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高等教育以上的阶段不再需要学生念书（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做学问（学而后问）。换言之，学生该做的不是解出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而是提出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
在新书《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深耕研究和教育四十余年，著书上百部，首次将毕生功力倾囊相授，以18个步骤，143个具体操作拆解做研究的全流程。
从提出问题到撰写研究计划、写成论文，到最后如何当一个审稿人、如何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上野千鹤子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以学术为业，一路走来的经验和收获。
下文摘自《从提问到输出》一书，因篇幅有部分删减。
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
译者: 曹逸冰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开本：32开
页数: 272
装帧: 平装
定价: 49.00元
ISBN: 9787549642939
我将学问定义为“可传播的公共知识财产”。学问是可以传播的，所以也可以学习。学问没有艺术或宗教那样的秘技与奥妙。日语里的动词“学习”本就由“模仿”一词演变而来。学问应当简单明了，能照葫芦画瓢地习得，最终生产出公共的知识财产，而非私有财产。
因此，我认为研究者更像是工匠（artisan），而非艺术家（artist）。对艺术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作品像“歌德的作品”“罗丹的雕塑”那样与专有名词挂钩，无法被他人模仿，但工匠的终极目标是作品不再与专有名词绑定，成为谁都能用的公共财产。所以，像“福柯的话语分析”那样逐渐褪去专有名词的外衣，以“话语分析”广为人知并成为社会科学界共享的工具，发明者本身被人遗忘，才是社会科学家的至上荣誉。
“身份认同”“参照群体”等形形色色的概念就是如此转化成了全体研究者的公共财产。成为研究者，就是加入这个专家群体。如果你想生产百分百原创、谁都无法模仿的独家表达或作品，那最好朝艺术家或创作者的方向努力，而非成为研究者。
提问
研究始于提问。研究层面的问题被称为研究问题。“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是每个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
提问也许是难度最大的环节。因为解答问题的方法可以教，提问的方法却教不了。而且，提出没人提过的、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很考验提问者的人生态度与个人品位。
这个环节以前也被称为“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不会有问题。借用信息科学的术语，也可以将问题意识描述成“捕捉噪声的敏感度”。噪声是对现实生出的别扭感、疑问和执念。在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停止思考的人是不会产生噪声的。
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要提不属于他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
在指导研讨组时，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无论学生提什么问题，都不评判其价值大小或优劣。因为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没人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话，而我的观点是It is your question, but none of my question（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这似乎与“生产信息就是生产对知识共同体有价值的公共财产”相矛盾，但我之所以强调要提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皆因研究是一项烦琐、耗时又费力的工程。没有想解开的问题，就无法坚持走完这个麻烦的过程。哪怕一个问题对其他人没有意义，只要对研究者自己有意义，就能收获名为“满足感”的回馈。“哦，原来是这样！”——对做研究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豁然开朗更有价值的回报。
我总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也因此提出了绝不会在其他研讨组出现的主题，有些天马行空，有些直教人皱眉。从“如何度过平安夜”这种无关紧要的主题（但我从不会说问题毫无价值）到“（对自己来说）最色情的性行为是什么”“顾客在恋爱风俗店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嗯，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自己收集资料了。”我这样说着，鼓励学生自己研究，而他们也根据一手资料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离巢毕业。
据说有些研讨组是老师设定主题分配给学生，但我从不这么做。与所谓“调查学习”不同的是，我也从不会让学生收集现成的二手信息，弄出几篇谁来写都大同小异的报告。从这个角度看，上野研讨组营造出了少有压抑（即容易产生噪声）的环境，个性人才辈出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我的问题我来答
再聊聊“当事人研究”吧。
当事人研究源于北海道浦河町的“伯特利之家”，不过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 那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法子嘛”。当事人研究，说白了就是“我的问题我来答”。女性学就是一门由女性自己来解开“女性”这个谜团的学问。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也算是当事人研究的先驱了。
回顾一下女性学遭遇过的阻力，就不难想象当事人研究在学术界面临怎样的障碍。阻力是认可的反作用力。如果连阻力都没有，那就证明当事人研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只是被看作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种“生存技巧”，类似社交技能训练的心理疗法，只是自称作“研究”罢了。如今，女性学在学术界已经站稳脚跟，成立了学术团体，拥有了学术期刊，争取到了研究所、讲座、职位和研究经费，但当事人研究能否走上同样的道路还是个未知数（上野，2017）。
提问就是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可以是question，也可以是problem。女性学从女性问题出发，但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问题（problem），也是女性提出的问题（question）。
对我来说，身为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只因为是女性，就会在社会上遭受他人不合理的对待。我想解开这个谜，却发现以往的研究尽是些“男人教你识女人”的玩意儿，“老子最了解女人，你乖乖听着就是了”的态度跃然纸上。那些研究不仅无法说服我，还充斥着男人对女人的妄想，让我十分反感，心想“你们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女人自己最清楚。由女性开展的女性研究之所以少，是因为学术界的女性研究者的绝对数量少。于是我们开创了“由女性开展、为女性服务、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 by women,for women），女性学就此应运而生。
“女人研究女人过于主观”“不中立就不算学问”“男人怎么就不能研究女人了”……女性学刚成立就遭到各方批判。学术界对“中立”与“客观”的信仰至今根深蒂固，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女性学？那算哪门子的学问？”
当事人研究的立场便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专家”。女人最了解女人，那就让我们女人来研究女人吧——女人从学问的客体转变成主体，于是才有了女性学。“我居然能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我在初次接触女性学时的茅塞顿开还历历在目。因为在那之前，我也一直认定学问就应该是中立和客观的。
所以，问题首先得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研讨组曾有个学生抛出这样的疑问：“老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能直白地引出最根本的答案。我下意识地回答：“就是揪着你不放的东西。”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从小到大，“身为女人”就是揪着我不放的谜团，所以我决定把它当作研究问题。再加上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还是个不幸的家庭主妇，我接二连三地发问：“家庭主妇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女人会成为主妇？”“成为主妇会遭遇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家庭主妇”是一个深奥的研究主题。我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2009）正是通过家庭主妇，揭露了近代社会的结构。女人当家庭主妇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从未有人认真提过这个问题，既有研究也很少。
同理，身为身心障碍人士、在日韩国/ 朝鲜人、性侵受害者……也可能是揪着你不放的问题。在外国出生长大的日本女性说，“身为日本人”是比“身为女人”更大的谜团。每个人想要解答的问题形形色色，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和人生经历。遇到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研究者莫大的幸福。不是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也无法全身心投入研究。
学问乃极道
我常说学问是一条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极道。有人把做学问比作“穷人的消遣”，但做学问费时费力又费钱，与“穷人”实在不搭。而我之所以用“极道”“消遣”这样的字眼，其实是为了告诫自己：别以为和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极道”相比，学问能有多少特殊的价值。因为若是不加约束，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自高自大，误以为学问处于人类各种文化事业的金字塔尖。
提问永远意味着“提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不能是谁塞给你的。所以我时常提醒那些抱怨研究得不到回报、换不来职位的研究生：“你走的是解答自身问题的极道，问题又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你又能怨谁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奢侈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