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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南南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演进，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实力崛起、世界格局重构的缩影。金砖顺利扩员后，金砖合作进入“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金砖成员间的差异情况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多被进一步拉大。金砖国家如何整合各方资源，平衡成员国目标，优化合作机制，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成为最为紧迫的现实难题。

“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是南北“发展鸿沟”持续缩小与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崛起的新时代。由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上的主动性与能力同步提高，南南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第一，南方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南北“发展鸿沟”正在缩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自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中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就不断扩大。2023年，全球南北方已基本形成“南六北四”的大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8年，南北“发展鸿沟”将进一步缩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贡献率，将占全球GDP比重的61.49%，发达国家则为38.51%。

第二，在经济实力“南升北降”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支撑上的“政治觉醒”也愈发明显。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再以发达国家的行事标准为自身标准。以俄乌冲突为例。冲突爆发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预先设想与俄罗斯展开对抗，而是选择采取中立态度。同样，在巴以冲突中，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与美国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组建和参加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机制。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次年南非也正式加入金砖，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正式成型。金砖合作的理念，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与和平合作，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协作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高度契合。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议程设置能力增强，南南合作空间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在联合国层面最为突出。2000年9月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虽然为南南合作设立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合作框架，拓宽了南方国家的合作空间。但是，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过程来看，其本质还是北方国家为南方国家制定发展目标，执行方式也是南方被动接受北方援助。然而这种情况在2015年9月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的制定过程中发生改变，南方国家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提升，且影响到了《2030年议程》的最后结果。

尽管“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为金砖国家合作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扩员之后，随之而来的金砖机制升级难题，域外国家的机制竞争，以及现有合作的不够深入，都对“大金砖合作”构成新的阻碍。

第一，金砖成员数量与差异同步扩大，新金砖政策协调压力激增。以金砖国家三大重点合作领域——数字经济为例。尽管近年来金砖各国都已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重要性，不同国家也先后制定了各自的数字发展战略，但从合作意愿与合作条件来看，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合作意向方面，结合2023年以来近6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发布的宣言内容，在不同国家召开的峰会上，关于数字经济的着墨各有不同，字数从不到100字到400多字不等，提及数字经济的次数也从1次到4次不等，最大一次的前后反差出现在印度新德里峰会上，最后的会晤宣言关于数字经济的部分只字未提。实际反映出不同金砖国家对相同议题的不同重视程度。合作条件方面，金砖10国中，沙特、阿联酋两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最高，互联网普及率达99%；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也均超70%，处于较高水平。但是金砖新成员中，埃塞俄比亚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6.7%，远低于全球59.7%的平均水平。金砖在类似“数字鸿沟”上的差异，限制了金砖国家对相同议题的现实行动力与参与度。

第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正式性与美西方分化，增加金砖合作的内外压力。金砖国家的合作目前主要采用“非实体机制化”的对话论坛模式，而这种实体化的合作机制建设实际处于“三无”状态：无常设秘书处、无专属办事机构和行政雇员、无具体执行或监督的管理实体。由于缺乏综合性的统筹执行机构，金砖国家达成的合作议题，受成员国意愿与能力影响严重。

与此同时，来自美西方的制度性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加大，无论是旧金砖国家，还是新加入的成员国，与美国或是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都有着广泛合作。随着美国、欧盟等国对于南方国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通过加强金砖成员与美西方的单方面合作，提高金砖成员在美西方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参与度，已成为美西方分化金砖国家的重要方式。

第三，金砖合作机制同发展中国家的横向交流和实质性合作偏少。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代表性机制，金砖合作机制的合法性与代表性来自于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从当前金砖国家的对外合作内容与进度来看，与发展中国家的横向交流和实质性合作仍然欠缺。

综合 “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特征与现有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推进金砖扩员标准化，防范出现“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密切新金砖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交往，将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三大演进方向。

第一，完善金砖扩员标准，继续壮大金砖朋友圈。由于没有建立起明确的章程规则和法律程序，当前金砖关于接纳新成员国的问题，只能通过金砖全体成员国的协商互动进行，未能形成可供参考的科学评价标准。在金砖成员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建设上，金砖国家势必将展开新一轮对话协商，推动金砖扩员机制走向成熟。

第二，防范出现“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提升金砖合作的协调性与一致性。所谓“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原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中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剪不断，理还乱。后被学界用来形容国际制度重合造成的治理失效现象。在金砖合作中，“意大利面条碗”的现象也长期存在。随着扩员后的金砖合作情况更加复杂，出现此类现象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如何防范此类现象带来的风险，提高金砖机制建设的整体协调性与一致性，将成为新金砖的重要工作内容。

第三，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探索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方式。经过本轮扩员，新金砖在以安全、生产、知识、金融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权力中都实现了质的提升，金砖的综合国际影响力得到充分增强。这种不断提高的综合国际影响力将大大拓展金砖在世界事务的合作范围。金砖作为多元化、跨领域合作的典范，既可以成为连接全球和地区世界的“桥梁”，每个金砖成员作为自身区域内的重要经济体，又可以积极推进区域内的一体化。如何密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全方位提高金砖国际影响力，已成为摆在金砖面前的新命题。

第一，以“三大全球倡议”为引领，加快金砖“三轮驱动”合作架构的提质升级。从全球发展倡议角度，以金融合作增强经贸财经的压舱石作用。金砖国家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为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撑，重启贸易和投资这两大经济增长引擎。从全球安全倡议角度，推动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支持设立金砖国家国际热点问题工作小组，提高金砖国家对地缘政治热点事件的集体参与度，增强金砖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集体影响力。从全球文明倡议角度，进一步理顺金砖国家双边与多边人文交流与合作机制间的关系，确定优先合作领域，打造示范性工程，将资源优先投入有效夯实民意基础的人文交流项目中。

第二，建立以渐进性、功能性、平衡性为原则的金砖扩员标准。首先，落实渐进性扩员。对于申请加入金砖的国家，可设立有限考察期，与其在部分领域展开阶段性合作。其次，以能否产生合作收益为标准，推进功能性扩员。申请加入的国家，只有与金砖功能定位、合作重点领域相适应，才能更好发挥成员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产生更多的合作收益和共同利益。最后，以是否具有代表性，坚持平衡性扩员。在新成员的选择上，要坚持兼顾地理分布、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等因素。

第三，对内推进金砖实体机制建设，增设“上届+本届轮值主席国”的议程联合评审环节。在推进金砖实体机制建设方面，探索创设金砖合作部长理事会与专门咨询委员会。在议程设置程序方面，增设“上届+下届”的联合评审环节。上届轮值主席国将负责总结汇报各金砖成员国关于上届议程设置的情况反馈，帮助本届轮值主席国了解各方利益关切与具体议题执行进度。同时，上届轮值主席国也将参与评估由本届轮值主席国提出的相关议程，并给出修改意见，防止议题设置过度向轮值主席国倾斜，最大限度综合各方利益关切。

第四，对外设立金砖区域合作委员会，以“金砖+”模式与其他国际组织展开交流合作。2017年由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已成为金砖国家与非金砖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方式。通过设立金砖区域合作委员会，则能将“金砖+”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金砖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拓展上。通过金砖区域合作委员会，搭建起金砖国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沟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