6万，最终被杨某某讨价还价至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这份《刑事谅解书》成了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原因之一。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对于陆梅而言，她只能把无奈的过往抛之脑后，着眼于未来的生活重建，而这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对于施以援手的公益机构而言，救助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也都举步维艰。就像刘正琛在“帮帮9岁的她”微信群里所说的那样：“关关难过关关过。”至少，有这么多人帮她们，陆梅母女不再孤立无援地去面对这一切。眼下，住在温馨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酒店式公寓里，陆梅至少可以给孩子们做顿饭。“出来这一年多了，终于吃上了自己亲手做的家乡饭。”陆梅说。（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小羽、陆梅、小葵均为化名）小慈邀你“在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