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西方官员都坚信，国际贸易能降低战争风险。这种理念曾激励英国议员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1846年倡导废除谷物关税。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尽可能消除所有经济障碍，建立贸易条件的平等”作为他世界和平蓝图的一部分。美国历任任期最长的国务卿科迪尔·赫尔（Cordell Hull）在1948年表示，“不受阻碍的贸易与和平相辅相成”。

这种理念在冷战期间及之后一直存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和德国试图将两国经济紧密结合，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两国之间再次发生灾难性冲突。冷战的铁幕倒塌后，许多欧洲政治家认为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建立合作性的外交关系。出于类似的原因，美国及其盟友努力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例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效促进亚洲和平的进程。

然而，学术研究并未证实这种理念的准确性。1990年之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在抽象层面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在全球经济与冲突之间的相关性上，实证研究相对缺乏。过去三十年，出现了大量实证研究探讨这种关系，但研究结果却是五花八门的。

今天，已经有足够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些答案，但并不直观。研究认为更多的贸易和全球化本质上会减少战争的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反之亦然。全球经济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些因素很重要，有些则不重要。那些有意义的经济联系似乎既具有稳定作用又具有破坏的作用。例如，贸易有时能够减少冲突，有时却会助长冲突。生产的全球化——即跨国公司在各国之间分散经济活动——在大国之间具有稳定作用，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国际金融流动——跨境购买债券、股票、货币等似乎根本没有明显的影响。

美国似乎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现实。美国的领导人曾经似乎认为，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对美国安全有利无弊，而今天的领导人似乎认为这一政策是彻底的失败。但政策制定者必须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美国想要防止战争，就应该采取一种细致入微、循序渐进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只有在存在重大风险时才限制这种接触。贸易对促进和平并不全然有益，也非全然有害。它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害的。

数千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公元100年，普鲁塔克认为国际贸易带来了“合作与友谊”。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如康德、潘恩、卢梭和孟德斯鸠，都认为国际经济联系使得国家之间的战争成本更高，因此战争不太可能发生。“贸易的自然结果是导致和平，” 孟德斯鸠在1748年写道。一个世纪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宣称，“正在迅速使战争变得过时的是贸易。”

但也有其他思想家坚决不同意这一观点。1787年，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批驳了“商业精神有软化人们行为倾向”的看法，并总结称历史上有许多基于商业动机的战争案例。奥地利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841年主张，减少参与国际市场是提高一个国家生产力和安全性的最可靠途径。1917年，为人熟知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写道，争夺外国市场会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在冷战期间，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宣称贸易促进了和平，而现实主义者肯尼斯·沃尔兹持相反看法。沃尔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在经济紧密联系下发生的，这反驳了经济联系可以防止战争的观点；相反，更紧密的联系创造了新的摩擦和争端领域。而罗斯克兰斯认为，历史正在向“贸易国家”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这些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开战，因为国家可以购买它们需要的一切，而冲突意味着失去财富。

近30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将与中国的贸易视为毫无疑问的好事。美国在与苏联竞争的同时，通常表现得好像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和平。美国利用其领导地位推动全球经济开放，部分推动力来自一种普遍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破坏了经济稳定，从而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美国推动一体化也有其局限性。苏联对参与经济全球化兴趣不大，美国乐见其成。美国认识到，与其盟国加强一体化是在增长和技术发展方面超越苏联集团的手段。

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开始进行重要的实证研究，探讨经济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是资本主义和平理论。该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埃里克·加兹克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和平都是有利的。

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与这种乐观观点相符。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对安全有利无害，取消了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并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业务。但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主流观点已经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认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是一个错误，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决策者们似乎相信商业与冲突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只是他们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关系。

这种不确定性情有可原：经过仔细审视，全球经济与全球稳定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复杂多面。尽管有一些研究支持商业促进和平的乐观观点，但它们只是个别案例。对商业与冲突关系的所有实证研究进行系统审视后会发现，这种联系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

以贸易为例。我在自己即将出版的《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到，自2000年以来已经有57项实证研究探讨了贸易对战争和和平的影响。其中只有16项支持了贸易普遍促进和平的乐观观点。有1项研究发现贸易促进冲突，而有9项研究则认为没有影响。剩余的31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对战争可能性的影响是混合的——有时能预防战争，有时则促进战争。

这些混合效应的发现本应该是有用的，如果它们能够提供一致、清晰的洞察力，解释导致和平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呈现出来的情形却是长期、棘手，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例如，最近的研究发现，只有当贸易发生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大多数贸易涉及不同行业产品的国家之间、大多数贸易涉及相同行业产品的国家之间、参与共同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之间等贸易才会促进和平。因此，决策者们很难制定增进和平的贸易议程。贸易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有如此多的例外情况，以至于无法简单地总结出什么简明扼要的结论，供政府、学者或其他任何人参考。

国际金融对安全的影响更加难以捉摸。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防止战争。例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坚持认为，国际投资者将“不会为一个国家的地区战争提供资金”，并且“实际上会惩罚那些因为与邻国交战而消耗全球唯一显著增长资本来源的国家”。但文献并未表明投资者总是会撤离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此外，在直接考察资本流动如何影响冲突可能性的四项研究中，只有一项发现了稳定作用，两项认为没有关系，还有一项发现外国持有更多政府债务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生产全球化对安全的影响则更加明显，但仍然具有双重作用。在2005年出版的《生产安全》一书中，我得出结论，通过减少先进国家可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使国家在没有国际供应链的情况下制造先进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生产全球化减少了大国安全行为中最危险的形式：即运用大量军事力量彻底改变领土现状。例如，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国可能会失去国际供应链的接入。马克·德沃尔（Marc DeVore）的后续研究证实，尖端国防生产需要与全球供应链广泛整合。安德鲁·科（Andrew Coe）和乔纳森·马科维茨（Jonathan Markowitz）也更详细地展示了近年来的生产变化大幅降低了征服的经济利益。

要想了解为什么近年来的生产变化能够遏制大国冲突，可以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纳粹德国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工厂（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之一）时，他们能够利用这些工厂生产大量武器。战后，苏联占领了德国东部地区，通过拆解成千上万的工厂，将设备转移到苏联领土，然后由苏联工人重建和运营这些工厂。

由于今天的先进工业分布在许多国家，要复制苏联的成就将更加困难。现在，征服一个先进国家仅能获得价值链的一部分——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此外，今天许多先进生产依赖于经过专业培训的高技能工人，这些工人可能会逃离国土或不能为他国所用。

中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两难境地，这是其他任何崛起中的大国都不曾遇到过的。

此外，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大国基本上能够独立制造尖端武器。但由于今天先进生产的高复杂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依靠自己的公司保持在国防相关生产领域的地位。过去的大国即使在被切断了供应线后，也能维持他们生产武器的能力，但今天这种供应中断的限制效果将会大大增强。

当征服先进国家的经济利益较低，而大国在生产上无法独立行动时，它们更难以使用武力来推翻基本的国际秩序。然而，全球化生产的安全利益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行动。毕竟，贫穷国家没有能力征服先进国家，因此它们采取的军事行动很少会引发广泛的经济限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武器的传播，生产的全球化实际上似乎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通过加入全球国防制造供应链或购买来自参与供应链的国家的武器，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的武器装备。装备更好后，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攻击更多的国家。

商业与冲突之间的模糊关系无处不在，但或许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这一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追求快速增强力量的过程中，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困境，这是其他崛起中的大国所未曾面对过的：为了重塑全球秩序，中国将需要直接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然而，如果这样做，中国将面临失去其经济增长依赖的经济体的风险。

美国已经展示了其能够有效利用中国对外国公司的广泛依赖。从2019年5月开始，美国利用出口限制严重削弱了曾经领先的电信公司华为。然后，在2022年，美国利用这些措施削弱了中国整个半导体行业。这些针对性的技术限制只是美国在战时可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的一个小小预演。如果中国发动冲突，美国可能实施全面的经济封锁。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相反，中国生产了大量、多品类的产品，并且需要依赖全球公司以维持经济发展。

但是美国也需仔细权衡。它对中国有影响力，但如果施加力度过大，这种影响力可能很快被耗尽。如果美国过度地对中国实施经济限制，中国可能会背水一战。因此，美国必须找到合适的限度，在适当时限制中国，但又不过度。

要实现这一平衡是十分困难的。经济与冲突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性建议。美国官员需要认识到，与中国的接触并不像打开或关闭开关那样简单，还存在着开与关之间的中间位置。

2022年，拜登政府完全封锁了中国获取尖端芯片及其制造所需设备的途径。考虑到这些芯片对中国武器生产及整体技术竞争力的巨大意义，这个决定相对简单。其他行业则更加棘手，如稀土矿物——对现代技术至关重要但难以开采的金属。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80%。但考虑到潜在的环境污染，试图恢复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将是一个错误。最佳策略是建立大量库存，而这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而不是减少贸易。在冷战期间，美国曾经有过大量的原材料储备，现在需要重新建立储备。

美国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官员认识到通过限制措施实现目标的价值。在宣布半导体限制措施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指出，华盛顿正在采用一种“小院高墙”的方法。但贯彻这一路径更为困难。广泛对中国出口商品施加保护主义壁垒的政治压力明显存在，而其中许多商品并非属于战略性行业；决定哪些限制措施有价值，哪些没有，在新技术不断带来不稳定性的时代尤为困难。为了规划正确的道路，美国将不得不聘请更多的经济战略家，并确保这些专家之间协调更好。目前，这些官员分散在政府的六个部门：国务院、商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

但归根结底，美国做出正确决定的最佳方式与其说是官僚体制改革，不如说是保持基本的谦逊。商业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太复杂了，无法完全把握。美国应该保持谦卑和怀疑态度。在评估全球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时，看似简单的答案往往具有吸引力，但它们几乎总是错误的。