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一部小说，出版机构出版，读者阅读与评论者评论，参与奖项角逐。这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文学生产、消费与评价的路子。但是，因为“名利”这对魔鬼的诱惑，加上适宜的土壤，一条正常的路便会旁逸斜出，生出一条文学生产、消费与评价的歪路子来：作者（某些有能量或者一官半职的人）写出一部小说后，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或找企业赞助、或找官方项目经费——买个书号出版，再找宣传部门或什么协会弄笔钱，开个热热闹闹、掌声一片的研讨会，然后再运作出个什么政府奖来。
这样的歪路子随处可见。拿公家的钱，出自己的小名，满足大大的虚荣心，一帮“吹鼓手”也有了收入，有关部门也有了“政绩”，可谓皆大欢喜。唯一不够欢喜的是，这类书与艺术水准无关，与读者无关。我认识一位县市文学的“掌门人”，写作水平一般，但能量大，写了一本以当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从出书到研讨到参评国家级奖项，政府拿钱，前后花了近80万元，结果奖也没拿到，热闹开场，惨淡收场，令人感慨。
所以，我以为这歪路子“歪”在：
第一，浪费了国有资源。谁有权有势能“折腾”，就能拿到钱办自己的文学事儿，这“歪路子”走一次，少则五万八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这是一种变相的贪污。第二，扰乱了文学评价生态。有钱就能买到好评价，买到宣传，难怪各种研讨会上“史诗”“经典”“划时代”的著作很多，而读者那里很少。严重的是这种“研讨会评价”会影响读者的艺术判断。第三，破坏了文学评奖机制。自从“获大奖”变成地方文学“政绩”后，进京“跑奖”、借研讨会“要奖”的事屡见不鲜。
为此，据说北京诞生了一批职业“跑会家”，他们大都在评论界混的时间长、资格老，时常参与各种评奖，地方上为了获奖，花巨资将研讨会开到北京去，请上这些可能的评委出席，“红包”可观。有位老先生，为了“跑”研讨会，不顾年岁高，专门买了一辆车来“跑”，一年收入四五十万没问题。
与这“歪路子”不同，在文学出版评论上还有一种“野路子”。
因现在出版社是“利”字当头而非“艺”字当头，出一本文学类的书异常艰难，加上那些出版资源、扶持资源被“歪路子”占去了，所以，绝大部分文学作者只能自掏腰包，出版一本自己的心血之作。这些书印刷不够精良，在文朋诗友的圈子里流通，彼此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自生自灭，孤独前行。这即所谓的“野路子”。
有一个重庆农民，酷爱写小说，小说也写得很不错，时常在各刊物露脸，他为了出一本书，卖掉了自己的耕牛，他很自信他的书能在书店里卖掉一些，但是他的书进不了书店，最后他用装化肥的蛇皮袋背到集市的地摊上，与那些鸡鸭鱼肉摆到一起卖，仍然没有人过问，只有惊奇空洞的眼光掠过他苍老的面孔。
对那些自掏腰包出一本小说、散文集的文学作者，我是心存敬意的，他们喜爱写作，真诚写作，不仅倾注自己的精神财富，还要贡献自己的物质财富，来出版一本书。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背着印数不多、装帧不考究的书，穿行于文友间，然后双手恭敬地送上：请指正。每每遇到这种场景，我总是很感慨：他们没有赞助，没有研讨会，没有评论，评奖也是奢侈，但文学微弱而温暖的薪火在他们之间默默传递。
由“歪路子”想到“野路子”，我觉得阵阵悲凉，中国文学在两幅图景间彼此交换，一幅是热闹的、虚妄的繁荣图景，一幅是孤寂的、扎实的冷清图景，但哪一幅更真实，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