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卫东、边卫红、初晓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

图源：互联网

近年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消费占比显著下降，以光伏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为主体的新能源行业迎来巨大发展契机，全球能源格局逐步从传统的化石燃料密集型能源系统向矿产密集型能源系统转变。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产业金属密集度高，其开发与生产过程高度依赖锂、镍、钴、铜等关键矿产。在全球绿色转型、地缘政治冲突、新能源矿产前期投资不足的背景下，新能源关键矿产供需平衡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并塑造了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新赛道。随着新能源关键矿产贸易的不断增加，与新能源绑定的结算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逐步建成较为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在产业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新能源交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全球能源格局的演变，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分布不均，但需求增长强劲，新能源关键矿产贸易格局已初步形成。总体来看，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发展格局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新能源关键矿产分布不均，地理集中度高

新能源关键矿产分布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国家。从产量与储量占比来看，2023年，铜、镍、钴、石墨、稀土和锂前三大产量国产量占比之和分别高达46.9%、63.8%、77.8%、85.1%、84.8%和88.6%，前三大资源国储量占比之和分别为41.0%、60.3%、77.1%、60.6%、64.9%和73.4%（见表1）。从地理分布来看，不同新能源矿产的分布存在差异。铜矿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集中于智利、秘鲁、澳大利亚和刚果（金）；镍矿主要分布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集中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钴矿主要分布在非洲、欧洲、大洋洲，集中于刚果（金）、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石墨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集中于中国、巴西、莫桑比克、土耳其等国家；稀土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大洋洲、欧洲，集中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锂矿主要分布在大洋洲、南美洲、亚洲等，集中于澳大利亚、智利、中国、阿根廷等国家。

（二）新能源关键矿产需求增长强劲，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在绿色能源转型进程加快背景下，新能源消费大幅增加。亚太地区是新能源消费的主要区域，2023年亚太地区新能源消费占比为44.7%，其次为欧洲（19.8%）和北美洲（17.5%）（见图1）。新能源消费增加显著抬升了各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2023年，新能源关键矿产需求强劲增长，锂需求增长30%，镍、钴、石墨和稀土元素需求增长8%至15%。其中，新能源产业对关键矿产需求显著增加，2023年铜、钴、锂、镍、稀土、石墨在新能源产业的消费占比分别升至24.6%、30.0%、55.7%、15.4%、23.0%、27.9%（见图2）。预计2040年，新能源产业对关键矿产的总需求将增加2至4倍。2040年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的镍、钴、锂、铜、石墨和稀土的需求量将分别达到333.2万吨、45.5万吨、90.4万吨、334.3万吨、384.9万吨、4.7万吨。

（三）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贸易格局初步形成，不同矿产贸易圈存在差异

全球锂矿主要形成了亚洲—大洋洲和欧洲—美洲两个贸易圈。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等主要锂资源供应国在上述两个贸易圈与其他国家矿产贸易往来密切。中国和澳大利亚已分别成为全球最大的锂资源进口国和出口国（见图3）。全球钴矿主要形成亚洲—非洲和欧洲—美洲两个贸易圈。其中，欧美国家已具备较完整的钴资源贸易体系，中国则与全球钴主要供应国刚果（金）形成中国—刚果（金）贸易圈，此外，南非、刚果（布）、莫桑比克均有不同数量的钴矿产出，其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形成较小的贸易圈（见图3）。全球镍矿呈现以亚洲—亚洲贸易圈为中心，向周围国家发散的贸易格局。其中，亚洲—亚洲镍矿贸易往来占全球镍矿贸易总规模的53.60%，其次为亚洲—北美洲（18.9%）和亚洲一南美洲贸易圈（10.7%）。全球铜矿主要形成了亚洲—南美洲、亚洲—亚洲、亚洲—北美洲三个贸易圈。亚洲—南美洲贸易圈规模最大，贸易往来占全球铜矿贸易总规模的48.4%，其次为亚洲一亚洲（16.2%）和亚洲—北美洲贸易圈（10.2%）。全球稀土贸易圈以亚洲—亚洲为核心，亚洲—亚洲稀土贸易往来超过全球贸易总规模的50%。全球石墨主要形成亚洲—北美洲、亚洲—亚洲、亚洲—欧洲、亚洲—非洲贸易圈，四大贸易圈贸易规模相对平均。四大贸易圈贸易规模全球占比分别为22.3%、18.24%、17.5%和14.1%。

（四）新能源关键矿产价格波动剧烈，供需博弈持续

新能源关键矿产价格呈现先升后降、宽幅震荡的走势。2022年，新能源矿产价格大幅拾升，钴、碳酸锂、硫酸镍、天然石墨烯和铜的价格分别升至6.7万美元/吨、5.9万美元/吨、2.7万美元/吨、0.1万美元/吨和0.9万美元/吨，较2020年分别增长97.5%、816.4%、62.9%、44.3%和43.0%。2023年，新能源矿产供给增长超过需求增长，叠加市场对新能源矿产价格上涨过快的调整，导致价格普遍下滑。其中，电池矿物跌幅最大，钴、碳酸锂价格显著下跌，较2022年分别下跌47.2%和32.2%，镍、石墨等其他关键材料下跌超10%（见图4）。相比之下，铜价保持相对稳定，尽管疫情后需求强劲复苏的预期未实现，但实际产量低于预期供给，导致市场趋紧，尤其是铜精矿。

（五）关键矿产开发投资激增，全球资金流向发生转变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的投资为化石燃料的近两倍。鉴于新能源关键矿产在能源转型中的特殊作用，世界各国加大力度对其进行勘探、开采、冶炼和生产。从投资力度来看，亚太、北美以及欧洲是新能源产业投资规模最高的区域，预计2024年三者投资额全球占比高达91.4%。其中，亚太地区投资规模最高，是排名第二位的北美地区投资规模的近3倍。从资金流向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引导全球资金流向呈现新特征，部分新能源矿产集中地区或新能源产业发展落后地区，逐步成为资金流入的地区。例如，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凭借石油出口成为石油美元输出大国。2008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4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总额高达12000亿美元，这些资金以多种形式投资于国外，成为资金输出国。但中东新能源开发进程缓慢，2023年新能源产能全球占比仅为0.8%，融资需求增加，吸引新能源转型相关资金流入。德国、意大利、越南、印度等国积极前往伊朗境内投资建造太阳能电站等设施，中国风电和光伏企业凭借技术领先优势，以产业投资、工程施工承包和境外贸易合作三种形式进入伊朗新能源行业。根据全球私募资本协会数据，2022年有198亿美元的私募资本投资流入中东，是2022年全球唯一实现私募资本投资成交额同比正增长的地区。

基于理论研究与历史经验，大宗商品贸易中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贸易垄断优势与强大的综合实力，增加大宗商品贸易中货币选择的主动权。Mundell（2003）指出，大宗商品贸易结算的币种选择会受到贸易双方经济实力的影响。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既是交易者选择计价结算货币的重要考量，也是货币发行国确立大宗商品定价地位的基础。政经实力强大的国家，企业往往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以美元为例，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1975年美国陆续与沙特等中东产油国签订协议，确定美元为石油的计价结算货币，形成石油美元体系。虽然伊拉克、伊朗等国尝试以非美元进行石油计价结算，但均未产生实质性突破，政局更迭与动荡也限制了本币的使用。

二是交易成本是货币选择的出发点，货币惯性影响大宗商品贸易货币选择的多样性。国际贸易媒介货币的形成与一国货币的交易成本密切相关。Swoboda（1968）认为，美元交易成本低是其成为贸易结算媒介货币的重要因素。此后，McKinnon（1979），Krugman（1980），Rey（2001）均从交易成本角度对美元成为贸易媒介货币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了与Swoboda（1968）相似的结论。此外，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如果想要改变结算币种，可能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由此形成货币惯性。Friberg（1998）指出，世界贸易的50%以美元计价。当前，美元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首选计价货币，从货币层面来讲，美元交易成本低是主要原因。货币惯性可能导致格罗斯曼法则失效。例如，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是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与出口国，但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仍然以发达国家货币为主。在货币惯性的驱使下，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货币为大宗商品计价可以减少外汇损失，规避本币与发达国家货币的汇兑波动风险。

三是币值稳定，信用基础稳固，增强大宗商品贸易中货币选择的吸引力。币值稳定和国家信用基础稳固是货币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关键因素（Farhietal.，2011）。币值稳定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贸易更加顺畅和可预见。货币信用基础稳固，代表了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雄厚和金融体系健全，不仅可以增强市场对该货币的信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持有。例如，瑞士法郎由于瑞士经济的稳定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被广泛认为是避险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吸引力。

四是对金融市场掌控力成为大宗商品贸易货币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在当前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中，国际金融寡头已成为主要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通过期货工具或平台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还可以通过投资实物、资产、运输和仓储等控制大宗商品流通。其次，国际金融寡头通过掌控国际信贷，作为债主对大宗商品交易商和生产者施加压力，甚至控股这些交易商，从而影响价格。因此，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金融寡头间接或直接的控制（许拟，2015），使其所属的主权国家能够掌握大宗商品价格的控制权。最后，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为货币流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充足的流动性确保了金融市场中有足够的买家和卖家，使资产能够迅速转换而不会显著影响价格。这对大宗商品贸易尤为重要，因为其交易金额大且市场波动性高。充足的流动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张冲等，2024），减少价格波动对交易的影响。此外，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还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对冲风险或进行套利交易，从而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稳定性和参与者的信心。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加速，新能源关键矿产需求激增，引发了对新能源关键矿产货币国际化路径的思考。与传统石油美元发展路径不同，新能源矿产品类更多，分布更为广泛，产业链复杂，新能源矿产货币环流受到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更加强调全球合作，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具体而言，与石油美元相比，新能源矿产货币环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底层支撑发生转变。石油美元“自上而下”以政治与军事力量为货币国际化寻找支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国依托军事力量与中东签订石油美元协议，即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而美国则提供军事保护和武器供应。这一协议奠定了石油美元体系的基础。石油美元的广泛使用对美元国际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首先，最直接的表现是，石油美元强化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由于全球大部分国家需要进口石油，而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使得美元作为支付结算货币被广泛使用。其次，石油美元强化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融资功能。石油输出国通过石油销售获得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往往被再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政府债券、股票、房地产等。同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吸引全球投资者涌入，进一步强化了美元作为主要投融资货币的功能。最后，石油美元强化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储备功能。为支付石油进口账单，各国央行需要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使得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大幅提升，巩固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新能源矿产货币国际化路径从需求出发，顺应发展。与传统石油美元体系不同，新能源矿产货币国际化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力量。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加速，各国对新能源关键矿产需求不断增长，多元化的供给端与新能源产业链的复杂性（见表2），导致新能源矿产货币的选择由产业链参与国共同决定，将更多地顺应各国发展需要，强调国际合作而非垄断竞争。

二是供给方发生转变。与石油美元环流不同，新能源矿产供给方不再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调整。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东是国际石油市场消费和生产的主角，美国与中东石油供应国签订石油美元协议，确立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能源交易货币的地位，由此形成美元环流的基本框架。其后虽然有俄罗斯、拉美各国参与，但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不同于石油供应链，新能源矿产供应链上、中、下游产业不同环节聚集于不同国家，如稀土集中在中国，锂资源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和南美国家。新能源矿产供应端分散，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复杂，不易形成垄断格局，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削弱美元惯性，新能源矿产丰富的国家可能更多地选择使用本国或其他可信任货币进行能源交易和结算，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三是竞争方式发生转变。从石油美元环流的资源禀赋竞争转向新能源矿产货币环流的产业链竞争。石油垄断性决定了资源禀赋国对石油定价权的主导作用，拥有大量石油储量的国家往往在能源市场掌握主导权，致使需求方处于弱势地位。与之不同的是，新能源关键矿产分布更为广泛，不同国家不同矿产的资源禀赋不同，南方市场的觉醒也在改变着市场供求力量对比，全球能源格局形成多方制衡局面。此外，各国积极出台新能源矿产相关政策，致力于供给端多元化。例如，从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到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一系列旨在推动新能源矿产多元化供应来源的政策正在兴起。IRA旨在限制使用从一些特定的外国实体（通常是被认为存在潜在风险或不信任的国家或公司）获取的材料，CRMA规定任何单一国家供应的关键材料不应超过欧洲年度消费的65%，其他主要消费国也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化其供应来源。因此，供给端因素较难决定关键矿产交易中的货币选择，新能源矿产货币环流更多取决于产业链竞争。

四是货币环流模式发生变化。关键矿产货币环流更趋区域化、多元化。石油美元环流模式较为单一，表现在美国与中东地区之间，即美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将美元流入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则利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将美元输回美国，由此实现实物流与资金流循环。与之不同的是，新能源矿产供应链更多地体现了区域化特征，不同新能源矿产的贸易圈不同。例如，全球锂矿主要形成了亚洲—大洋洲和欧洲—美洲两个贸易圈，全球钴矿主要形成亚洲—非洲和欧洲—美洲两个贸易圈。基于初步形成的贸易格局，新能源矿产货币环流可能呈现区域化、多元化特征，更容易打破国际能源市场“一国独大”的格局。

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加速，新能源关键矿产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新能源技术不断突破以及对不同关键矿产依赖，打破了传统能源供求及金融中介体系，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新能源矿产环流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关键技术开发优势明显，在全球新能源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有助于形成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新机遇。

一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新能源产业链，各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需求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在需求端得以强化。在产业链上游，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新能源关键矿产，石墨、稀土储量位居全球首位，占比分别为21.4%和38.1%（见图6），2023年石墨、稀土出口规模全球占比分别高达53.1%和91.6%。除此之外，中国锂矿、铜矿储量相对丰富，全球占比分别为11.5%、4.1%，排名分别为第4和第6位。另一方面，中国成为新能源关键矿产进口大国，铜、镍、钴进口全球占比分别高达66.6%、88.3%和70.3%。在产业链中下游，中国主导与电池生产相关的关键矿物加工、负极和正极材料以及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环节。中国拥有全球85%的电池生产能力，90%的负极材料和98%的正极材料生产能力（见图7）；全球超过50%的锂和钴加工过程均在中国；中国主导了石墨正极材料供应链。总体而言，中国已成为新能源产业链的主要参与者，地位类似于美国在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领域中的主导地位（PIIE，2024）。随着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的优势逐渐显现，人民币在新能源关键矿产贸易中的使用将不断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使用空间在增大。

二是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新能源产业投资领跑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的话语权显著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在供给端得以强化。由于不同新能源矿产的属性、类型和矿床品级等指标各异，从探明到生产的周期较长，需要更多的投入资金，因此投资成为决定一国在新能源产业链地位的关键。2020年以来，各国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已超过化石燃料投资，2024年新能源产业投资预计是化石燃料投资的近2倍（见图8）。其中，中国在新能源产业研发投资规模位居第一，2022年中国新能源产业研发投入规模高达150亿美元，高于欧洲和北美的12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见图9）。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加大对其他国家新能源矿产开发与投资。例如，刚果（金）是全球钴矿储量最大的国家，但从钴矿开采企业所属国家来看，最大的钴矿生产商来自英国/瑞士（Glencore和Eurasian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和中国（China Molybdenum和Metorex），中国两家公司钴矿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3.8%。在中国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新能源产业投资领跑全球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话语权随之提升，在投资和贸易活动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

三是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拓展新能源矿产人民币的回流渠道，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融资功能。我国金融市场开放领域从股票市场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全方位拓展，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逐步延伸。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RQFII/QDII等）、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理财通等）和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为主的金融市场开放格局，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新能源矿产人民币回流渠道得以拓展。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快速发展，尤其在新能源矿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提供价格发现、投机机会和风险管理等功能，为新能源矿产人民币环流提供支撑。2022年12月和2023年7月，广州期货交易所分别上市了工业硅、碳酸锂期货两个品种，初步构建了中国期货市场新能源板块体系，使这些矿产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人民币计价的标准和依据。这不仅提升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也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强化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融资功能。

四是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信用稳固，人民币国际吸引力大幅提升，强化人民币国际货币储备功能。美元主导货币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美国经常账户持续大规模赤字，美联储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美元信用受到冲击。截至2023年年末，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突破34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未来30年美国国债规模将增长近一倍，债务负担将远远超过以往水平。

未来一旦债务累积到达临界点，将引发货币金融格局系统性风险，美元币信受到威胁。近年来，人民币稳定性与安全性凸显。从稳定性来看，在通胀方面，2000年至2023年人民币计价CPI累计上涨63.2%，低于美元、欧元CPI涨幅（76.6%和70.0%）。在汇率方面，人民币长期呈现稳定升值态势，2000年至2023年实际有效汇率攀升25.1%，表现优于美元（10.5%）、欧元（3.6%）、英镑（-19.2%）、日元（-55.0%）等主要货币；过去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月度波动率为4.1，在主要货币行列处于中低水平（见图10）。从安全性来看，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外汇储备格局演进的重要考量因素，尽管美元仍将在较长时期延续主导地位，但对各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可能带来较大影响。例如，亚洲国家在全球美元储备中占比达三分之二。由于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中占主导，且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信用稳固，各国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投融资需求随之上升，类似于石油美元，各国需要储备人民币资产用于购买新能源相关产品，从而增强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储备功能。

五是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中心转移，弱化美元货币惯性，货币多元化需求攀升。首先，全球政治格局地缘化发展引发“去美元化”浪潮。一方面，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行为抑制了美元的国际使用。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逆全球化措施，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减少了世界对美元贸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及“美元武器化”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美元作为当前主导的国际货币，被用作“武器”制裁他国，严重损害了美元的信用和国际公信力，加速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其次，技术创新与数字货币的发展削弱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当前，数字革命悄然来临，数字货币、支付生态等高科技业态发展和美国对数字美元的迟疑态度将加速重塑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截至2023年年初，全球93%的中央银行都在积极展开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超过一半的央行正在开展试验和试点工作。而美国在数字支付浪潮之下依旧保持谨慎的立场，使美国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中落后，对美元支付货币地位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再次，现代版“特里芬难题”暗示美元的主导地位无法持续。尽管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美国政府已不再需要承诺以固定的美元/黄金比价赎回其对外负债，但经典版“特里芬难题”所描述的两难困境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现代财政赤字版“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结果是，美元在满足世界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与维持安全资产发行人的偿付能力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从美元的供给端来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政府发债变得相对容易，美国联邦债务法定限额近些年不断上调，这使得美国国债规模持续扩大。从美元的需求端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普遍采用出口导向战略，在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随着美国赤字规模不断增加，各国对于美国政府清偿力存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质遭到破坏。最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促使了货币多元化需求的攀升。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加，推动了相关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例如，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逐年上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与多国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地缘政治冲突、新能源关键矿产博弈日趋深化的背景下，研究新能源矿产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攀升。结合新能源矿产货币国际化发展特点以及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中国应多措并举，把握发展机遇，通过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积极构建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的“多元路径”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一方面，争取在新能源矿产产业链构建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另一方面，布局推广不同“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设计，围绕关键矿产具体特征，因地制宜，打造“多元”的人民币子环流体系。具体政策建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新能源矿产勘探、技术开发资金投入，引入私募基金，拓展资金来源，巩固我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相较于市场格局已较为稳定的传统能源矿产，新能源矿产市场尚处于起步成长阶段，新能源矿产勘探、技术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应积极拓展新能源矿产领域的资金来源，确保资金持续投入。一是鼓励中资企业牵头组建私募基金，吸引全球资金涌入。充分发挥私募基金投资与赋能功能，通过制定针对新能源矿产领域的专项政策，吸引私募投资基金参与，形成资本聚集，共同投资于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新能源矿产项目。利用资金优势和专业团队的资源整合能力，收购具有发展潜力的矿产项目，推动新能源矿产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强化风险管理，设立风险保障基金，拓展多元化退出渠道，如股权转让、并购、IPO等，促进一级市场投资再循环，确保私募基金的资金能够顺利回收，实现投资收益。二是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引进和培养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和团队，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加强资源能源开采利用等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发攻关，提升行业创新发展水平。三是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设立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专用于新能源矿产的开发和技术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创新型金融工具，支持新兴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第二，构建围绕新能源关键矿产的期货期权市场，打造具有深度的关键矿产人民币交易市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过构建围绕新能源关键矿产的期货期权市场，为关键矿产人民币交易提供平台，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提升关键矿产市场交易深度，拓展其金融属性。一是积极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锂、钴、镍等关键新能源矿产的期货期权合约，设立新能源矿产交易板块，明确规格、品质、交割地点和交割方式等细节，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清晰的交易指引，增强市场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吸引国内外企业和投资者参与交易。二是积极与国际期货和期权市场对接，参考国际主要期货和期权市场的成熟经验，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交易规则，包括合约规格、交易时间、价格波动限制、保证金要求等，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三是完善新能源矿产期货期权市场的基础设施。增加与国际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跨境人民币支付顺畅。

第三，提升贸易竞争力，推动新能源关键矿产所在国以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形成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与石油美元环流逻辑不同（持有美元—购买美元金融资产），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是基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人民币投入到产业链中，与产业链结合，由此实现金融服务产业链和人民币跨境金融的平衡，并非像石油美元一味地将金融泡沫做大，脱离实际增发。

结合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发展优势，中国新能源矿产人民币环流主要包括如下路径（见图11）。人民币流出渠道表现为两种：一是中国从资源国进口新能源矿产。二是对资源国投资。人民币回流渠道包括两种：一是由于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中下游占主导，中国可以通过向矿产资源国出口新能源矿产相关中间品、产成品实现人民币资金回流。二是矿产资源国积极参与中国商品贸易，通过购买人民币计价商品，实现人民币资金回流。例如，位于南美洲的智利、秘鲁铜矿资源丰富，中国从南美洲进口铜矿占中国铜矿总进口的62.1%，中国也是智利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智利从中国进口商品占比超过20%，双边贸易助力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的构建。

新能源产业链是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石。由新能源关键矿产形成的人民币境内外环流，根源于我国及合作国间的经济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空间。由此可推及我国与其他国家深层次经贸合作。

从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环流机制来看，人民币流入渠道主要依靠其他国家购买中国商品实现，人民币流出渠道则通过我国购买他国矿产、商品以及对外投资实现。基于此，一方面，应积极拓展人民币输出渠道，鼓励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投资新能源项目、技术合作，助力新能源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夯实新能源关键矿产人民币回流渠道，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引导企业在出口产品的质量、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精益求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建立我国贸易比较优势，吸引人民币持有国，购买中国各类商品。在此基础上，形成人民币资金的盈亏，可以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或在岸市场的投融资方式，利用第三方外汇资金进行清算。

第四，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扩大“朋友圈”，优化新能源关键矿产的产业布局，拓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新能源关键矿产分布广泛，不同国家矿产资源禀赋不同，应结合新能源关键矿产特征，围绕关键矿产区域分布，积极布局，开拓国际合作空间（见图12）。

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拓展贸易空间，扩大“朋友圈”。推动与主要矿产资源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确保新能源矿产的稳定供应，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开采、加工和市场整合。通过设立合资企业、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提升当地的矿产开采和加工能力。积极拓展南南合作空间，与非洲、南美洲等部分国家新能源关键矿产交易，逐步搭建在钴矿、铜矿等领域贸易的人民币应用场景。另一方面，深化金融合作，提升人民币便利安排，逐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积极与贸易伙伴国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构建本币结算合作框架，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通过人民币互换协议向国外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为各国选择人民币结算创造有利条件；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加强与境外央行合作，在境外营造有利于经营主体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环境，培育境外人民币市场，提升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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