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 学术理论、问题意识与实践研究

惭愧得很，笔者要到近乎中年的35岁之后方才摸索到自己认为是做学术的正确道路。之前，错误地采纳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简单地依据其信条来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实际。之后，方才认识到那样的学术的片面性，方才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宽阔的理论视野，应纳入现今四大社会科学理论中除了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三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借助其不同洞见来补充和纠正简单的主流自由主义，才有可能更宽阔、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实际。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实际与四大理论无论哪一种理论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甚或背离。更有进者，如果能够在四大理论之上，在研究中更聚焦于生成自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历史实践，则更有可能超越现今四大理论分别的弱点，达到更贴近历史实际的认识。

中文“理论”一词含义特别复杂，包袱重重。以“理论”为关键词在知网搜索（2023年10月16日），笔者得出467万条文献。而且，即便是意义相对狭窄的“学术理论”（12432条），或“社会科学理论”（5047条），目前也已经被构建为一种专业的，唯有专家们才能转释明白的学识。目前的情况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大多会将“理论”认作一个比较繁杂、难懂或太过高深的专门知识，多会敬而远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较少数的青年学者会认识到，优质的学术理论的核心其实都是比较清晰和容易学习、掌握的概括，比一般繁琐的经验实际要清晰、简单，绝对不是像目前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复杂、难懂。而且，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理论实际上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学术研究需要连接经验实际与理论概括，才有可能真正超越单一维的要么仅是简单的经验研究，要么仅是抽象的理论空谈那样分别的二元。

笔者根据自己这50年来学习、使用、教学生们掌控学术理论的经验，认为其实它的核心是相对明显和比较容易掌握的。笔者倡议的第一步是，同时学习四大现有基本社科理论，聚焦、掌握其分别的基本洞见，并且，通过由四大理论得出的不同视角，来观察和掌握其分别的局限，使四大理论相互阐明，相互批评，相互推进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

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洞见在突出资本家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通过资本的投入（初期特别是机械投入）来大规模推进、扩大生产力，藉此来获得前所未见的经济发展。其次，通过四大理论中的第二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丑恶面，即其一切唯利是图的基本特性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通过压低工资来提高资本家自身的利润。再次，通过第三大理论体系，即实质主义，来关注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小农经济”，即依赖家庭自身的劳动力，首先或同时考虑到自身的生存所需，才会考虑到营利，但却是长期顽强持续至今的以自身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其运作逻辑迄今仍然与资本主义型雇工经营有一定的不同。最后则是当前的第四大理论体系“话语理论”所明确地洞察到的，在生产行为之外的“话语”表达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国家关于被其侵略、殖民化的土著民众所使用的“东方主义”话语，既贬低对方也自我宣扬。其影响之深入和强大程度，不仅体现于西方作为殖民主义侵略者所构建的关于土著民众的“东方主义”话语，也可见于被殖民化民族自身所接纳的，乃至于参与使用甚至参与建构的“本土东方主义”话语。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欠缺自身成熟的社科理论，我们要走出的第一步是掌握上述四大西方理论的核心洞见。第二步是通过将其相互对照和批评来不仅洞察到其分别的洞见，也洞察到其分别的不足。四大理论的分别对照能够使我们更清晰有力地既认识到其中每一理论的正面作用，也认识到其所忽视或不足的方面。我们要借此来形成并提高我们对这四大西方社科理论的基本认识。第三步，也是特别关键的一步，是认识到上述西方四大理论传统中的主流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特别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不仅是因为中西经验的不同，更是因为西方主流理论特别强调理论必须在逻辑上前后一贯，紧密整合，但是，真实世界多是充满矛盾的，硬要求其逻辑上整合乃是一种违反实际的进路，是将双维或多维的真实硬塞进逻辑化的整合虚构的做法，最多只能洞察到其多维实际中的单一维或片面部分。

我们只有洞察到中国实际相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不可忽视的悖论性才有可能建构新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逐步创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初始阶段，我们可以先借助西方已有的“另类”社科理论来协助我们建构新的中国社科理论。

在上述的三步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陷入繁琐不清的关于这些理论的次要的，也是比较含糊的，没有那么清晰有力但是复杂得多的次级概括。不然，便很容易失去对其基本核心内容的掌握，脱离其对真实世界的清晰有力的洞见，而陷入无限的、无休无止的、薄弱无力、繁琐不清的讨论。

我们要清晰实在地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学习理论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试图成为脱离实际的学究型“理论专家”，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更清晰有力地看待、思考过去和今天的实际，绝对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也不是为了逻辑而理论，当然更不是为了炫耀而理论。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之所以学习、使用和构建理论说到底是为了更精准清晰地认识实际。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脱离理论原有的、也是应有的使命——更好地、更清晰有力地概括、认识真实世界——而陷入将理论与实际隔离，将其认作某种自我封闭的专家们的专业化知识，或认作必须是逻辑上整合的建构那样的错误进路和陷阱。我们要坚持自己学习理论的原有动机和目的，绝对不可将其与实际隔离开来成为一种孤立的所谓“专业”，而是要一步步迈向更能澄清（中国）实际的理论的认识和使用，乃至于建构。

在理论之外，“问题意识”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知网以此为主题来搜索(2023年9月25日），得出25750条相关著作，其中，点击率超过5000的有53篇，超过2000的有3140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其关注度要远高于一般实质性的研究领域。

浏览这些文献，笔者发现它们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一般都将良好的“问题意识”要么归功于个别学者的学识、积累、修养、天赋、灵感等因素，要么对“问题意识”进行繁琐的、貌似高深但无法实际操作的论析。对青年学者们来说，目前绝大部分的文献并不具有真正可供学习的明确指引。那样的文献读来一般只会使他们感到自己知识、见识、天赋、勤奋不足，但对明确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进路则无补于事。

从笔者一贯采用了将近50年的问题意识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理论的实质其实没有那么玄奥和不可清楚认识。固然，我们须要对现有理论资源有一定的认识和积累，但道路是清楚的，也是相当部分青年学者能够做到的。对于主流性的、被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采用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先是将其问题化：它们几乎全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到底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吗？它们是否真的为我们所想研究的议题提供了足可依赖的理解和说明？更有进者，即便是相对西方本身，它们真的符合实际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要对西方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是其主流的形式化自由主义理论，其霸权似的影响尤其可见于经济学和法学这两个特别偏重形式化理论的领域，但也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

我们需要看到，来自西方的主流理论惯常使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将复杂多维的实际单一面化，而后对其进行形式逻辑化、简单化。实际上，大多并不符合要比其复杂得多的西方自身的实际经验，更毋庸说中国的实际。譬如，设定人必定是理性的，排除显然存在的非理性；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模式，排除实际上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和剥削性交易；或者，将市场经济设定为必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排除历史上存在的多种非资本主义市场实际。

对我们来说，要认识和掌握被主流理论简单化背后的复杂实际，一个重要的资源是西方自身的非主流理论。最重要的是三大“另类”的理论传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特别强有力地为我们揭示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剥削面；其次是实质主义理论，为我们说明了中国历代的小农经济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营利，而且首先要考虑到生存；最后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说明“话语”和“表达”的强大影响，主流形式主义理论的话语自身便是很好的实例。这些“另类”理论为我们提供与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十分不同的视角、认识和思路，使我们能够更完全地认识到其多维的复杂实际。它们都是我们在学习和实际研究中可以借助的重要资源。

至于笔者自身认可和采用的学术路径，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不同认识步骤来说明。

第一步是，无论我们研究的是什么课题，我们首先要将影响巨大的主流自由主义理论问题化，通过非主流理论的协助，将其单一维的视角问题化。我们绝对不可仅凭主流理论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具体问题。西方主流理论，相对认识中国实际来说，多是充满误导性的。即便是相对西方自身，也同样如此。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认识、掌握和借助能够阐明实际的西方“另类”理论。

第二步则是对我们要研究的中国实际的精准认识和掌握,特别是要进行扎实和深入的“一竿子插到底”的经验研究。越是基本性的经验证据，越明显如此，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含义也更重要。

第三步是连接扎实的经验实际认识与理论化的概括。这一步的关键在诚挚地求真，不可陷入取巧，须要真正尊重经验证据，真正凭借经验实际或来自实践的证据对现有各种理论进行取舍。

第四步是创建符合实际与实践操作的理论化概括。如果现有理论资源并不能适当概括自己所搜集的证据，我们便需要据此来建构新的概括。要认识到，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多源自实际与现有理论资源不相符之处。那样的背离正是我们须要创建新概括的明确信号和创新契机。它说明的不仅是现有理论的不足，更是自己经验发现的崭新意义。

第五步是创建精准有力的新概括。这一步有多种不同的可能：一种是成功地概括、突出自己的新经验发现。更难的是，适当明了地概括自己的新经验发现，同时有意识地质疑、补充、修改现有理论。再高一层次的是，通过与已有理论的对话而不仅突出自己的发现的新意，更走向或建构新的概括。最高层次的贡献是创建符合新的关于实际发现的新理论。

读者明鉴，上述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研究议题、领域和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是可以使用于众多不同议题、领域和学科的方法。它要求固然较高，也确实是相对艰难和复杂的进路，须要同时做到对现有理论比较精准的掌握，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做到有宽阔含义和深度的新发现，而后进一步澄清其与现有理论不相符之处，最后通过不断来回于两者之间而创建出有扎实经验证据的新概括、新理论。

那样的工程无疑是相对复杂和艰苦的，但它是清楚明白的，可以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去做的进路，不是像现有大部分关于“问题意识”的论析那样，主要依靠研究者不可捉摸、不可仿效的“深度”，或“灵感”“天赋”“洞见”等比较玄奥、不明确和不可具体学习操作的指引。

上述实际上是笔者35岁以后的近50年来一贯使用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它固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积累和对其灵活使用的执着，也需要较大的经验研究投入和求真的学术态度，但绝对不是什么玄奥不可捉摸的进路，而是可以明确地一步步迈进的道路。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习惯性地将理论/概括/表达构建为高于经验实际的一维，强烈倾向偏重理论单一方，并且，大多凭借演绎逻辑来将复杂的主客观双维互动实际，简单化为单一维的、逻辑上整合的论说。而中国则历来在复杂的主客观双维实际中较多倾向聚焦经验维度，不太关注西方所偏重的抽象理论和逻辑化概括。虽然，中国近年来也多见盲从、照搬西方理论的倾向，甚至将其简单等同于普适的“社会科学理论”。两种进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倾向将复杂的、主客观双维的实际简单化为单一维；其不同则在，西方较多偏重主观的逻辑上整合的理论一维，中国则长期以来较多偏重客观的经验一维。

虽然，在更深的层面上，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显然偏重牛顿物理世界中的推拉机械关系的思路，即可以简单演绎逻辑化的思路，中国则偏重生物和人间世界中的二元或多元的互动关系，不可简单演绎逻辑化。实际上，两种思路各有其长处，不可就此分别高低优劣。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较少数研究者会将理论与经验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化,而不是简单地偏重单一方。有的研究考虑到经验，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多与现有（西方主流的）理论/表达有不同或背离。有的研究更借助不同于主流西方理论的“另类”理论，虽然仍然多是西方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主义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来协助阐明中国的实际，而且还藉此来探索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西方实际。但是，即便如此，那样的研究，无论中西，大多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构建出更合适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理论概括来取代目前的西方主流理论。

转入经验层面的讨论，我们需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研究主题。有些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客观经验，譬如，相对简单的小农户生产活动，我们需要处理的主客观问题相对简单，实际上只需主要考虑中国小农户生产的客观经验，藉此来建构一种新的概括——譬如，笔者提出的中国明清以来的高密度劳动投入和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内卷化”小农经济。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主题本身便既带有其相对复杂的主观表达的一面，也带有其客观实际的一面——譬如，笔者近20多年来聚焦研究的中国历来的司法体系中的法律条文和其实施——我们则须要考虑该主题本身所包含的主客观双维来试图得出关于其整体特征的认识。

正是在这样包含主客观双维的研究主题中，笔者所倡议的“实践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能够展示其特殊的洞察力。与上述的仅关注表达或经验单一维的研究进路不同，“实践社会科学”聚焦的是源自两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实践。不像一般的社会科学，它要求的既不是从表达出发，也不是从经验证据出发，而是从两者的几乎必然并存和互动而产生的实践出发，藉此得出超越性的视野和概括。然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观察其后果以及历时演变。亦即，可以称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进路。如此的（笔者称作）“实践社会科学”或“实践历史”突出的不是主观理论与客观经验分别的任何单一维，而是两者在实践中的互动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及其历时的演变。

也就是说，从实践出发的研究乃是有意超越将主观表达和客观经验设定为分别的两维的研究进路，而聚焦由两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实践来超越那样二元划分的思维。譬如，中国改革期间从计划经济转入结合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实践，它要求我们跳出之前的两者二元分别和对立的思路，而进入实践中的两者互动合一的实际及其历时的演变。

据此，我们不会继续简单分别用“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那样的两大主观模式中的任何单一模式来认识和理解改革中的中国实际及其演变，而会选择通过两者的互动合一以及历时演变来说明两者间的变动关系。如此的进路既能超越单一维的要么偏重表达/理论、要么偏重经验的倾向，也超越要么仅依赖来自西方的理论、要么仅依赖本土原有概括的对立倾向。

尤其是对改革中的中国来说，我们不可能仅凭中方与西方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来理解，而是必须同时照顾到中西方二维，以及主客观二维，也包括过去和现在二维来认识和理解。改革期间的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性互动合一，既矛盾又结合，便是很好的实例。正是在如此的研究进路中，我们须要超越主客观的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而考虑到实践中的二元互动合一及其历时演变。也正是在实践历时演变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观察到改革时期的两者互动合一的实质性变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经济体来说，如此的研究进路特别关键。它促使我们摆脱现有西方的，其自我认为是普适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的束缚，也摆脱其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的陷阱，而关注到二元的互动合一实际，让我们能够掌握中国在实践和实际运作中所真正面对的问题，藉此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出路，并创建适用于中国实际的实践进程。正是如此的进路，才说得上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进路，才是创建中国自身的新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的正途。

更有进者，上述进路意图说明的不仅是要将其适用于中国单一方，而是同时适用于中西双方。其实，笔者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还要求我们根据此进路来重新认识西方，树立与西方现有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主流理论/表达不同的，更贴近西方实际和实践的概括。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如何重新认识西方。如此，才是“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真正的整体含义。

如上所述，笔者多年来一贯强调，我们必须将现有理论，特别是主流理论问题化，即通过检视现有理论与经验证据或实践之间的可能背离，来探寻、建构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在这样的研究进路中，笔者认为“一竿子插到底”的证据乃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乃是任何理论适用与否的关键性检验。本文这部分聚焦的是经验证据方面和紧密连接理论概括与证据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最基本的实际——譬如，基层农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此上，还要考虑到其与一般的现有表达可能不一致。我们不可预先设定表达与实践必定会是相符的。我们必须将两者间的关联问题化。如果表达是来自中西方之间的任何单一方，而实践来自另一方，当然更加可能如此。我们需要的是，不仅预期西方的表达和中方的实践可能背离，更要考虑到两者任何单一方中的表达与实践都可能是背离的。

我们知道，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偏重将双维的实际简单化、单一面化。其目的在于将经验实际简单化、美化，并将其硬塞进演绎逻辑寻求逻辑上前后的一贯性。也就是说，即便是西方对其自身的表达，实际上也多是单一面化的。如果我们研究的是西方的（理论）表达和中方的实际与实践，当然更加如此。面对如此的实际，我们如果预先凭“理论”和“逻辑”而设定两者的一致性，或在研究和论析中无顾其可能相互背离，当然很容易在认识层面上犯根本性的错误。

此中的关键问题在相关的经验证据到底与理论设定相符与否。而在繁杂的经验证据中，至为关键的不是零碎偶然的经验证据（譬如，关乎某历史事件的经验信息），而是最基本的关于基层人民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证据，亦即本文称作“一竿子插到底”的经验证据。这是关于基层的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它与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或民众运动史（popular movements in history）之间的基本不同，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异，更是实质性的差别。

这样对待经验证据是笔者在中年阶段所形成的基本学术要求。这和笔者当时已经对一般常见的调查都带有较深的保留和怀疑有关，认为须要“插到底”才会对自己和对别人有说服力；也和笔者当时已对所有现有理论和给定方法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相关。正是由于在上述态度下的实地调查经验，笔者很自然地形成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书，以及后续关于农业、农民、农村演变的一系列著作，它们全都源自那样的研究进路。

其后，则是笔者的另一个研究主题，即关乎法律和司法实践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和进路与之前是基本一致的。笔者一开始便认为，法律研究不可仅仅依赖被表达的法律条文，必须将其视作最多只能说明实际的一个方面、单一维度，认为必须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关于其实际运作的材料，才可能对法律体系整体作出判断。因此，自始便特别关注使用最贴近实际运作的研究资料，亦即基层的诉讼案件档案，要求以其为主来做研究。对笔者来说，那是法学领域最接近实际运作的经验证据。

笔者关于法律方面的研究显然也要求清楚区别表达与实践，在研究中超越仅仅关注“表达”或“话语”，或其实际运作的任何单一面，坚决关注到两者的并存、互动、背离、合一。笔者认为，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关注表达和实践双维之间的互动和可能背离，否则很可能会得出不可靠的、不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如今回顾起来，上述乃是笔者在35岁以后的近50年的研究中一贯采用的基本研究态度和进路。

其中，特别重要和关键的是，关乎广大民众根本生活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扎实可依赖的经验证据及对那些证据的精准搜集和概括。这和笔者在国内结交的知己前辈学友徐新吾先生——主要研究棉花种植和纺织，重点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实际——的思路与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他几十年前的棉花经济研究迄今仍然是该领域最实在和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我们两人相识时便相互鼓励，要求自己的研究做到“一竿子插到底”，认为那样才会尽可能贴近真实并具有真正的说服力。笔者受惠于他良多。此文这里要表达的也是对这位当年的学术挚友的怀念。

笔者在35岁之前，受到美国主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环境的影响，与众多美国学术同人一样，设定人都是追求自利的基本单元。亦即，接受形式主义理论的基本建构，假设人人的正当自由逐利（以及市场交易）会导致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但是，笔者一贯以来心底里存在的更深层的一种东西文化矛盾感，促使自己要从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求真理念来处理、超越心底里的矛盾。并且，在一度由于父亲和导师（萧公权先生）的影响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之后，笔者发现，“自由”理念对中国实际需要来说相对不那么关键，并不能够解决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自己内心最深层的疑问，并因此而对其失去信心。另外，由于机缘巧合，笔者在1980年之后获得进入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来做关于人民基本生活研究的机会，从而形成、确认了更深层的求真意识，意图通过学术来探寻人生的意义。

深入基层研究，笔者进一步发现，“真实”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并认为最重要的真实乃是关乎基层人民基本生活的真实，它是与研究一些历史事件中仅涉及个别人或小部分人的真实有所区别的。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笔者真正认识到中美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不同乃是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别，体会到如果无顾那样的重大真实和其根源，便不可能认识到两者间的基本不同和历史。

一旦走上了那样脚踏实地的研究进路，笔者发现它乃是最能够满足自己求真意识的研究，也是最适合自己研究旨趣的道路。据此，形成了笔者之后将近50年的一贯的基本研究进路和动力。

固然，通过那样的研究，包括之后同样可以称作“一竿子插到底”的基于司法案件档案的研究，笔者也认识到，它当然不是唯一的可能进路。而且，无论研究做得多么严谨，仍然可能会由于自己判断不对，或粗心略过关键信息而出差错。我们只能追求相对可靠的结果，不可能达到绝对可靠和绝对真实的成果。即便如此，笔者也发现，经过努力，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做到相对严谨和相对重要的发现。伴之而来的是，笔者获得35岁之前从未有过的学术动力，实际上成为一种具有近乎无穷动力的追求。

同时，由于发现自己研究得出的结果有许多是与现有“主流”认识不相符的，笔者进而认识到主流学术常常是受到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不同于主流的认识和发现，会招引不少批评，包括恶意的挑剔。但对笔者来说，这一切仅更加强化了自己的信心。部分是因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是怎样尽可能诚实严谨地得出初步结论的，而且，伴随对现有理论建构日益熟悉的认识，也能够明白对方意见的根本来源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也常加上感情化地要争论中国什么都好）的因素。总体来说，更增强了对自己没有受到那样的误导的信心。

伴之而来的也是对现有理论资源更确切的认识。一是西方主流理论其实是源自意识形态化的建构，实际上与其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认识到诸多非主流理论的洞见，尤其是西方在野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流理论强有力的批评、实质主义理论对前现代和小农社会的认识，以及话语理论对主流话语的有力论析和批评（虽然，也连带有过分偏重单一话语因素的倾向和弱点）。

最关键的是，认识到“实践理论”与主流形式主义理论的根本不同。后者乃是将实际单一面化、简单化和貌似逻辑化而得出的，从头到尾其实都仅聚焦真实世界的单一面，靠的是凭借貌似科学和客观的、逻辑化的虚构来仅仅突出其优良的单一面，无顾或掩盖其恶劣实际的另一面。实际上，是在凭借所谓的“客观科学”来拒绝善恶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乃是对形式主义理论最具洞察力的批评。我们须要兼顾善与恶的两面，才能对真实世界达到更确切完整的认识。同时，对非西方世界来说，实质主义理论，尤其是其关于小农经济的论析，聚焦小农户既为生存也为求利的双重性，乃是具有独到洞察力的认识。话语理论则能够协助我们洞察到现有主流理论夸大了的虚构，当然也包括其贬低后发展国家和自我夸大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固然，我们也不可忽视，话语理论也附带有过分夸大“话语”的重要性的毛病）。

但对笔者来说，最具颠覆力的其实乃是“实践理论”。它协助笔者明白，形式主义理论仅仅照顾到表达的一面，乃是一种“从表达中来，到表达中去”的理论。但在历史和真实世界中，至为关键的其实是产生自表达和经验相互作用的实践抉择。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其实践历史乃是最贴近真实实际的，能够告诉我们其主客观二元互动所产生的实际行动，协助我们超越被主观建构误导的困境，跳出片面化认识的陷阱。我们需要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进路。

虽然如此，我们仍须关注到主导实践的道德因素。实践固然可能会被掩盖，就像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那样，拒绝善恶的判断，无顾实践而单一地突出其优良的理念面，排除或掩盖其丑恶的另一面；但它也可能会形成像中国这样，十分重视凭借道德理念来指导实践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中，两者的并存与互动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无论在之前的仁政道德理念和现今的“为人民服务”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念下都如此。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主导中国改革的理念实际上是源自类似传统崇高“仁治”的道德理念，与其一脉相承，认识到道德理念乃是对理解中国历史和今日实践不可或缺的另一维，两者缺一不可。

依据实践所附带的理念，我们既可以判别善实践与恶实践，不陷入一种不分好坏的“实践主义”，也能够避免勉强用西方不搭界的虚构，包括拒绝善恶的判断，来研究中国的实践。也就是说，兼顾实践与其应该连带的道德理念，我们才能确切判断真实与好坏，实际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来说都如此。

聚焦生成自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践，而不简单偏重主观表达或客观实际，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简单的仅主观或仅客观的单一维的研究。聚焦实践，我们才会同时看到主观与客观双维的互动和由其产生的实践，才有可能避免常见的偏重主客观双维之间单一维的思维习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其实是最贴近实际的研究进路。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在35岁之后据此作出一系列先是关乎中国农村和农民基本生活的四本，而后是关乎中国法律及其实际运作的四本，以及关乎处于中国乡村和城市正规法律和经济体系之间的“非正规经济”的一本，最后是四本关乎理论与方法思考的总共十三本专著。它们可以被视作笔者一生的“实践社会科学”著作。

如今回顾笔者的学术历程，先是著有从狭窄的自由主义思想出发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一书，一本视野比较狭窄、脱离中国基本实际的书。该作给予了笔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的“终身权”，允许笔者在之后的50年学术生涯中能够无拘束地探索中国更基本的实践历史和未来出路，从农村经济到法律体系到研究进路和方法，作出了与中国学术和中国人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加紧密相关的研究。也许，在推进关于中国农村和法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以及关于中国与西方学术理论的异同方面，也指向了一种既有中国特色也带有宽阔跨国视野的可持续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