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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音》编务方面，赵朴老在处理佛教与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智慧，也令净慧法师受益匪浅。赵朴老的政策水平高超，在文字指导中常有点石成金、立竿见影之效。
净慧法师在主编《法音》期间，由于赵朴初亲自指导和把关，对刊物的定位非常准确，对宗教政策的把握也比较到位。他认为《法音》具有积极的导向性，“态度要明确，导向要正确”，要担当起“作为会刊的使命和责任”，如实传递信息，“契理契机地宣扬佛陀的正法之音，如理如义地推动法轮常转”。
并且，他主张“佛法是佛弟子生活的指南”，无论讲经说法还是弘法文字，都要“紧密地联系生活、贴近生活、指导生活”，《法音》不能脱离对教友修道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指导。[ 净慧：《迈开步伐 走向未来》]在1991年《法音》创刊十周年之际，他明确把“提倡佛学与学佛一致的学风，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上，体现佛法净化人生、安顿人生的作用”[ 《迎接第二个十年》，《法音》，1991年第1期。]作为《法音》努力的方向。这既是满足读者来信反映的需求，也成为了净慧法师一贯坚持的办刊宗旨。
当然，净慧法师这种佛教本位的主体性意识，不单是他个人阅历的增长，更在于宗教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提升。落实宗教政策以后，公民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和法律保障，宗教主体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践。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佛教要与世间社会制度相适应，同时也强调佛教的主体意识，回到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
在当代大陆佛教界，净慧法师是为数不多的公认的学问僧，而他更是得到学术界罕见的一致好评。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如是说：“他是佛教研究学者的教界朋友，他对学者的尊重、谦和、包容、友善、慈悲，赢得了学界的赞誉、尊敬。我个人更铭记在心的是：在彼此见面时，法师总是以老同学称呼我，交谈融洽、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方立天：《学习净慧法师的创新精神和慈悲情怀》]
在净慧法师圆寂百日，2013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主办“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表达追思纪念，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法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五十多位佛教研究学者参加了会议。
邢台大开元寺风光 马兰黄羊 | 摄影
专门举办学术研讨会来缅怀一位当代高僧，这在大陆学术界恐怕是仅有的一次。而这种深厚的情谊，除了净慧法师自身的道德修行和渊博知识，也源自他在编辑《法音》时就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者建立起了良好而真诚的关系。
深入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佛教研究方面书刊奇缺，而且对佛教的态度也有失偏颇。直到《法音》杂志和《法音文库》等书籍出版，才为学习和研究佛教提供了相对客观的参考和指导资料，就如一些著名学者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佛教资料稀缺的情形。
日本爱媛大学邢东风教授回忆：在北京求学时期，“佛教学习，更不用说研究了，学的条件都没有。在我大学时代，我是1977级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几本客观介绍佛教的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只有黄心川先生的《世界三大宗教》，这里面有佛教一点客观介绍。后来赵朴老出了《佛教常识答问》，那又稍厚了一点儿，还是法源寺送给我的——社会上不能卖，那是佛教内部刊物。佛教的苦痛是数不尽的，我们想学的也很苦！没法学，根本没条件学。”[ 邢东风教授讲于中国佛学院（2016年9月19日“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笔者据录音整理。]
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回忆：“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阶段，开始与主编净慧长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1983年，当时我要写我的研究生论文《天台止观》，但是我们学校的书除了一部《大正藏》之外，所有的书——包括郭朋的书，一个书包就能装下来……所以，当时我们感受没书看的那个痛苦，特别是看藏经都很困难。”[ 王雷泉教授讲于中国佛学院（2016年9月19日“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笔者据录音整理。]他还讲到：“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阶段，在《法音》发表了《日本新编〈大藏经索引〉介绍》（1984.1）和《天台宗止观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1985.5），开始与主编净慧长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我）写了一篇（日本《大正藏》）文章投给《法音》，这篇文章也奠定了我亲近净慧法师的一个机缘。净慧法师非常慈悲、非常谦虚、非常工整地给我回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我还保存着。”
《法音》不仅在佛教界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其影响力也慢慢扩展到学术界，推进了佛教相关研究。《法音》从创刊，就赠阅给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一些学者也经常在《法音》发表论文。净慧法师所在的《法音》编辑部，则成为当时青年佛教研究学者、高校佛学爱好者经常借阅资料、交流互动的聚会场所。很多人或因阅读《法音》，或因给《法音》投稿，或因佛教研究求取资料，渐渐与净慧法师结识，有些学者、读者、信众也常常从外地慕名拜访。
邢台大开元寺风光 马兰黄羊 | 摄影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回忆：“我与净慧老和尚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党和政府拨乱反正，重新落实信仰自由的政策，国内各宗教团体也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当时，为了推动对我国传统佛教文化的研究，我与我的老师石峻教授，以及学友方立天教授、许抗生教授、乐寿明教授等一起商议，决定编辑一套《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以解决当时各寺庙、各学校佛教文化资料缺乏的现实。
于是，我时常去中国佛教协会，也就结识了当时主笔《法音》杂志的净慧老和尚，交谈之下十分投缘。净慧老和尚为人谦逊，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寮房中，我与他谈起了当时也刚刚恢复的僧人教育问题，不知不觉谈了一个下午，其间老和尚一直虚心地听着，使我十分感动。”[ 楼宇烈：《悼念净慧老和尚》，《禅》，2013年第3期。]
四川大学陈兵教授回忆：“认识净慧法师，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时。当时佛教刚刚开始恢复，我经常去广济寺拜访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的巨赞法师，向他请教佛学问题。1981年，《法音》杂志问世，巨赞法师任主编，我每次拜访都见他在审稿，一次，进来一便装的中年人，拿着一大叠稿子请他审理，后来知道这位中年人便是净慧法师，俗姓黄，我看见他住在《法音》编辑部附近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因友人倪维泉居士之托，我曾请问过他关于某稿件的事。”“使我得以与净慧法师结缘的桥梁，是《法音》杂志。巨赞法师圆寂后，净慧法师继任《法音》主编，这时我也开始在这份刊物投稿。从1989年起，约十多年间，我的稿子经常在《法音论坛》栏发表，多数都放在第一篇。”（待续）
传灯无尽 | 提出生活禅的思想背景——净慧长老主编《法音》期间的历练和思考（2）
传灯无尽 | 提出生活禅的思想背景——净慧长老主编《法音》期间的历练和思考（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