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是我国古代传承数千年的“婚娶制度”，按伦理和法律而言，一夫仅有一妻，而且女方的家庭地位若是很高的话，男方也需要匹配的身份才可以迎娶。但妾却不同，妾不需门当户对，失去了礼法庄严的保护，而且在古代，不论一个男人地位如何，都有着“多妾”的权利，因此自古以来所说“男尊女卑”、“夫如妻天”，很大程度是指的妾，因为“正妻”在一定程度上还获得与“夫家”平等的地位，妾则没有。

在宋代，“纳妾”现象随着士大夫的享乐频频发生，虽然有着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公示“坚决不纳妾”，但终究抵不过潮流，如千年才子苏东坡，就和妾王朝云上演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可在“纳妾”现象的背后，宋代还有奇怪的“租妾”现象，彼时称为“典妾”，租意味着“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开始流动，这可以说是商业发达的宋代所演变的一种畸形现象，挑战着人性，但令人咂舌的是，这种现象被风靡起来，时人乐此不疲。

一、扭曲的“典妾”，可以租赁的“临时夫妻”

“典妾”之所以用“典”，是因为这种现象起源于欠款者以及急需钱财之人，以自己的“妻子女儿”作为“质押物”向另一方借钱，于是号之为典。妻子女儿不同于物品，是活生生的人，但是因为社会地位低下，不论是典当的一方，还是“受典”方都毫无心理压力，将这种情况看作天经地义。

为何这种“质押妻女”的现象严重？

本质还是在于宋代发达的商业。虽然有着完善发达的商业，但却没有合理公平的伦理观念作为指导，女性在此之前，不是一生“洗衣做饭”、成为生育工具，就是“相夫教子”，虽然贵族阶级人群的妻子地位地位不算低，但对于家庭关系而言，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敢质押“妻女”的往往都是社会中的小商人，他们的出身和困境，只有出卖尊严才可以换来转机。于是便有了“宋代蓄婢，蔚成风尚，不以为耻，即士大夫之流，亦不例外”。

但是质押妻女，并不是一锤子开卖，典“妻女”者只典当一段时间，与典当货物借款一样，还了本钱和利息，又可以把妻女取回来。但越是这样，才越让人感到荒谬，因为这意味着，“典妾”之风，对女子而言是无尽的灾难。宋人周密曾记载当时一位名为“高文虎”的士大夫，他就是著名的“租妾”者，他的妾名为银花：“同往新安，供事三年，登城亭，览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适也”。

这里所说的“供事三年”，其实就是指“租妻”的时间，银花本为人妻，但奈何夫家变故而被典到高文虎处，这期间，他们“胜似情侣”，但事实的本质却是让人震撼，这对仅仅是“临时夫妻”，还是光明正大的如胶似漆，其之亲密背后让人匪夷所思。

二、典“妻女”成风，典妾成为产业

重利之风盛行的宋朝无疑开始走偏，需要钱的商人质押妻女，一次不够还有多次，有些士大夫阶级甚至还要“择典数之为优”，意思就是被“典当”次数多的，还有被租赁次数多的“女眷”，在士大夫眼中反而还能获得高价，这种市场风向，已经完全偏离了传统的伦理法则，暴露了人性的恶。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描述社会中常态的“典妻”根源：“市井萧条，民益困乏，禁锢科责，没其资产，犹不能尝，至有雇妻卖子者”。这里可见，这种风尚的起源，和小商人走投无路的处境息息相关，所谓“雇”和“卖”，两者的字面感受天差地别，但在这里却是同等意义，“租妻卖子”，无一不是人性的阴暗面。

随着这种情况越多发生，风气盛行，“好商”的宋代人又想出了一法子，干脆直接将这种“典妻”潮打造成产业，满足士大夫阶级。

因此在宋朝京城附近，诞生了一条“租妻女”的产业链：“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壁。稍长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待”。这种扭曲的风气，因为士大夫阶级的喜好，直接将“生女”当作乐事，但这却不是女性地位变高的象征，反而是落入进一步悲惨命运的循环。

京城的中下阶层人家，对生出用于“租赁”之女悉心照顾，“爱护之如擎珠捧壁”，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在普通的百姓人家简直是奇闻，但随后到了一定年纪，又要女子进行专门的“培训”，为的只是调养好女子，供给士大夫享受。

虽然“典妻”之事不在少数，甚至更要活跃于典女的市场需求，但迫于伦理，此类事情却是少有典故记载，可当时“贩女租妻”者鬼迷心窍，在大商业的冲击下，为了明哲保身，唯有用这种方法消灾解祸了。

而另一方面，士大夫阶级们自己以此为娱乐，经常聚众，到“中下之户”家里和他们签订“租女”合同，“典妾”合同往往写好租赁多久，一年还是三年，而需要支付的钱又是多少。当时圈子里还以“轮次典享”为雅趣，可见士大夫扭曲的一面亦是让人难思难解。

三、宋代“被典女子”浑噩下被支配的命运

从被丈夫、父亲典出去，再到士大夫筛选，带走的过程，最重要的女性在其中却是扮演了“商品”的角色。她们不仅无法反抗，还要顺从夫家的意思，再顺从士大夫的意愿。

随着士大夫阶级的风靡开始，商人群体也开始“以之为乐”，“典妾”市场在民间兴起，市场的特征便是存在“竞争”和变迁。这种规律放在女子们身上，也是起到相同的意义。周密笔下所写的高文虎，其“典妾”银花便是有着一定的容貌和才艺才被高文虎选中。因此，在这个市场中，底线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租赁”的女子是否符合心意。

南宋时袁采一句“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当不应典当”把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本质给掀了个底朝天。典当，已经成为当时男性“租用”人妻人女的好听说法，典当在宋代被看作为正大光明，是商业的一种。而女子，仅有接受和跟随，并不能再有其他的的表态。

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的女子还“以典为荣”，因为“典妾”和青楼的费用不在一个档次，典妾显然收益更高。而且在被“租赁”期间，女子跟随士大夫游山玩水，尝尽山珍海味，士大夫对自己挑选的美丽女子自然是喜爱无比，这种日子有些平凡人家的女孩一生都难以仰望，但一旦被士大夫看上，“典当”了去，那她们就能不停地享受这种生活，还可以跟随不同的士大夫享受。

四、典妾现象背后的乱象

宋朝兴商，商人地位提高，越来越多人进入商海，从生产而言，宋朝是极具进步的，可惜，在封建皇权，儒道理学的压迫下，男女地位的失衡，终究是让男人失去了底线，女子失去了保障。

经商者变多，市场竞争淘汰者不计其数，而宋朝借贷业兴旺，不仅民间私人借贷多如牛毛，以国家“内库”为主的经纪机构还频繁放贷，大量的资本汇入市场，也让越来越多人从商、膨胀。但商海浮沉，大浪淘沙后所剩者寥寥无几，失败者心如死灰，典妻典女已经成为救命稻草。

典妻典女的本质除了人性的邪恶，还有宋朝扭曲的从商之风，不论是从商者的疯狂，妻女都可以出卖，还是放贷者的贪婪，连贷款者的女眷都敢接典。不得不说，士大夫的“典妾”之风，和他们的推动息息相关，商业也因此被扭曲解读，当有人从事“典女”事业时，就可以看出不正常的消费观念和道德观念。

南宋时，理学在打架，强调天理人欲，但在男女关系面前却又把本心弃之如尘埃，男女之风在宋朝是扭曲的，除了贵族阶级的人没被波及，中下平民百姓的思想走向极端，与其说“养女”不如说“养妓”，不如说“典妓”，可笑的是，掀起这种风尚，为之消费呐喊的还是最懂理学的那批人，说到此处，教人如何不唏嘘。

结语：

典妾并不是兴于宋代，但却风靡于宋代上层社会。其实典妾的本质与士大夫爱好风月场所，流连青楼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在一个重商重利，礼法和伦理崩溃扭曲的环境下，又延伸出了这番丑陋的色彩，这是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地位养成的弊端，更是重商风气下的深刻顽疾。而理学在两宋时兴起，两种冲突的思想本质也展现了宋代社会士大夫“执理之言，行俗之事”，他们把持道德和思想高点，却又违背自己的准则，而小商人群体，更是以此行业现象为常态，可谓两宋时期最令人难以启齿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