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目的，学校就是关押人的地方，而不是关注人的地方。”

我上一本完全以教育为主题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现在回过头来再次讨论这个主题，并不是因为我的缺席让教育界有什么损失，而是因为我自己有话想说，不吐不快。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当小学教师开始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教育年轻人，很多令人感到烦恼和痛苦的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想，由此你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傻瓜。我知道教育（education）与学校教育（schooling）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没有多少是在学校中进行的。

电影《死亡诗社》

学校教育可能具有颠覆性，也可能具有保护性，但不管怎么样，这种活动肯定是受到限制的。学校教育要等到一定年龄才能开始，到一定年龄又不得不结束，而且其间还时不时因为暑假和节日不得不暂停。

我们生病的时候学校会很仁慈地允许我们不去上学。年轻人感觉学校教育似乎没有尽头，但我们知道其实并非如此。真正没有尽头的是我们的教育，无论好坏，总之不让我们有片刻歇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贫穷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它无处不在，让人无法忽视，大多数情况下它教给人们什么是无望，但并非总是如此。政治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大多数情况下它教给人们的恐怕是愤世嫉俗，但并非总是如此。电视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大多数情况下它教给人们的是消费主义，但并非总是如此。

正是这个“并非总是如此”让那些著书讨论学校教育的人还能保有一份浪漫主义者的情怀。他们的信念是，尽管文化本身教给人们的一些东西具有破坏性，但学校可以有所作为，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学校教育可以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人们可以看清当下，借鉴过往，对未来充满希望。

电影《死亡诗社》

这意味着，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可以教人如何创造生活，这与教人如何谋生大不相同。要追求这样的事业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政治家很少谈论它，我们的技术对它没有兴趣，我们的商业也对它不屑一顾。然而，这是最有分量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写一写。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在检索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观点时，我注意到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讨论手段，很少讨论目的。

我们的学校应该私有化吗？我们应该有全国性的评估标准吗？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计算机？我们可以怎样利用电视？我们应该如何教授阅读？诸如此类。这些问题有的很有意思，有的则不然。

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回避了学校为何存在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就好比我们的国家由技术人员组成，大家都醉心于钻研应该怎么做，却害怕或没有能力去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稍稍改变一下对“学校问题”的定义——从手段转向目的。“end”这个词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目的”，二是“终结”。哪一个含义都可能适用于学校的未来，这取决于人们是否会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标题，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超验的高尚目标，学校教育必然会走向终结，而且越早终结越好。反之，如果有了高尚的目标，学校就会成为教育的核心机构，年轻人可以通过它找到继续自我教育的各种理由。

节选

在思考如何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学校教育时，成年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工程问题；另一个是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个工程问题和所有这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个技术问题。这是关于手段的问题，通过这个手段年轻人将获得学问。

它设法解决的是何时何地学习的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学习应该如何进行。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任何自认为有价值的有关学校教育的书籍都必须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学习工程性的一面往往被夸大了，被赋予了名不副实的重要性。老话说得好，一样东西百样做，而这一百样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学习也是如此。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是认识事物、感受事物、观察事物、记忆事物、运用事物、联系事物的最佳方法，而其他方法都不及它。事实上，这么说是低估了学习，让它沦为机械化的技能。

当然，有许多学习过程确实只是机械化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存在某种最佳方法。但是，如果你要通过自己学到的东西使自身脱胎换骨——获得顿悟，改变观念，拓展视野，从而改变你的世界——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

我在这里用的词是“理由”，这和“动机”不同。在学校教育的语境下，动机指的是一种暂时的心理事件，一旦有了动机，人就会产生好奇心并且能够集中注意力。我无意贬低动机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把它与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动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做某些事情——例如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的话、参加考试、做家庭作业、忍受学校里不喜欢的东西——的理由混为一谈。

这种理由有点抽象，并不是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很难描述。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理由，学校教育就无法发挥作用。为了使学校有意义，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必须有一个可以侍奉的神灵，或者，最好有几个可以侍奉的神灵。如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神灵，学校就毫无意义。尼采有句著名的箴言正好可以用在这里：“一个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忍受任何生活境遇。”这句话适用于生活，也同样适用于学习。

简而言之，若想让学校教育终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失去目的。

所谓要侍奉的神灵，我指的不一定是上帝。人们认为是他创造了世界，而他在圣典中提出的道德禁令赋予了无数人生活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学习的理由。

在西方世界，从13世纪开始，在其后的五百年里，上帝足以成为建立学习机构的理由，其中有教导儿童学习阅读《圣经》的文法学校、有培养牧师的重要高等学府。即使在今天，对西方的一些学校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学校来说，它们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侍奉上帝或真主，赞美他的荣光。

但凡是这种情况，学校不会出现棘手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危机。也许人们会争论哪些科目能最有效地促进虔诚、服从和信仰，也许会有学生对教义心存疑虑，甚至会有老师压根儿不信教。但对这类学校来说，最关键的是它们有一种超验的精神理念，赋予学习以明确的目的。即使是怀疑论者和不信教的人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应该学习什么，又为什么会抗拒学习。有些人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应该离开。

几年前，我与伊利诺伊州埃尔萨的普林西皮亚学院（Principia College）一位很受欢迎的杰出哲学教授进行过一次令人感到难过的谈话。普林西皮亚学院曾经是，而且据我所知，现在仍然是基督教科学派教会唯一的一所高等院校。

他告诉我，在普林西皮亚学院的那几年是他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他现在选择了一所非宗教大学工作，因为他不再相信基督教科学派的信条。其实他在那里上课的内容并不包括对那些信条的讨论，更没有专门讲授它们。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不满。但他不再相信那个机构的宗旨，每一门课程，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充斥着某种他无法接受的叙事的精神，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我一直希望这位失意的教授最终能找到另一个可以侍奉的神灵，另一种可以赋予他的教学以意义的叙事。

带着几分疑惑，但更多的是抱着信念，我把“叙事”这个词用作“神灵”的同义词，不过这个神灵（god）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God）。

我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不仅是因为“神灵”这个词有神圣的光环，不能随便用，而且还因为它让人想到一个固定的人物或形象。但是，这类人物或形象的宗旨应该是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一个观念，并且在我看来更应该是引向一个故事——这可不是随便什么故事，而是一个讲述起源、展望未来的故事，一个构建理想、确立行为准则、提供权威来源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要给人以延续性和目的感。

我使用的“神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伟大的叙事。这个叙事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复杂性和象征力量，使人能够围绕它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使用的这个词类似于阿瑟·库斯勒在《失败的神灵》中所表达的意义。他的意图是想表明，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验，更不是一种经济理论，而是一个全面的叙事，讲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还希望表明，尽管共产主义蔑视传统宗教的“非理性”叙事，但它自己也依赖于信仰和教条。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诸神一定会失败——远非如此，尽管确实有很多神灵会失败。我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出现过几个灾难性的叙事，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几个神灵都承诺会有天堂，最终却只通向地狱。如果你继续阅读后面的章节就会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灵，它们俘获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但我相信，这还不足以为人们的生活或学习提供深刻的理由。

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就会发现，我相信，有一些叙事可以促进生活和学习，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给予它们足够的关注。这些是为我们服务的神灵，也是我们要侍奉的神灵。

尽管如此，我在这里的意图既不是要埋葬哪个神灵，也不是要赞美哪个神灵，而是要说，我们不能没有它们，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是神灵创造出来的作品。我们的才华在于我们有能力通过创造叙事来创造意义，这些叙事让我们的劳动获得了意义，歌颂我们的历史，阐释当下，并为我们的未来指明方向。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这些叙事不一定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在许多不朽的叙事中，有些细节与可观察到的事实并不相符。叙事的目的是赋予世界意义，而不是科学地描述它。

衡量一个叙事真伪的标准在于其产生的后果：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归属感？是否能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依据，对不可知的事物进行解释？

你会认识到，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约瑟夫·坎贝尔和罗洛·梅将其称为“神话”。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故事的创造性来源和心理需求，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它们称为“幻象”（illusions）。人们也许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时，也有和弗洛伊德相同的想法，这么说不算牵强。

但是，我并不是要从学术角度来区分这些术语的微妙差别。关键是，无论怎么称呼它们，我们都在通过叙事的方式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历史和未来。没有叙事，生活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学习就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学校就是关押人的地方，而不是关注人的地方。我的这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些内容。

电影《地球上的星星》

当然，最全面的叙事还是存在于《旧约》《新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些文本中。但从16世纪开始，至少是在西方，开始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叙事，其力量足以替代诸神。其中最持久的是被称为“归纳科学”（inductive science）的伟大叙事。

然而，像所有的神灵一样，科学之神是不完美的。它关于人类的起源和结局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是不尽人意的。如果有人问“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科学的回答是“可能是个意外”。如果再问“这一切将如何结束？”，科学的回答是“可能会因为一场意外”。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充满意外的生活不值得一过。

此外，如果有人问“你能给我们什么道德指导？”，科学之神嘴巴紧闭，一言不发。它既为仁慈者服务，也为残酷者服务，它在道德上的这种不偏不倚，甚至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为它赢得了全世界的芳心。

更准确地说，真正大受欢迎的是它的后代。因为就像另一个神灵，那个产生了圣子和圣灵的上帝一样，科学之神也产生了另一个神灵——伟大的技术叙事。这是一个无比奇妙、充满活力的故事，它比它的父亲更清晰地为我们提供了天堂的愿景。

科学之神向我们讲述知识和力量，而技术之神只讲述力量。它推翻了基督教上帝关于天堂只是身后奖赏的断言，在此时此地为每个人带来便利、效率和繁荣。它的恩惠普及众人，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一点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但它走得更远。因为它不仅仅是给穷人带来安慰，它还承诺，只要效忠于它，穷人就会变得富有。

毋庸置疑，它取得的成就令人敬畏，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严苛的神灵，而且严格奉行一神论。它的第一条戒律无人不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意味着，它的追随者必须根据技术的可能性来确定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任何其他的神灵都不能阻碍、减缓、挫败技术的统治权，更不要说反对它的统治权。

为什么这是必须的呢？第二条和第三条戒律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第二条戒律说：“我们是技术物种，我们的才华就体现于此。”第三条戒律说：“我们的命运就是用机器取代我们自己，这意味着，技术的创造力就等于人类的进步。”

那些对这些戒律持怀疑态度的人，那些可能对技术之神表示不敬的人，统统被斥为反动的背叛者，特别是在他们谈论其他神灵的时候。

马克斯·弗里施是离经叛道者中的一个，他说：“技术的本事就是把我们和世界隔开，让我们无法直接体验世界。”他和其他这样的异端遭人唾弃，并在有生之年都背负着“卢德分子”的恶名。

还有一些人，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则相信伟大的技术之神可以被驯服得足够温顺，这样它对人的要求就不会太过苛刻。

《美丽新世界》书影

他曾经说过，如果他可以重写《美丽新世界》，“……他将加入一个理智的选择，加入另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利用科学和技术，就像利用安息日一样，它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设置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美丽新世界》中更是如此）让人为它们改变，成为它们的奴隶’”。

尽管我说的话和我的语气都表明我与弗里施和赫胥黎一样，都相信技术之神是假的（我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但我会把这一点留到后面再讨论。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神灵都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危险的。一个过于执着的信念，比如不能容忍其他神灵可能存在，可能会变成变态的狂热。耶稣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是这个意思（赫胥黎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顾一下尼尔斯·玻尔的一句话，这句话和我们的讨论相关。他说：“与正确的说法相反的是错误的说法，但与一个深刻的真理相反的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就像其他智者一样，他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能接触到不止一个深刻的真理。

如果能够在脑海中自如地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真理，那么我们就能够变得宽容开放，最重要的是，能够变得富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是狂热主义最大的敌人。尽管如此，拥有一个深刻的真理、一个神灵、一种叙事，无疑要好过什么都没有。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章艳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