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普遍认为，特朗普代表着美国国内的收缩性力量。随着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爆发重重危机，美国这一旧全球化秩序的缔造者不得不在战略上进行收缩，对全球事务采取更加保守与退缩的姿态。特朗普再次胜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窗口期，敦促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新的国际秩序，思考如何重构全球化，尤其是本轮重构全球化进程的特色时代、技术、产业背景。这将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空间、以及多极化世界形成的重要战略性问题。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变革构成我们当今正在经历的全球变局的重要一环，而我们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却对这一因素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理解。

历史告诉我们，全球化的进程一直与信息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的生产链条得以扩张，全球性的生产要素能够被更充分的利用，更广阔的市场得以形成，创造了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深陷在世界体系中。一方面，全球化的资本本就是信息技术嵌入全球经济的过程的基础；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又只有在一个与之匹配的全球化体系中才能平稳运作。恰如本文指出的，美国如今的乱局、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广泛危机，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当前的世界秩序没能与信息技术“和平相处”。‍

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代表了信息技术的最新阶段。本文指出，纵观过去，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了组织效率，将原先许多难以纳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组织了起来。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会为新的全球化秩序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并在重构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这一可能性。‍‍‍‍‍‍‍

对于互联网企业与其他中国的科技企业来说，伴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压力，“不出海就出局”已经成为共识。但恰如本文指出，对互联网企业来说，一个安全且有发展潜力的海外、投资发展空间，必然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细数过往三十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同中国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庞大消费市场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同增长”的典例。展望未来的三十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真正成为全球化的企业，必须超越仅仅向欧美市场输出消费端产品的旧模式，转而思考如何伴随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更全面的数字技术出海。一方面，继续与此后三十年世界经济中“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同增长”；另一方面，依靠中国的产业链向外扩张带来的经济合作，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中找到更加安全、可控、稳定的发展空间。‍‍‍‍‍‍‍‍‍‍‍‍‍‍‍

重构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

信息技术一直是经济增长、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组织起最前沿的信息技术的互联网企业更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高质量发展、重构全球化的重要商业主体。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程一直同国家的发展进程深度绑定。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腾飞，国内经济强筋健骨，各类企业也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深度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贸易秩序中。互联网企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过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为中国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重要动能；也借助供应链、技术、人才等优势，通过内容、资本、电商等形式参与到全球经济贸易秩序中。

如今，中国面临的发展议题有了重要变化，互联网企业也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西方内部政治经济危机推动下，旧有全球化秩序正在收缩；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成长，各国正在试图为全球化寻找新的可能性与发展空间。新旧全球化秩序碰撞之间，作为全球化重要微观力量的互联网企业也在遭遇着严峻挑战——从在美国长臂管辖下屡受钳制的华为、中兴，再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TikTok、WeChat。各类事件表明：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化转型秩序中的战略重要性不可忽视，作为全球化力量的互联网企业也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安放自己经济利益的安全且有潜力的投资空间。

互联网企业身处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历史正在向我们抛出新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思考，如何用好互联网企业这一股鲜活的全球化力量，推动新型全球化秩序生成，将是重要的战略问题。从互联网企业自身出发，如何在重构全球化的背景下认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构建或重构全球化战略，是在当下以及未来许多年都必须处理的核心战略问题。

自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至今的30年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已经成长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自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展开的40余年间，全球的互联网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信息技术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从信息技术革命之初到如今，各类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理解这一时代变局，才能更好定位中国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了组织效率，将原先许多难以纳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组织了起来。由此，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从共享经济到零工经济，互联网成功将原先难以组织的各类零碎的生产要素，例如私人车辆、零碎劳动力、用户注意力、数据等，成功纳入社会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另一方面，传统的生产过程因技术提供的信息能力得以提升效率，能够采取更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各类柔性供应链、弹性供应链涌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得以兴起，超越以往大工厂式的标准化产品，既吸纳了更多劳动力，也创造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打开了新需求与新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企业“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对于全球化的影响同样在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链条得以扩张，全球性的生产要素得以被更充分的利用，更广阔的市场得以形成，全球经济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之前，全球的价值生产主要集中在G7国家，通信与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生产能够超越国家，以产业链为单位在全球组织生产。以往，G7国家的制造商们通常采购国内的中间投入品来制造产成品并销往世界各地，除一些必要原材料外，生产基本以国家为单位组织。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生产过程可以“打碎”，通过跨国性的生产网络的方式组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此承接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业转移，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得以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推动了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2000～2008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产出和消费增长的70%，几乎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两倍（数据源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17.4）。新型市场国家的生产要素与消费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信息技术是促成联结的力量，是吸纳更多生产要素、创造更多经济发展空间的力量。但信息技术并非“没有国界”，反而深陷在世界体系中。一方面，信息技术能够嵌入全球经济，本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的资本是信息技术嵌入全球经济过程的基础。信息技术诞生之初曾出现过众多标准不同的通信网络，网络之间难以互联互通，各国围绕全球通信秩序展开过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恰恰是美国跨国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利益诉求，最终推动了全球通信网络标准的统一与因特网（the Internet）的诞生。中国的互联网最初的发展也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与国际金融资本，思科、微软、IBM等公司都曾深度参与中国互联网的建设，众多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海外资本的注入。

但另一方面，只有在一个与之匹配的全球化体系中，信息技术才能平稳运作，实现其经济效果。否则，其结果将是卡尔·波兰尼指出的“双向运动”——即经济自主与全球自由贸易的神话被打破，保护社会的力量再次兴起，历史的钟摆摆向逆全球化的一面。信息技术在美国的演进历程就是一个绝佳注脚。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在美国爆发，软件、芯片、互联网等新经济企业在 20 世纪末成为美国的主导部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进步一度将全球化事业推向了高潮，彼时，“世界是平的”，互联网企业与信息都可以生来“自由”、生而“国际”。但新经济光鲜的背后，是传统汽车、电子、机床等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与外迁。正因信息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组织的方式，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性的支配，沿着成本最小的路线不断向海外、尤其向东亚地区转移。美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量美国民众被排除出生产过程、贫富差距拉大，制造业空心化、基础设施破败……来自美国民众的保守主义呼声越来越强，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促使美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全球化秩序陷入震荡。美国国内对大型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议程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重要的政治选票来源，恰如20世纪美国镀金时代酝酿出的反垄断浪潮一样。

旧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没能和代表全球化力量与先进生产力的信息技术和平相处，没能顺应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调节旧有的治理体系，由此导致了全球化秩序的动荡。二战后，美国建立了有利于资本跨国流动的世界秩序，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叩开各国市场，并利用国际收支逆差确立美元金融霸权。然而，长期的美元逆差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同时造成美国自50年代以来持续的资本外流。这一内生于美元霸权秩序的资本外流趋势，同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新布局耦合，共同推动了美国中西部锈带问题的出现与美国国内社会的极端撕裂，将美国推向了全球化的对立面。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爆发，世界秩序也因此迈向了碎片化，传统的国际治理体系与治理规则受到巨大威胁，中国出海的互联网企业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遭受打击压迫。新信息技术原本应该用于联结更多的生产要素与市场，创造更多的生产力与经济价值，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却因为美国缔造的全球秩序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而反而变成了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诱因。

全球化秩序的动荡深刻影响到了当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内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自身规模庞大的市场、劳动力与资源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描述上一轮全球化秩序中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关键地位。中国的企业也搭上了由此带来的资本、技术与内需增长的快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发展模式的动荡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与中国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与挑战，中国与中国企业中国与中国企业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互联网企业过去几年面临的经济压力、各种降本增效的决策，都说明在互联网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已经从扩张式增长转向收缩式增长。

在国内国际双重变局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早已深感压力，这一压力也反映在影响了互联网企业的出海战略。2015年，伴随着在国内的巨大成功，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意识到了自身已经有资本、有技术参与到全球市场的角逐，并开启了一轮重要的出海潮。但随着百年变局的纵深展开，全球化布局对中国互联网企业而言，不再是可否的抉择，而是关乎生存的时代命题。在中国生长三十年后，国内发展空间暂时遇到瓶颈。2021年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广泛出现了对外投资萎缩、新业务开展进度缓慢等问题。独角兽数量整体的减少、创投市场的低迷，以及随之出现的内卷式竞争让互联网企业广受批评，甚至导致了互联网企业与社会的一系列摩擦。能否通过出海扩展新的用户场景，增加业务规模、改变业务形态，变成了互联网企业打开自身战略空间的重要支撑。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在全球化浪潮中开辟新的增长曲线，要么在内卷的泥潭中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互联网企业不得不更多迈向海外的同时，也更加剧烈地受到全球化秩序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冲击。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遭遇最具代表性。以Shein、Temu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成功与危机事实上都与全球化秩序的动荡息息相关。Shein、Temu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难以抑制的高通货膨胀率。对在工厂倒闭、工业萧条和工资长期停滞的美国人来说，Shein、Temu倚靠中国产业链出海带来的廉价商品成为稳定美国民生的重要支撑。但即便有稳民生的压力，美国政府依旧在不断尝试加征关税、废除对廉价商品极为有利的“美国个人消费者购买800美元以下商品免税”的政策，屡屡提出要终结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以重振供应链，即便很可能实质上损害消费者与美国在高价值行业上的创新力。TikTok遭遇的更直接且严苛的打击，更是彻底暴露出了中国企业因为美国战略收缩而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可以说，以Shein、Temu、TikTok为代表的出海企业在美国的成功与风险，都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衰落动荡过程中的注脚，注定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

旧全球化秩序的动荡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巨大不确定的同时，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渐生成。这构成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逆全球化潮流在使世界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这其中，尤其以中国的“一带一路”为全球性供应链产业链重组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中国以十四亿人脱离贫困、迈入小康的巨大市场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还可以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创造就业和居民收入机会，使其踏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另一方面，中国完备的基础工业能力与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具有极强的韧性，能够将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以“一带一路”为基础形成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拉动相关国家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能够将信息技术整合进生产过程中的互联网企业，将可能成为新全球化秩序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欧美市场相对，更容易进入的东南亚、非洲、中东则开始承接越来越全面的数字技术出海，包括在欧美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的通信网络、云计算、数字支付、数字金融等等项目。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提供的不仅仅是消费端的产品，而是在全面推动当地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入改变当地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方式。 

中国科技企业也正在加入这个进程中：华为云2023年为南部非洲14个国家提供云服务，正在持续加强海外投入的腾讯云今年在中东地区收入同比增长高达85%。面向东南亚与“一带一路”的数字化技术与服务出海也将随着中国打造的全球性供应链的兴起而获得更加旺盛的需求，从产品应用出海到数字基础设施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尝试参与塑造全球数字产业。

正因处于新旧全球化的夹缝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局面，面临着“我是谁”“我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战略性追问。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战略从未如此紧密地和中国的国家战略转型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推进重构全球化的战略进程中，互联网企业所代表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组织方式，一方面将顺着中国重构全球化进程指示出的新的全球性供应链网络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中国重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微观力量。

（一）新型全球化：互联网企业的安全发展空间

在解读中国企业独特的发展路径时，曹远征特别指出，中国企业在发展路径上之所以呈现“规模最大化”特征而非“利润最大化”特征，并迅速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核心逻辑就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并“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发展之初就面临着“资本外汇双缺口”问题。除引入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要想快速发展就不得不借入资本、负债经营，才能把企业规模做大，但也使高杠杆成为常态，并隐含着快速去杠杆导致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惨痛的教训。但中国始终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其秘诀就在于过去30年间，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中国企业始终同坚持“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不断改进自身产品以适销对路，其现金流始终为正。由此，中国企业以14亿人口提供的巨大规模性为基础，走上了一条规模取胜的道路，规模效益不断递增、边际成本不断下降，为中国企业负债经营、快速发展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塑造了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

对于尤其以规模取胜、赢家通吃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与过去三十年购买力极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出现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的产业得以以低成本迅速发展，即利用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又利用范围经济建立了全产业链的竞争力，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也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也推动了消费者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特征对互联网企业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本身就建立在国家建设的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基础上，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的规模经济提供了重要前提，譬如村村通工程促成的互联网、公路等基础设施使得电商在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大的普惠性与规模性；第二，对许多出海企业来说，中国的强大产业链与产业体系极大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Shein等快时尚行业所依赖的中国纺织供应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对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创新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海量的高频次重复任务能够推高自动化（数字化）的价值,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大规模的产出和应用能够有效分担技术前期的高额投入，推动投资与技术迭代没，移动支付、微信小程序之所以能在中国率先获得成功就可归功于此。例如，早在2021年微信小程序的月活就超过了4亿，这一产品形态也走向了海外，例如今年新加坡最大共享单车平台 Anywheel 上线小程序，成为和具体使用场景相结合的中国数字创新典范。这些因素也都促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密切相关。从2000年到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201.23%，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抓住特定时段收入快速增长的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的互联网企业往往能够突出重围、快速崛起。例如，近期风头正盛的拼多多，能够迅速崛起为市值第一的企业，恰恰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下沉市场，与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农民群体连接在一起，忧其所忧，不仅可使工业品下乡，而且也使农产品进城，这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结果。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打下了一个坚实且安全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凸显与全球化秩序动荡，“不出海就出局”逐渐成为新时期的发展共识。但出海同样需要找准发展空间。一个安全且有发展潜力的海外投资、发展空间，必然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超大规模性的自然延伸，也将是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新的“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随着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经济体的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情况正在获得历史性改善，相关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条件也在日渐完备。例如，自20世纪末中非数字基础设施开展以来，中国建设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帮助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这同中国曾经推行的“村村通”工程一样，将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打下基础。

由此带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市场，对于试图出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而言也将可能是新的“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当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延宕，全球再次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转移，尤其是产品组装环节许多已经转向国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增加国内收入，增加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市场规模；同时，相关国家制成品向中国出口可以利用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促成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带来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正在将越来越多上一轮全球化中没能被组织开发出来的生产要素与市场纳入全球化生产进程中，这将会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增长。麦肯锡2017年曾预测，到205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新增中产阶层 30 亿人。同这30亿人一同成长，将中国的互联网产品铺向全世界，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机遇。

同时，随着国际产业竞争已经脱离国家间竞争来到产业链竞争阶段，顺着一条稳固且有韧性的产业链进行投资对于出海企业来说是相对来说更为安全的策略。在中美竞争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当下，由于中国内部超大规模性导致的产业链溢出所形成的新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崛起。中国拥有从手工制造到高新技术的完整工业体系、世界一流的基础工业能力国可以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西亚各国为代表资源优势，和RCEP东亚各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联结在一起，形成纵贯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西亚、中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其资源禀赋优势嵌入这一产业链，从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产业链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共享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中更容易把握的确定性。

（二）互联网企业与中国重构全球化的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美西方围追堵截之中稳定经济民生，减弱逆全球化潮流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推进新型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中国将经济循环将延伸到世界各地，推动更多南方国家融入发展潮流，强化全球产业链韧性，抵抗来自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力量。在这个进程中，信息技术以及组织起信息技术的互联网企业的参与至关重要。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最前沿，也是生产组织变革创新的最前沿。纵观世界技术-经济发展史，每一次霸权转移都伴随着组织能力的创新。乔万尼·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指出，在霸权转移进程中，新的世界秩序会发展出更强的组织能力，以促进、组织和调节一个规模与范围比前一次更大的新的资本主义扩张。企业往往是这一组织能力创新的重要承载者，每一次技术进步与霸权轮替都会创造出伟大的企业与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变全球的经济贸易方式。当今世界恰好又到了一个霸权轮替周期。当世界正从美国霸权迈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已经展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与技术能力。平台型生产组织同上一轮占主导地位的福特主义或丰田主义在生产组织上有重要区别，依托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它能够更精准的协调生产与消费，为生产者提供更多的确定性，也因此能够组织起许多小规模的生产者，组织起许多以往无法组织起的生产要素，改造了生产组织的样态。这一生产组织的改变，在国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极大改变了当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因其非凡的组织能力，我们看到许多出海的互联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极有竞争力，从WeChat、Temu、Shein、TikTok、阿里速卖通等，这些新的生产组织形态与企业形态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对中国的生产力全球布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为生产组织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机遇，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具体的产业结合起来，发挥其改造生产组织的优势，是亟待研究投资的重要领域。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还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这一点对中国重构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企业出海的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美国针对TikTok、WeChat的制裁中，许多民众抗议打出“TikTok Change My Life”的口号，海外华人则针对面向WeChat的禁令提出诉讼，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文化生活已经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随着互联网企业代表的生活方式嵌入世界各国社会，促成全球化联结性的力量将会继续扩张。当然，如何理解这种生活方式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与研究。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组织起的庞大文化生产力与文化出海也值得我们重视。以腾讯视频海外版本WeTV为例，截至今年八月，WeTV海外APP总下载量超2亿；在东南亚市场的OTT平台中，用户时长消费占比第2。游戏、电视剧、短剧……互联网企业组织起的文化生产与文化出海对扩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巨大帮助。当然，中文文化产品的出海仍旧需要一些更有力的概念来进行统筹，在国际上打造统一的中国形象。

从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无论是在商业模式上还是技术上，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在中美技术竞争中，也在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从社交软件为代表消费端的应用软件出海，到电商为代表的组织国内供应链生产力出海，再到以云服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出海，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出海业务链条。如何将其同重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如何用技术进步赋能新型全球化进程中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生产分工，对中国重构全球化的战略至关重要。

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以往建立在美国硅谷为中心的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了。不仅仅是由于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更是因为国际形势的改变使得“世界是平的”那样的全球化阶段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旧的全球化秩序的动荡，中国正在重新定位自身，这一重新定位必然伴随着国际战略的推进与国内文化、意识形态与治理制度的全面转型。企业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观自己、重新定位，寻找、开拓能容纳自己经济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安全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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