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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深入农村了解水利发展情况，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科学论断，通过组织苏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保障了农业丰收，推动了经济发展，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在前往中央苏区各地的多次调查中，他了解到，土地革命前丰富的水资源同山林、耕地一样，被少数人占有，尤其是在赣南，地主、富农及乡族势力掌握了全部土地和水利资源的80%左右，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地表水系和耕地总数的20%，农业生产及水利权属情况令人堪忧。当年，瑞金县（今瑞金市）日东乡有个叫李秀珍的地主，他一家占有方圆50多里的大片土地，在这个地盘内，耕地是他的，山是他的，河道陂圳也是他的。他拥有大量土地，却很少自己经营，广大贫苦农民租地耕种常要遭受他的高额地租剥削，劳累一年仍衣食难保。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与土地使用的极其分散，深刻反映了封建土地关系的特征，极大妨碍了水利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还了解到，土地及水利还大受封建神权思想的影响。由于赣南闽西位置偏僻，地主阶级假借神权钳制农民的精神和思想，为自己的剥削、压迫寻找合法借口。这些强宗大族除建宗祠、宗庙之外，还常在聚族而居的村庄中修造寺庙，举行祭奠祖宗活动，把阶级差别说成天命，把农民的苦难说成是风水不佳、八字不合。政权、族权压迫下的农民，艰难地维持着分散而脆弱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虫害无药防治，水患无防洪设施保护，旱灾无水源解救，风灾冰雹、水土流失只能望山兴叹。并且，小农经济下的贫苦农民没有文化，对自然规律一无所知，更易受宗教和封建迷信宣传的影响。于是，有田有水的不讲建设水利，耕田用水的不去改良水利设施，加之穷苦农民自身也根本无力去搞，苏区的水利建设自然就无从谈起。在充分了解苏区水利建设状况后，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农田和水利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水利设施更没有人去关心、去投劳力。省委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田和水利一经分给农民，就应当明确这田和水利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江西工农民主政府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1931年3月15日发表了题为《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呵》的文章，宣布土地和部分水利设施一经分定，即归农民所有，号召农民努力耕作和开展水利建设。5月，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又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布告》，落实毛泽东关于土地、水利所有权的指示精神。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以及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工作，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这一切，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大力开展水利建设运动。在二苏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第一位。”因此，“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毛泽东关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际，为苏区进一步兴起兴修水利的热潮吹响了进军号角。光提出口号是没有用的，为打破苏区水利建设的僵局，毛泽东从打破地权和水权的垄断入手，妥善处理了一些棘手问题。要发展水利就要筑坝、挖池塘，但这样的事阻力却很大，主要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怪。瑞金第4区的白露乡和第9区的合龙乡，是个雨季洪水泛滥、旱季土裂河干的旱涝灾害地区。为了战胜水、旱灾害，白露乡和合龙乡的农民早就想开一条水渠，解决农田的排水灌溉问题。但是，白露乡毛姓土豪劣绅利用封建迷信煽动迷惑群众，说什么如果在这里开了水渠，便会使这里的好“风水”被渠水冲走，在这里居住的人便会难以生存。由于反动的宣传和阻碍，使水渠一直未能开通。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指派山林水利局前往协调解决。3月8日，山林水利局的干部协同召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白露、合龙两乡的群众开大会，就开渠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会最后作出决定：坚决打破迷信恶俗，由两乡农民联合起来开渠。水渠很快开通了，但白露乡毛姓土豪为了自身利益，煽动一些顽固落后分子趁夜捣毁水渠。白露、合龙两乡群众十分气愤，联名上书向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提出控诉，强烈要求惩办破坏水利的首恶分子。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接到诉状，亲自前往现场调查取证，召开群众大会，立即宣布惩办捣毁水利的犯罪分子。首恶分子受到严惩，落后分子受到警告，群众把被捣毁的堤岸重新修筑了起来。1932年4月6日的《红色中华》报对土豪破坏水利建设的处理进行了报道。后来，毛泽东作出指示：姓界、房界一定要打破，幕后操作的土绅劣绅和流氓，一定要坚决打倒！1934年9月，陆定一在《斗争》第72期上发表题为《两个政权，两个收成》的文章。该文强调：苏维埃红色政权实行着与国民党黑暗统治根本不同的政策，“水利方面，特别是今年（指1934年）得到了极其巨大的成绩。旧的坡圳池塘已经几乎全部修好，新的也造了不少，都是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因迷信风水而不准开发的。”该文在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苏区水利建设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毛泽东倡导加强山林水利立法。苏区水利立法，一般是在党的土地问题的政策、纲领中体现出来的。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土地、水利方面的法律法规有近百份。同时，还制定并颁布了专门的山林水利法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山林保护条例》，1934年3月15日中央土地部发布的名为《为发展水利》的中字第一号训令等。从以上法律法规可以看出，苏区时期的水利立法是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当时的立法，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思想认识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着改进。在关于水利的没收、分配和所有权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苏区还成立了专门管水治水机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张鼎丞被任命为首任土地部部长（兼任山林水利局局长）。根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土地部之下设立土地委员会和土地建设局、没收分配局、山林水利局、调查登记局。山林水利局的职能是管理坡、河堤、池塘的修筑与开发，以及水车的修理和添置，山林的种植培养、保护与开垦等。1934年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指出：“各省、县土地部山林水利局为春耕水利建设的领导机关，区、乡苏下应健全山林、水利委员会。”按照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在苏区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山林水利管理组织，它们虽然编制不大、人员不多，却为苏区的水利事业全面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毛泽东等人的建议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竞赛活动，中央苏区内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瑞金武阳区“真正做到了‘有组织的动员’，激发了农民群众空前高度的劳动热忧”。他们召集各种必要的会议，解释大纲的要点，讨论本地的进行办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水利建设工作中去。武阳区最好的是石水乡，“全乡的陂圳池塘都开发了”。他们“2700多人除老小疾病外，成年青年、妇女儿童通通参加生产，激发了空前高度的劳动热情”。他们开展了兴修水利比赛，“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石水乡的特点，是党、政府及群众团体三方面总的动员起来，这和许多地方一方面动员了，其他方面不动的现象完全不同。在这里，党与政府当然是领导的中心，但若不推动群众团体尤其是贫农团与妇女代表会，决不能造成伟大的运动。”1933年5月，毛泽东在瑞金武阳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亲自将“春耕模范”的锦旗分别授予了武阳区和石水乡。1934年4月7日《斗争》第54期发表题为《春耕运动在瑞金》一文说：为着实现增加收成两成的战斗口号，今年在水利的振兴方面是特别注意的。……据9个区的统计，这50天中，已经修好和筑好新旧陂圳1404处、新旧筒车88乘、水车1007乘、水塘3379个，其中还在进行中的不算在内。……水利的兴发已经达到了下列的程度……94%的田受到水利的灌溉。植树运动有了大的开展，50天内种了59,3402株。今年不比旧前年，残酷战争在眼前。保障秋收加两成，开展竞赛莫迟延。增加生产各争先，建设水利好明年。男女老少齐上阵，优胜题名红报边。工农力量大如天，坏坝崩坡筑得坚。蓄水池塘也整齐，无雨水足不靠天。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中央苏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取得很大成绩。1932年春季和冬季，江西会昌县大力兴修水利，许多久已失修的水利工程都修筑起来了。寨背乡有一座“山水陂”，过去是郭姓一姓人的，“1932年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这座水陂的灌溉区域，不分姓界实行统一规划，大大地扩大了灌溉面积。”1932年春，广昌县新安“在石灰坪地方修建了一条身高2至5尺、长达50多丈、灌溉达6里多路的水圳，灌溉1500多亩，当年获得增产35%的大丰收”。中央苏区连年取得丰收。以江西瑞金为例，东华陂的筑建，使叶坪、象湖境内的1万余亩旱田得到灌溉。1932年，这两个乡增产8000余担谷，杂粮也获得丰收。同时，这一带的人畜饮水困难问题也得到解决。水利的发展，使粮食产量有了普遍的提高。会昌县“1932年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丰收。在全县范围来说，比1931年约增加20%，小密乡1931年每亩平均稻谷产量200斤左右，1932年增至400斤左右”。宁都黄陂“1932年是个大收年，那年这里无战争，大家全力搞生产，稻谷产量估计比上年增加20%”。上杭才溪农业生产“1932年恢复了20%”。1933年，赣南苏区的粮食产量“比1932年增加15%”，“福建苏区平均增加一成上下”，而闽浙赣苏区则增加20%。1934年，中央苏区的粮食保持了继续增长的势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水利建设的成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现在则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