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买票不及时，只买到了站票，在拥挤的车厢里帮一个年轻小伙阿发找了一个位置放行李箱，顺势和他攀谈了起来。阿发05年出生，毕业后到珠三角一个公司做程序员，每天加班，但工资封顶也就七千左右，去做了一个多月，因水土不服以及与小领导发生冲突，辞职回家。问他回家乡准备做什么，阿发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和我们讲他与七个发小的创业计划。阿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大学期间自学视频剪辑，刚开始接视频剪辑单子，一个单子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做得多了一些后一个小时能处理几个单子，算起来时薪几十块钱，读书期间阿发单笔接到的最大的单子七千块钱，改了四版后通过客户的审核，这让阿发感到成就满满。在不断接单过程中阿发也积累了一些稳定的客源，大学期间依靠兼职攒了十来万元，这次回来创业，阿发把自己的十来万元拿出来，家里再支持十来万，凑够三十万准备和发小八人凑够一百来万搞电商创业。在八人中，阿发年龄最大，胆子也最大，创业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在阿发看来，他们八个人中，脑袋最灵活、最聪明的是年龄最小的那个人，并且，他入股也最多，因此，他就被推选为“老板”，不过，这个“老板”还差三天满十八岁。还要再等三天后才能去以他为法人把公司注册下来。在和阿发的简单交流中，发现他们对于创业还没有明确的规划，甚至要生产、售卖什么产品都还没想好，但他的“野心”却很大，“要再搞一个比淘宝还牛的电商软件”。很难说阿发八人能不能创业成功，会不会血本无归，但在和他交流过程中，作为比他大了十岁的“上一代人”却不由得感慨年轻人的敢拼敢闯。也正如我们和阿发聊的那样，就算是亏惨了，也就是把自己攒的十来万、父母支持的十来万亏完了而已，但是两三年后他们也还只有二十岁出头，还有大把的青春、各种机会。和阿发简单的攀谈让我想到了这几天爆火的、项飙关于“生命力”问题的对谈。
紧接着，又让我想到这几年我接触到的许多县域中产，这些中产许多人都是农家子弟出生，在依靠自己的拼搏、时运以及各种关系运作的综合努力下，工作稳定、收入较高，在子女教育方面，精心谋划，将他们送到县城最好的中小学、最好的班级就读。在县域教育质量总体较差的情况下，一些家庭还精心谋划、提前布局，在高中或初中乃至小学阶段就将子女送到市属中小学、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及其附属中小学就读，在家庭与学校的双重高竞争卷入下成功将子女输送到重点高校。即使将子女送进重点高校后，父母仍然在不停操心、谋划子女的未来，如何在子女高考成绩既定的情况下将他们送进层级更高的学校、如何选择专业、如何在高校中转专业、大学期间如何更快入党、应该参加哪些活动、如何与学院老师乃至领导建立更好的关系、如何提前为保研或考公做准备、如何选择职业与就业地点，家长非常想要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里为子女规划好人生，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的人生更具确定性，努力让他们最大化的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再不济也要实现阶层维持。然而，接触了许多出身于中产的重点高校大学生后，我又发现许多父母的期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有时候甚至很难实现，乃至于父母的期望与子女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断裂。这几天，项飙在中文媒体上关于“生命力”的对谈传播甚广，虽身在国外，项飙却十分敏锐的关注到，在当代中国，青少年“生命力”的缺失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家庭和学校双重的作用下，“学校和教育系统不是在供给知识，而是好像在吸收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这个就是生命力。学生来学校提供生命力的消耗，去生产分数、生产成绩。”当家长和学生“认准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好的，当然就会匮乏。所以不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是评价体系的单一和意义系统的匮乏。”在单一评价体系与意义系统中，学生为了获得所谓成功，就要忍受时间的快节奏、空间的高度挤压，在这样日如一日的重复中，人的“生命力”被消磨，“生命力的捕获也包括体力，但它还包括注意力、精力、意义形成过程等方面。”项飙写到了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民工家庭在不平等教育体系中的拼搏，对子女教育的无限投入带来的青少年“生命力”被教育系统消耗的问题，项飙没写到的是，那些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小中产引领、激化、提前化了教育竞争，给学校教育系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高度家庭教育参与、规划子女成长发展的同时也很容易造成中产出身的孩子面临着很大的教育竞争焦虑。于是，在大学可以看到，许多拼命卷入重点高校的学生始终处于项飙所说的像蜂鸟一样的“悬浮状态”，仍然在高竞争性人格的驱动下、在父母的驱动下，努力振动，具有极强的行动力，但却失去了方向，始终不敢停下来，项飙所说的“意识和行动之间的间隔”，即对生命力的追寻对他们来说可望不可及。另有一些学生则被“社恐”“丧”“躺平”等话语包裹，在大学不仅失去了生命力，连掌控自己人生的意愿与行动力都被耗散。还有一些学生在意识到教育系统、家庭对自己的“戕害”后，对社会与父母充满了“怨恨感”，在互联网这个情感机器的作用下走入极端个体主义的困局之中。相比前三类，在父母安排下按部就班，享受“小确幸”的学生算是比较好的状况，只是，许多人已失去了探索与求知的兴趣与乐趣，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没有方向，回到县城感觉不适应，进入更高层级的大都市后又难以忍受职场的“牛马”生活，于是，大量的学生希望进入“体制”这个职业轨道中，寻找到确定性与稳定性。我很同意项飙在那篇对谈最后所说的一段话：“生命力需要的是意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即使在系统没有大的改变时也是可以落实的，而且有时候只要稍微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在个体层面上看见比较大的效果。所以改变系统不是唯一的方式，在不能改变系统的情况下，我们仍有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办法，去创造一些小的横向反思空间。”很多青年需要意识到教育系统存在的弊病，教育系统也要做出改变。同时，很多青年特别是中产青年也应该走出父母给自己打造的围栏与温床，找寻属于青年的野性与气性，做出改变。在我看来，项飙所说的生命力就是青年的野性、气性与理性，“在意识与行动之间创造间隔”需要的就是野性、气性，当然，还有基于理性基础的反思能力。相比于重点高校大学生，我在许多专科学校、普本学校的学生身上反而看到了没有被家庭和教育系统耗散的野性、气性与理性，他们许多都来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乃至底层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