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甚至无法在最基本的事实问题上达成共识时，除了相互争吵指责，还能怎么办？
普林斯顿知名政治教授温迪·布朗，借助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最经典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探讨困扰现代人的社会撕裂与价值冲突难题。
温迪·布朗指出，一百年前的韦伯早就意识到：学术研究无法回答价值问题，应当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立场，大学课堂的价值灌输并不能弥合社会撕裂，政治才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关键场域。在这个缺乏意义的时代，作者借韦伯的声音，呼唤负责任的行动者肩负起创造意义的挑战，唯此我们才能超越这个时代。
★ 借助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诊断虚无主义、社会撕裂与价值冲突等现代社会的顽疾★ 从尼采到韦伯，再到今天，梳理虚无主义侵蚀现代社会的观念史脉络★ 立足教育与政治领域，透视近年的美国及西方政治与社会，起底进步与保守势力的冲突根源★ 超越左右之争，拒绝成为各种立场的传声筒，厘清今日大学教育、学术研究的真正责任与目的如何在这迷惘的当下构想“价值观”？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依照既定的政治—智识传统所提供的罗经点为自己定向。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些传统的范畴、概念和方法往往不适应我们当今的科技、资本形式和气候危机，也在于它们想象地球和人类活动的方式已然过时了。其中还充斥着各种造成了我们今天诸多困境的假设和自负，涵盖了从鲁莽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人本主义到理性主义或客观主义的认知自负，以及排除了照护工作的劳动定义或视自然为被动素材的“自然”定义。它们包含着深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立——自然和文化、事实和价值、人和动物、有生命者和无生命者、文明和野蛮——以及一些较平淡的对立——言和行，或公与私。它们纳入了时间和空间的构想，否认其主张往往带有暴力排斥性、掠夺性或殖民主义的断言。就方法、内容、边界和世界观而言，任何一种知识的学科都无法幸免于这种斥责。与此同时，若想理解当代困境以及其中的可能性，从零开始的理论化本身也是愚蠢之举，原因至少有二。首先，对我们独特的当下所作的明智判断必定带有历史意识。即使我们今天描绘了某些新的权力、科技、主体性和政治形态，也必须考虑到构成并贯穿了它们的悠久的历史力量——其中包括虚无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随着它们参与到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多重效应之中，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其次，这种兼具深刻历史性和对当下独特性之认同的复杂判断时常会受到对早期理论家的研究的推动。这种推动的途径不是应用以往思想家对权力的分析、对状况的诊断、对历史的编撰或其中适于我们时代困境的变革策略，而是批判性地借用前者来思考这些困境。不止如此，很多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影响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开创了深刻而富启发性的新框架，也是因为他们曾积极努力地绘制自己那个迷惘时代的地图。我们并非历史上最早与人类前所未见的当下问题角力的人：只有“当下”是独特的。这就是我在本书中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的缘由，其中尤以他那两场著名的论知识与政治的讲座为重，英语中通常称之为“以学术为志业” 和“以政治为志业”。1917年和1919年，韦伯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之邀进行了这两场演讲，在其中勾勒了这两个领域当时的轮廓、困境和潜力，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意义和正直（integrity）正在迅速枯竭，并且面临着堕入“冰暗严酷的极夜”的威胁。他在他那个时代对慕尼黑大学展开的灼人控诉——其雇佣和晋升的赞助体系、腐蚀性的政治化学术和课堂、对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基于反犹主义等原因的排斥、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低下的教学水准，以及使学术工作遁离世俗的过度专业化——也呼应了我们自己时代的一些特征。韦伯对兼具正直和目标的有志政客的状况的刻画同样黯淡，而且也能引发当代的共鸣：他描绘的政治领域里满是蛊惑民心的政客和官僚，鲜有真正的领袖，主导政坛的是政党机器和受操纵的群众。他认为除了公民投票的形式和功能之外，民主并不可行。他还表示，现代性中的政治生活必然充斥着永恒战争和无法判定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本身也被明显的政治通货——武力和欺诈——浸透了。对那些想要将地球、民主和对正义的关注从悬崖边缘拉回的人而言，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政治，它可以克服、消除、解决虚无主义，或至少可以击退或终结其最严重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管理和传播知识，使其不受虚无主义力量的影响？或者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来克服这些虚无主义力量？这些都是韦伯在其志业演讲中直接面对的问题。就虚无主义而言，我和韦伯并不是在暗示所有价值都已从世间消失了，或者说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没有任何目的或意义了。可以将虚无主义理解为一种状况，而不是一种偶然的态度，它既出自现代性，又为现代性中的意义带来了明显的困境。一方面，想找到意义和价值的标准——遑论其基础——却不诉诸于这些基础的不可靠源头（宗教、传统或逻辑）是很难的，而这种不可靠又会使这种诉求不可避免地变得反动且刺耳。另一方面，对进步的信仰也被揭示为基督教千年信仰的世俗化版本，因现代性未能缔造普遍的和平、繁荣、幸福或自由而被经验性地证伪。当对起源和目标的诉求就此衰颓之时，变革的计划本身就失去了罗盘，用尼采的话说，这仿佛是“我们让地球摆脱了太阳的束缚。”如今，我们是在没有拴绳或光亮的情况下旋转，无法确知要肯定和否定什么，也没有历史运动的时间性（temporality）或方向性。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和判断力都被剥夺一空，令人无法忍受。不止如此。对韦伯来说，学术知识（Wissenschaft，通常译为科学，但涵盖所有系统的、可传播的学术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削弱了宗教的基础，但并未将其终结。确切而言，韦伯实事求是地宣称，在一个理性和合理化的世界里，宗教需要作出一种必要的“智识牺牲”，他的意思是宗教必须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拒绝科学，这问题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什么。韦伯断然否定了尼采的提议——科学也建立在沙基之上，可以用弱宗教形式收获虔诚——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当科学将宗教推下真理宝座时，它不会也不能取代宗教那种创造意义的力量。科学的这种局限性改变了真理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含义；它分离了事实与价值，使后者在学术层面上已无法确定。科学可以揭开世界的奥秘——韦伯称之为祛魅过程——却不能产生价值观或为其排序。尼采写道，科学永远不能创造价值，这使其成为了“禁欲主义理想在当前的最佳盟友”，它的“目的是劝人们放下以前的自尊”。韦伯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科学并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回答仅有的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活？’”功利主义的计算也许能揭示我们在追求某些目的时失去了什么目的，但无法确定什么重要，以及为何重要。科学无法回答托尔斯泰的问题。当它假装可以的时候，就像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治理和行为准则的出现一样，虚无主义会跨过一道新的门槛，韦伯在不知其确切形式的情况下就对此早有预料。对韦伯来说，随着科学砍掉了意义的宗教和道德根基，价值观也遭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源头的侵蚀，即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所说的“价值合理性”（value rationality）都被“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赶超了。这种赶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摆脱了伦理束缚；它能为人接受，凭借的是这种形式对手段和目仍捆绑在一起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所拥有的纯粹权力。韦伯关于手段与目的分离所释放的原始权力的理论巩固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人与生产目的分离）和官僚主义（官僚与组织整体职能分离）机制的理解。这一理论也构建了他对合理化和世俗化的构想，即这二者是系统性的力量而非主观的意图或目标造成的结果。但是，如果将手段与目的分开，通过效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权力，那么手段也会削弱目的并最终将其吞噬。一切都变成了工具，权力只会带来更多权力，财富只会带来更多财富，计算只会带来更多计算。体现为巨大的“人类机器”的工具理性本身成为了束缚我们的“铁笼”，并将最初作为满足需要的手段转变成了一种统治秩序。同样地，工具理性不仅独立于价值，而且天生倾向于摧毁价值，超越其本应达成之目的，或将目的本身转化为手段，最终以工具合理性掏空各处的价值观。金融化和数字化是起初的工具渐变为人类无法控制的统治装置的最新例证，它们现在如此强大，可能一夜间就会让世界陷入灾难。总而言之，对韦伯来说，一方面，现代性中的所有意义都被揭示为造物而非发现，价值是无法判定的。另一方面，既定的意义都被祛魅和合理化的力量无情打破，科学篡夺了神话和奥秘的地位，手段则在一个工具合理性的世界中蚕食着目的。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然而对韦伯来说，虚无主义的问题超过了这些削弱价值的祛魅和合理化的力量。确切而言，其问题在于现代性中随之出现的知识、政治和宗教间的区隔，尤其是在科学与宗教、政治与宗教、知识与政治之间形成的隔断，有时甚至是对立。在现代性中，知识的特征必须是客观性催生的价值中立；政治的特征必须是价值斗争，以及坚定地认同这种斗争只包含人类而非神祇的权力和目的；宗教断然绝拒斥了这两套假设，旨在肯定知识和价值观都是源自超凡脱俗的力量并且要由其传达。虽然历史较短，但这种对各领域以及合法化各领域的原则进行的明显的现代分隔正是韦伯力图强化和维护的对象。这一点可以同时从韦伯在他那两场讲座中形塑学术和政治志业的方式看出。一方面，他区隔了这两种志业，又区隔了这两者与宗教志业。另一方面，他又给这两者注入了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精神， 一种既赋予从业者活力又对其施加伦理约束的精神。他从天职（Beruf，使命或志业）——在以世俗工作侍奉上帝的新教诫命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中汲取了这一概念，由此重申了这两个领域的后世俗使命并不与上帝相关，而是与奉献、信念和牺牲相联，在神性消失后，这三者可以说就是宗教实践和宗教情感的剩余物。唯有诉诸这种在失去至上存在者（SupremeBeing）之后依然存续的精神伦理之力，才能防止政治和知识实践沦为赤裸裸的自我满足或权力意志。正如韦伯用后虚无主义的性情模式所阐明的，天职需要对无私、成熟、克制和责任的近乎超人的承诺，以及对一种自我以外的事业的热情奉献。天职并非仅仅将主体塑造成一种志业的载体，或者它所服务和满足的对象，而是通过它才能发挥潜力的主体。这就是说，在现代性中，宗教与学术和政治的分离除去了宗教本身对真理或权力的责任。因此，当信教者不留在自己的地盘，而试图在政治或知识领域行使认识论权力或实际权力时，就会导致一种特殊的腐败，韦伯认为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圣化。反过来说，矛盾的是，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唯一负责任的行动者，也是唯一能带领我们超越这个时代的人，就是一个彻底直面今日建构意义的困境，并在一个缺乏既定意义的世界接受创造意义这一挑战的人。如果现代性是由知识和目的之间以及知识和信仰之间的无法弥合的鸿沟构成的，那么也只有那些能直面这些鸿沟，并在与其建立的伦理性的、勇敢的关系中培育激情和事业的人，才有能力成为负责任的学者或政治行动者。只有那些直面公共生活中道德绝对性的缺失、认定为这些绝对性而诉诸科学或宗教是不适宜的人，才会给宗教、学术和政治这三个彼此分隔的领域带来正直和伦理责任。此外，对于韦伯来说，这种价值观基础的缺失同时也揭示了它们天生就是由权力构成，可以展开争论和批判性分析，即使它们不是生自理性，或为了合法性而得以引用。正是这些特征使价值观本质上具有了政治性——既有偶然性，又充满权力——也使政治成为了争夺价值观和为其而斗争的领域。（如果尼采给哲学指派了创生后虚无主义价值的任务，那么韦伯拒绝这种指派正是为了保护知识，使其不受政治的影响。对他来说，学院是一个冷静地分析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的假设和影响的地方，而不是孕育或传播它们的地方。）对韦伯来说，政治并不是只会受到现代性中的虚无主义的影响，也是抵御虚无主义那危险的潜在反转——转向冷漠或更糟糕的宿命论、玩世不恭、轻浮、自恋，或对权力和暴力的不负责任的运用——的独特场域。在一个世俗的、理性化和虚无主义的时代，宗教和文化权威已然瓦解，政治在表达、辩护、争论和追求价值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当虚无主义完全成熟时，终极价值不但以庸俗的方式政治化了，同时也被放大为政治斗争的终极关键。一方面，无处不在的政治化（例如今天的消费、饮食、消遣、娱乐、时尚、家庭形式、育儿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体型）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征候。另一方面，正式的政治生活则是一座虚无主义的剧场：政治领域就是虚无主义以不加掩饰的形式出演的舞台，也是追求世俗事业以克服或反击虚无主义的一处场域。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种潜力同时存在，而且经常发生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